“草地”这一词，在现代人的语境里一般象征着绿色、自然和活力。
然而在上个世纪的一段特殊历史时期，它在中国近代史上代表的却是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含义。
中央红军过草地，是长征期间的重要历史事件，其后发生的故事也耐人寻味。
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分别从全国各个苏区向陕甘苏区进行战略转移，跋涉二万五千里，最终在甘肃会师。
而红军“过草地”，可以说是长征途中最为艰险困苦的阶段之一。
1935年8月，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开始过草地。
所谓的“草地”，指的主要是四川西北部若尔盖地区的高原湿地沼泽。
这里地形复杂，气候恶劣，泥泞不堪，荒芜贫瘠。
而红军开始长征的这个时段正好是草地的雨季，自然条件更加恶劣。
放眼望去，遍地都是水草泥潭，根本没有路，战士们只能踩着草甸小心翼翼地前进。
如果一个不小心陷入泥沼，就有被没顶的生命危险。
另外，红军还面临着极度缺乏食物供给的困境。
长征一开始，红军还是有比较充足的食物和装备的。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反动派的围剿，食物慢慢地消耗殆尽，最后就连野菜、草根和树皮都不能吃上。
过草地期间，不少战士甚至开始煮皮鞋和皮带充饥。
就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缺衣少粮的中央红军，硬是凭借乐观的革命主义精神和优良的组织纪律战胜了困难，走出了茫茫的草地。
红军成功过草地，保存了大部分有生力量，这本来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然而现实并不是小说，走出困境并不意味着能迎来大团圆的结局。
经过这种种磨难，红军物资弹药都严重不足，战士们衣衫褴褛、面黄肌肉，队伍亟需休整。
外部国民党反动派虎视眈眈，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要将中国革命的先进力量扼杀于微时。
然而这时的红军却举目茫然，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走，最终的目的地也都无从得知。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个烧饼铺的老板，在无意当中帮了大忙。
走出草地之后，红军继续前行，千辛万苦越过岷山之后，来到了甘肃省陇南市宕昌县西北的一个偏远小镇——哈达铺镇。
此时的红军队伍已经人困马乏、筋疲力尽。
虽然走出了泥泞的草地，却失去了前行的目标：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到底在哪里？
一时之间，大家都陷入了迷茫。
身体上的饥饿与困顿咬咬牙都可以克服，然而精神上的迷茫与焦急却让人坐立难安。
时任红军东路军政治委员的聂荣臻放下行李，却无暇休息。
他拖着疲惫的身躯在屋里来回踱步，为红军下一步的出路苦苦思索。
不知不觉间，天色暗了下来，于是聂荣臻忙让办事得力的团政治处干事杨家华出去买些吃的。
杨家华在街上找到了一家烧饼铺，掏光了身上所有的钱，买了四个烧饼。
由于当时条件艰苦，根本没有像样的食品包装纸，烧饼铺老板便随手用一张旧报纸把烧饼包了起来。
回去后，杨家华摊开报纸，让聂荣臻先吃。
聂荣臻一边吃着烧饼，一边漫不经心地浏览着包装用的旧报纸。
这是一张《大公报》，忽然，聂荣臻停止咀嚼放下烧饼，而是一把抓起报纸。
一旁的杨家华吃了一惊，忙问道：“政委，出了什么事？”
聂荣臻激动极了，边拍大腿边高声说：“这下可太好了！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陕北有我们的人！你快把通讯员叫过来。”
原来，在此之前的一年，第一支长征的队伍就提前出发了。
由于当时红军的通讯设备简陋、条件恶劣，导致大部队与先遣部队失去了联系。
而这张用来包装烧饼的《大公报》上刊登的，正是这支部队的消息“陕北共匪甚为猖獗…三十二县皆赤化…”。
刘志丹以弱胜强九战九捷，不仅挫败了国民党军的围剿，还建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有效巩固和发展了陕甘边根据地。
聂荣臻当即让通讯员骑马，将这份报纸加急给中央领导同志送去，然后又喜笑颜开地表扬杨家华：“你可是立了大功了，这个烧饼买的非常好！”
说着，又从身上摸出一块大洋递给杨家华：“来！再去多买几个烧饼回来！你也多吃点！”
这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谁也不会想到，一张用来包烧饼的旧报纸，竟然会给处于绝境之中的红军帮了大忙。
这是党中央第一次得到确切的书面信息，陕甘还有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
得到消息后，毛主席很快来到哈达铺镇，同行的还有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等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连同直属部队约八千人。
当天，毛主席等主要领导同志就在哈达铺安顿了下来。
红军一行人在镇上走走停停，观察和熟悉当地情况。
在路过一家叫做“义和昌”的药铺时，看到铺子后院还有几间闲置的平房，非常简陋。
毛主席停下了脚步，指着平房说：“我看这里就非常好！后院僻静，少有闲人。我决定就驻扎在此地了！”
之后就安排警卫员跟当地老乡商定，张闻天也一同住在了此处。
第二天临时在哈达铺的一座关帝庙召开了党内团级以上干部会议，并且制定了关于中央红军前途命运的决策方针。
会上，毛主席做了《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政治报告，正式决定红军要“到陕北去”，与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刘志丹红军部队会合。
毛主席向同志们传达了陕北根据地的消息，同时讨论了下一步部队整编组织等工作。
这是长征以来，中央红军第一次提出明确清晰的最终目的地。
会上，毛主席笑着说：
“我们要首先感谢国民党的报纸，要不是有这份报纸我们就不会了解陕北红军的消息，那里不仅有刘志丹和徐海东的红军部队，还有坚实的革命根据地！当然我们更应该感谢哈达铺的烧饼铺子老板，是他把这份珍贵的报纸送到了我们同志的手中！”
之后，毛主席对战士们语重心长地说：
“长征两万多里路，我们走得不容易！突破了无数次的围追堵截和围剿。如今我们安逸地坐在这个关帝庙里开会，这本身就是巨大的胜利！”
接着，毛主席又号召全体红军：
“同志们，距离陕北根据地只有七百余里路程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向着胜利前进吧！”
部队改编调整为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即抗日先遣支队），下分为三个纵队。
彭德怀担任总司令员，毛主席任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和参谋长分别是林彪和叶剑英。
改编后的红军总队行军作战灵活，直接归属党中央领导，战斗力得到极大提高。
会议气氛热烈而充满活力，大家纷纷畅所欲言，对中央红军接下来要走的路积极献言献策。
走过草地以来迷茫、低落的气氛一扫而光，战士们都斗志昂扬，蓄势待发。
一时之间，“到陕北去”、“北上抗日”成为了中央红军上下口口相传的话题，红军终于找到属于自己的家了。
时任宣传科长的彭加伦也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连夜创作了歌曲《到陕北去》。
歌词中的“消灭敌人争取群众，巩固发展陕北红区，创造广大根据地”，正是当时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的真实写照。
哈达铺镇虽然地处偏僻，但是民风淳朴，物价便宜。
还有之前驻扎腊子口天堑的小军阀鲁大昌（已被红军歼灭）留下的大量物资，包括大米白面几百担、食盐两千多斤。
这些都是当时红军部队的“刚需”，极大地缓解了红军长期以来饥寒交迫的困境。
为了休养生息，中央红军政治部发出“大家要吃得好”的号召，全军上下每人补贴一块大洋的专款用来改善伙食。
要知道，在当时的物价条件下，两块大洋就可以买下一只羊。
全军上下大办伙食的同时，也积极邀请哈达铺镇周围的人民群众一起参加会餐，促进党群关系的进一步深化。
哈达铺镇上街村村民周尚仁老人就是当时的亲历者，红军到达镇上时，他只有12岁。
周家世代都是做凉粉的，当时，周尚仁就天天跟着爷爷一起上街卖凉粉。
有红军前来买凉粉，周尚仁的爷爷就热情地说：“我们知道，红军是帮老百姓打仗、为老百姓着想的队伍。凉粉送给你们吃，不收钱！”
但是红军战士执意不肯，推辞道：“老人家您也不容易，我们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您要是不收钱，我们就不吃了”，爷爷只好收下铜板。
当时，周尚仁的爷爷一天要做六七十斤凉粉，基本都会被红军战士买完。
经过在哈达铺镇的休整和补给，红军战士的体力得到了长足的恢复、战斗力得到空前的提高。
再加上党中央的政治思想工作，战士们的精神也得到极大的鼓舞，信心百倍，士气大振。
由于哈达铺镇是回族和汉族的共同居住区，中央红军一经抵达就制定了《回民地区守则》，尊重和保护回民的信仰自由。
守则规定，不得在回民地区吃猪油、猪肉等，不得擅自进入清真寺，反对压迫，民族平等。
部队还将一些缴获的物资分给需要救济的回族穷苦群众，邀请回族群众代表参加党的座谈会。
回族群众也热烈响应红军的民族政策，积极参加各项活动，不少回族青壮年积极参军。
当时，哈达铺镇上有一位清朝末期的秀才。
他目睹了这一空前的民族团结局面，情不自禁赋诗一首《咏红军》进行赞叹：只道伤残如列寇，哪知仁义胜王师。
正是中央红军严明的纪律性，争取了哈达铺群众对红军战士的大力支援。
在哈达铺镇发生的一切已经风起云涌，而国民党还一无所知。
蒋介石急令调集兵力前往渭水沿线布防，想要以兵力优势将红军一举消灭。
当时中央红军只有七千余人，而国民党军集结兵力约二十八万。
面对敌强我弱悬殊巨大的严峻形势，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冷静分析，多方论证，制定了一系列缜密的作战方针。
彭德怀司令在哈达铺派出一小支部队向东佯攻，并对外声称“向东行动，先打下天水”。
国民党得到了红军“向东”的秘密情报，再加上佯攻的具体动向，立刻信以为真，迅速将封锁渭河的兵力向天水集结，严阵以待红军的东进攻势。
然而，真正的中央红军主力在当天凌晨从哈达铺镇一路向北。
在毛主席的亲自率领下，日行百里急行军，成功突破了渭河防线，不到四天，便抵达了甘肃省通渭县的榜罗镇。
镇上有一个邮政所和一个小学，在这里，党中央查阅了更多的报纸和信息，进一步了解了陕甘根据地的具体情况。
之后，红军又迅速翻越六盘山，继续向北挺进。
1935年10月19日，又经过一千多里的艰难行军和游击作战，中央红军陕甘支队成功到达陕甘根据地的吴旗镇。
短暂休整后，红军与十五军团会合，完成两军会师，为两万五千里长征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当年，毛主席在《七侓长征》中写下了“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的豪情诗句。
而哈达铺这座位于岷山脚下的小镇，不仅见证了工农红军的伟大征程，也因为一个烧饼铺，成为了这段历史当中不可或缺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