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小的时候我在上海看过一次昆曲，那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梅兰芳回国首次公演，在上海美琪大戏院演出。美琪是上海首轮戏院，平日专门放映西片，梅兰芳在美琪演昆曲是个例外。抗战八年，梅兰芳避走香港留上胡子，不肯演戏给日本人看，所以那次他回上海公演特别轰动，据说黑市票卖到一条黄金一张。观众崇拜梅大师的艺术，恐怕也带着些爱国情绪，景仰他的气节，抗战刚胜利，大家还很容易激动。梅兰芳一向以演京戏为主，昆曲偶尔为之，那次的戏码却全是昆曲：《思凡》《刺虎》《断桥》《游园惊梦》。很多年后昆曲大师俞振飞亲口讲给我听，原来梅兰芳在抗战期间一直没有唱戏，对自己的嗓子没有太大把握，皮黄戏调门高，他怕唱不上去，俞振飞建议他先唱昆曲，因为昆曲的调门比较低，于是才有俞梅珠联璧合，在美琪大戏院的空前盛大演出。我随家人去看的，恰巧就是《游园惊梦》。从此我便与昆曲，尤其是《牡丹亭》结下不解之缘。小时候并不懂戏，可是“游园”中“皂罗袍”那一段婉丽妩媚、一唱三叹的曲调，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以致许多年后，一听到这段音乐的笙箫管笛悠然扬，起就不禁怦然心动。第二次在上海再看昆曲，那要等到四十年后的事了。一九八七年我重返上海，恰好赶上「上昆」演出《长生殿》三个多小时的版本，由蔡正仁、华文漪分饰唐明皇与杨贵妃。戏一演完，我纵身起立，拍掌喝彩，直到其他观众都已散去，我仍痴立不舍离开。
“上昆”表演固然精彩，但最令我激动不已的是，我看到了昆曲——这项中国最精美、最雅致的传统戏剧艺术，竟然在遭罹过「文革」这场大浩劫后，还能浴火重生，在舞台上大放光芒。
当时那一种感动，非比寻常，我感到经历了一场母体文化的重新洗礼，民族精神文明的再次皈依。大唐盛世，天宝兴宝，一时呈现眼前。
文学上的联想，也一下子牵系上杜甫的《哀江头》，白居易的《长恨歌》：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等到乐队吹奏起《春江花月夜》的时刻，真是到了令人情何以堪的地步。
这几年来，昆曲在台湾有了复兴的迹象，长年来台湾昆曲的传承，离不开徐炎之先生及他弟子们的努力。徐炎之在各大学里辅导的昆曲社，便担任了传承的任务。
那是一段艰辛的日子，我亲眼看到徐老先生为了传授昆曲，在大太阳下骑着脚踏车四处奔命，那是一幅令人感动的景象。
两岸开放后，在台湾有心人士樊曼侬、曾永美、洪惟助、曹馨园等人大力推动下，台湾的昆曲欣赏有了大幅度的发展。大陆六大昆班都来台湾表演过了，每次都造成轰动。
有几次在台湾看昆曲，看到许多年轻观众完全陶醉在管笛悠扬载歌载舞中，我真是高兴：台湾观众终于发觉了昆曲的美。
其实昆曲是最能表现中国传统美学抒情、写意、象征、诗化的一种艺术，能够把歌、舞、诗、戏糅合成那样精致优美的一种表演形式。在别的表演艺术里，我还没有看到过，包括西方的歌剧芭蕾，歌剧有歌无舞，芭蕾有舞无歌，终究有点缺憾。
昆曲却能以最简单的舞台，表现出最繁复的情感意象来。试看看张继青表《寻梦》一折中的“忒忒令”，一把扇子就扇活了满台的花花草草，这是象征艺术最高的境界，也是昆曲最厉害的地方。
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心灵上总难免有一种文化的飘落感，因为我们的文化传统在这个世纪被连根拔起，伤得不轻。
昆曲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一种戏剧艺术，曾经有过如此辉煌的历史，我们实在应该爱惜它、保护它，使它的艺术生命延续下去，为下个世纪中华文化全面复兴留一枚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