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6月22日是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纪念日。绍兴市鉴湖研究会多位同仁有参加浙东运河申遗工作亲历。回忆过往，展望未来，本公众号编辑部特组织推出一批纪念文章，以期共同努力，在保护、传承、利用上下功夫，让古老的大运河焕发出时代新风貌。
大运河遗产中的工程哲学与工程价值
张廷皓 于 冰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北京 100029）
2010年8月8日张廷皓院长、谭徐明会长带队考察绍兴三江闸
近年我国大运河遗产基础理论研究领域有一个重要突破，即提出中国运河遗产的性质与核心构成是“水利工程体系”①，扭转了以往运河遗产调查和保护工作中对运河沿线相关文化遗址遗迹、古建筑及民居的偏重，使人们对运河遗产中水利、水运设施遗迹的关键作用认识有所加强。
然而继之新的疑问又产生了：这些运河水利、水运设施遗迹的价值如何认识和评估？文物工作者在大运河遗产调查、评估和保护中普遍存在一个困惑，这些水工设施遗迹显得如此分散而不起眼，与其历史上的卓著声誉极不相称。也有部分学者提出质疑，是否强调运河的工程技术体系，会导致走向忽视运河政治、社会和文化价值的另一个极端？《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操作指南》指出应从技术、经济、政治和景观4个方面评估运河遗产的价值②，提出大运河遗产的核心价值是工程价值是否以偏概全？
这些问题促使我们更深入地去思考，那条令十七世纪欧洲传教士“惊诧不已”、暗生“忌妒之意”的、“恢弘”的中国大运河，为什么同时又是这样“一些很少受到物理及水平测量原理教育的人，竟然能将如此伟大的工程完成得尽善尽美，真是让人难以相信”③。
的确，从科学技术史的角度来评估大运河遗产的价值，特别是元明清时期的京杭运河，不少技术问题无法合理解答。例如勘察设计选线似乎是以早期运河为基础不断试探修补，并不见科学的、整体的规划设计文献；例如挑水坝、引河技术古已有之，堤防技术至少西周时就已出现④，筑坝蓄水技术早已成熟，这些技术在京杭运河的运用似乎并体现出多少技术发展与革命，显得过于简单陈旧；例如复闸技术宋代已很先进，到后来反而在多处废止不用，而大量使用看似落后的、临时的、简易的围堰、盘坝等技术；例如为维持运河通航而影响灌溉、防洪、黄河治理的问题，巨额的工程投入与管理成本问题，以及内陆水运与海运的选择问题等等。
要理解这些复杂而矛盾的问题，我们可能需要换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思维方式。这就是追问运河作为古代人类工程，其工程本质体现在哪里？其区别于科学和技术的特质在哪里？这里，我们涉及到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工程哲学和工程思维。
2010年8月8日张廷皓院长、谭徐明会长带队考察绍兴东浦古镇
1.工程哲学、工程遗产与工程价值
工程是这样一类充满神奇张力的事物，它可以非常实用以至于大多数人对其习以为常、熟视无睹，又可以影响非常广泛以至于很多人都自认为了解它，它是科技人员眼中非常严谨的专业分析对象，又给文人墨客抒发情怀提供诗意想象。长城、大运河莫不如此。
从哲学的视角认识工程，工程是有目的、有组织地改造世界的人类实践活动⑤。“有目的”意味着任何工程都是为某种目的服务的，因而涉及价值判断和取舍。“有组织”排除分散的、个体的活动，而涉及复杂的、分工的、社会性的活动。“改造世界”指工程活动的“本质是改进、改善和改造”，而不是重复性的生产活动，因而“正是工程活动不断推动着人类的发展”⑥。“实践”则是人类活动中与“理论”处于不同两端的领域，不同于理论经过归纳和分类在单一范畴内总结出抽象的规律而且可以重复验证，实践需要面对特定的、各种范畴的（如自然条件、技术水平、政治体制、经济需求等）因素交织在一起的现实局面而建造出特定的结果。
工程包括工程活动的全部过程和工程活动的成果。以工程目的为核心所涉及的所有相关因素都存在于工程活动的边界之内。对于改造自然世界的工程而言，如果把工程的结构特征设想为立体圈层结构，它的内圈结构是指纯科学技术要素的集成与整合，它的外圈结构是指资源、知识、经济、社会、文化、环境、政治等相关要素。当外圈结构变化时，技术要素的集成方式也会变化；而技术要素的水平也改变和规定着与外圈结构要素之间的协调方式。所以，工程的本质可以理解为各种工程要素的集成过程、集成方式和集成模式的统一，这种集成方式是与科学相区别、与技术相区别的一个本质特点⑦。
中国拥有悠久前工业文明，规模巨大、历史漫长、价值突出的古代工程遗产十分丰富。但是，工程遗产的特点和价值远未像古建筑和工业遗产那样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指出的工程遗产主要是指古代工程遗产，它既区别于古建筑的仪式性和美学性而更具实用功能，又区别于工业遗产的现代科技价值而更具东方农业文明特质。因此，从生产资料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看，古代工程遗产主要指具有历史、科学、技术、社会综合价值的人类建构实践所产生的遗存，包括前工业文明时期的陆路交通工程、水运工程、防洪工程、灌溉引水工程、给水排水工程、农垦工程、盐业和矿业工程、军事工程、城镇建设工程（主要指城墙、道路、给排水等公共基础设施工程）等⑧。
工程是为满足社会需求而建造的产物，它通过既定功能和附加功能的实现，产生科学/技术、政治/经济和自然/社会意义，具有工程价值。因而，工程的价值主要包括功能价值、集成价值和发展价值。工程的功能价值体现工程的实用性和目的性，是工程遗产的基础价值，其功能的适用性和可行性价值更重于单纯科技水平或管理制度的先进性。集成价值体现出多重工程目标、多领域科学和技术手段和多方利益群体之间的权衡与选择，反映遗产构成要素之间及与社会、自然与生态的关系，其集合意义远远大于单个要素本身的意义。发展价值反映工程遗产适应环境、动态变化的主要特征。
2.中国大运河是工程遗产的杰出代表
中国大运河就是以漕运为主要目的，依靠中央集权力量组织建造运营，是农业文明时期最具复杂性、系统性、综合性的超大型水利工程，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产生长远而重大影响的工程。大运河遗产，是中国古代工程遗产的典型代表。
当前的大运河部分河段掩埋于地下，部分河段升级为繁忙的现代运输通道，如何认识运河遗产价值，认定和保护运河遗迹并非易事。从哲学的高度有助于我们完整、全面地认识大运河的价值和意义，指导大运河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工作。
大运河的工程奇迹，首先是在中国这个庞大中央集权统治国家的特殊政治、经济和军事背景和自然水资源不均衡的条件下产生的。为实现独特的漕运税收目的，运河成为联接北方政治中心（先为西安洛阳，后为北京）和南方经济中心的大宗货运必备水道。历史上每年有多达400万石的粮食以及各类物资从广大南部地方运至京畿。为保障这条战略水道的畅通，其建造、运营和维护均由中央政权直接管理，相关支出有时甚至达到全国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运河沿线分布着河道总督府及其分司等各级建造、维护、更新、改造运河工程技术设施的管理机构，钞关等专司征收运河过往船只税费的管理机构，兵堡等维护运河治安的军事设施，浅铺等专为疏浚运河淤浅的工人——浅夫提供的驻地，以及仓储管理及其设施、漕船修造工场作坊、漕政管理机构等。
中国大运河创造了人类建造史上的奇观，形成人类历史上最长的人工河道，其中以长安、洛阳和开封为中心的隋唐大运河，最长达到2400千米，后来的元明清时期的京杭运河，长1700多千米，全线持续运用时间长达数个世纪，部分区段持续运用至今近2500年。在沟通五大流域不同地理条件下，为在超长距离范围内解决水源供给和地形高差两大根本问题而实现航运，规划修建了无数的坝、堰、堤、闸、水门、水库、引水渠道、泄水通道等等各类水利和水运设施。这些不同区段的河道以及水利、水运设施，针对不同地点、不同条件和不同需求，体现出不同的规划、设计、施工、更新、改造、材料、工艺、方法等诸多技术手段。而因大运河工程而保存和流布的工程文件、奏章上谕、专史专志、历史舆图等河工文献，历史长，数量多，也构成中国大运河珍贵而独特的工程技术遗产。
大运河千百年持续的建造、运营和管理，也给沿河广大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众多派生、衍生文化遗产。一是因大运河工程而兴盛繁荣的城镇聚落、产业行业；二是因大运河工程而作的祭祀纪念性建筑物、构筑物或组群；三是与大运河工程相关的其它遗存；四是见证由大运河工程引发的各种文化现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五是因大运河工程造就的人工化自然景观（如洪泽湖、南运河的蜿蜒型河道）、工程化历史地貌（如骆马湖—清口堤坝地貌区）、人文景观。这些遗产不但直接或者间接地见证了大运河作为文化线路的历史，而且有些事物已经长久地影响着运河沿线区域的历史进程。
中国东部地区的自然环境也因大运河而发生重大变迁。千百年不惜一切代价的保运工程，至清代后期致使黄河终成悬河而改道北流入海；淮河失去入海尾闾改道入江，淮河的支流沂沭泗河演变为独立水系；洪泽湖水库成为中国第五大湖泊，在洪泽湖大堤两侧人为形成近10米的高差，使东部里下河地区频受洪涝威胁。因此，在总结中国大运河珍贵遗产的工程成就时，不可忽视对工程致灾的遗存遗迹也应当留意辨识和保存，是借鉴现代方法进行工程后评价的绝好案例资料。千多年来历代朝廷坚守大运河漕运的核心目标，因而多次出现物的异化，其结果是某些地方工程性灾害不断。这个历史现象及其所形成的贡献和灾害同样值得珍视和总结。
3.大运河遗产的工程价值
大运河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演进产生深刻之影响，其遗产价值和保护工作却刚刚引起重视。当前的大运河半数掩埋，半数升级为繁忙的现代运输通道，如何认识运河遗产价值，发现和保护运河遗迹并非易事。大运河遗产，是中国古代工程遗产的典型代表。从哲学的高度有助于我们完整、全面地认识大运河的价值和意义，指导大运河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工作。
3.1大运河遗产的功能价值
大运河遗产的功能价值主要是指其实用性和实践性，至少应从几个方面进行认识和评价，包括大运河工程为实现特定政治、社会目标而采取工程技术措施的问题针对性，对自然的依赖性和违拗性，以及工程的随机便宜性。
大运河遗产的功能价值，体现在其以问题为出发点的针对性上。因此评价大运河工程的实用价值，关键在于认识其要解决的工程问题以及实现的实际功能，而不能仅仅从某一个测绘、设计、材料、工艺、结构、管理水平等范畴的先进性去评价。例如，由于自然条件以及工程的发展变化，大运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区段的主要问题、主要矛盾也发生着变化。明清时期运河的主要矛盾转移到清口。淮安清江口地段，系黄淮运三河交汇之处，史称：“清口，咽喉也；高堰，心腹也”。其主要问题如陈宗起在《淮黄济运议》中所归纳的：“运道之患有三，一曰黄水倒灌也，一曰湖水破堤也，一曰清口不通也”⑩。其水工设施既有保证黄河不干扰运河的功能，又有保证淮河清水顺畅攻沙刷黄、防止淤垫的功能，还有节制水位的功能，也有“防民之患”的防洪防灾的功能等，其复杂程度倍增。仅就堤防体系而言，淮安地区治黄保运工程即由缕堤、遥堤、格堤、月堤、减水坝等组成，虽然材料、结构和工艺单独而言并无先进性可言，却构成了治黄保运的综合体系，正如周魁一教授所说，“由遥、缕、格、月和减水坝共同组成的堤防系统，达到我国古代地方的最高水平”⑪。
大运河遗产的功能价值，体现在其与自然的关系既存在依赖性又存在违拗性，体现了人类生存和发展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这个贯穿永恒的权衡矛盾。由于工程的唯一性和不可实验性的特点，历史的实践也是我们总结经验和汲取教训的难得案例。人工运河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很强，特别是水源和地形。当自然条件不满足水运要求时，又必须违拗和改造自然条件，开渠筑坝刷沙调水。比如，明代永乐年间，在陈瑄的建议之下，山东境内引泉济运，明末崇祯时汶、泗泉源已达226处，清康熙年间所开发的泉源竟达430处之多，虽“漕运大济”⑫，运河获得过一定效益，但为了济运，无节制地开发地下水资源，破坏水循环的平衡，地表水的正常补给受到影响。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说，“如天时亢旱，泉水亦无涓滴，一遇淫涝，随地涓流，故泉可恃而无可尽云。”这种违拗水循环自然规律的“泉河”，最终也没有维系下来。认真研究运河水工遗址所反映的地层、河道变化，科学认识运河对自然的违拗性及其影响，对水文地理和自然史的研究，对现代水利工程建设都不无借鉴作用。
大运河工程遗产的功能价值，还体现在运河工程的随机便宜性上。运河工程的建设与运营，一切以保障功能为首要目标，因此河工最重实效，适用性强的简单技术和材料用于关键工程，在历史上是经常出现的，其主要衡量标准是能否解决重大问题。例如清口枢纽工程中的束清坝，是位于在淮河入黄河口，用于约束淮河清水加强水势以达到束清冲刷黄河泥沙目的的关键闸堰式结构。由于黄淮情势不断变化，束清坝的位置在不断改变。文献记载，束清坝（原名东西坝）最早建于康熙三十七年，分别于乾隆四十一年、四十四年向北移建，五十一年再次向北移建时改称“御黄坝”，嘉庆年后又在运口以南建兜水坝名为“束清坝”，嘉庆九年，移束清坝于运口南，二十二年，又于束清坝北、御黄坝南，各添建二坝一座，以为重障。⑬束清坝口门的调整，也需“蓄泄机宜理应随时通变，视（洪泽）湖水长落尺寸以定拆收分数，如遇湖水盛涨则急应拆展”，“系一时权宜，可一不可再”⑭。另外在航道、河道遇险而需要紧急施工时，随机便宜性也特别突出起来。有文献载，在抢救溃决时，为就地取材，老百姓把自己家中家具乃至被褥、衣物均拿出堵决。
因此，评价大运河遗产的功能价值，必须从实际出发，从特定条件出发，从问题出发，以适用性而不是先进性为主要判断标准。
3.2大运河工程遗产的集成价值
大运河遗产的集成价值，体现在它的综合性与系统性。大运河工程的综合性是指它需要权衡水与人、水与水、人与人、人与地理环境关联等不同方面的问题，以最优方式实现航运功能。大运河工程的系统性是指工程决策与工程运营的过程和结果涉及政治、社会、文化、自然等方方面面的复杂因素，这些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需要统筹考虑。
大运河遗产的集成价值，在于它的建设和变化反映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综合背景。大运河工程的建设，不仅涉及技术问题，还涉及政治体制、经济民生和自然条件等诸多领域的问题。其中每一领域可能都有自身发展的历史规律和理论思维，但大运河作为一项国家级工程，将不同历史发展规律和理论思维的各种因素综合在一起进行比较、权衡，最终形成最优的、可操作的、现实的复合工程、综合工程，因此深入和全面认识大运河工程发展历程，有助于理解独特的中华文明特质。正如李约瑟指出：“历史学家过分扩大它（水利）的一般意义和社会意义，而满足于把其技术原理和实践——如运河规划和河道整治、淤积和冲刷、疏浚和堤防、石笼、围堰和闸门——交给狭小的专业工程圈子去打理。……但在其他领域内，如政治经济史，如不真正了解一些有关水利的情况，则一定会停留在肤浅的表面。假如对于’东方专制政治的水利基础’少做些主观的臆测，而更加客观地研究水利工程本身的发展情况，我们现在可能就能更好的认识封建官僚主义社会的真正起源”⑮。
京杭运河全线持续利用500余年期间，关于河运与海运之争，保漕与保田之争就未曾中断。这其实就是在技术水平、经济成本、政治利益和民生福祉这些不同范畴之间、不同目标诉求之间的取舍和轻重权衡问题。清光绪年间，力主海运的沈葆桢对运河的违逆性有更加极端的论述，称“运河贯通南北，漕艘借资转运，建议保卫民田。意谓运道有，则水利亦存，运道废则水利俱废。然无漕省份，水利亦关民田命脉，未尝敢任其废。臣窃以为舍运道而筹水利易，兼运道而筹水利难。何则？就下者，水之性也，必是贯通南北不能复听其就下矣。不听其就下，则事事皆以人力为之。费固不貲，利亦大减。且民田之于运道，尤势不两立者也。兼旬不雨，民欲启涵洞以灌溉，官则必闭涵洞以养船。于是而挖堤之案起。至于河流断绝，且必夺他处泉源引之入河，以解燃眉之急，民田自有之水利，且输之于河，农事益不可问矣……东境河道经抚臣随时饬属挑浚，其所以旋浚旋淤者，则借黄济运之害为尤烈。前淤尚未尽去，下届之运已连樯接轴而来。高下悬殊，是难飞渡。于是明知借黄之非计，而舍此无以资浮送。有百计逆水之性，强令就我范围，致前修之款皆空，本届之淤复积”。
大运河遗产的集成价值，反映在它为实现其水运的功能目标，组织发展出一个超级庞大、复杂、多元、多层级的巨系统，尽管每一分系统以至每一水运、水工设施的作用不同，但通过有目的的组织和衍生的自发机能，它们都在为实现运河运输的总目标而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京杭运河基本可分为河道设施系统和管理系统两大系统，河道设施系统大致可分为水运工程系统、引水工程系统、蓄水济运工程系统、河道整治工程系统、特殊区段的专门功能工程（如节制工程、越岭工程、跨越江河的运口工程等）系统、防灾减灾工程系统；管理系统则由漕运行政的官僚系统、河道管理系统、工程管理系统、运河运输管理的制度系统构成，管理系统除制度、行政、职官等外，还有一些机构设施工程。另外，为保障运河对于中国古代国家的命脉作用的正常发挥，从皇帝、大臣到普通的布衣知识分子和水工技术人员，都在对保运治河、防灾兴利提出意见，因此，在思想层面还存在一个准制度化的智力支撑系统，从史料中大量的相关奏章、皇帝谕旨、水利专家的著作即可证明，而且这个系统一直非常活跃。古代中国的运河系统已经相当完备，而且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这是两千多年来，中国人建设、经营、管理运河经验的总结，无疑是人类的一笔宝贵的财富。
河道设施系统本身也是复杂的系统，必须统筹按照水源、引水、排水、蓄水、行运、仓储、防灾减灾等功能建造单元工程，以实现大运河的漕粮转输、商业运输、灌溉、防洪、城市供水等功能目标，因此大运河的确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这一特征在大运河枢纽工程和关键工程区段体现得尤为显著。以洪泽湖—清口运河枢纽为例，元明清时期，黄河夺淮与运河在淮安清口交汇，为防河保运、束水攻沙、蓄清敌黄、治淤减灾，在淮扬运河地区形成了黄河堤防系统，运河穿黄灌塘济运系统，运河弯道与梯级船闸系统，清口束清御黄堰坝及引河系统，洪泽湖大堤和泄洪系统等，“由是治河、导淮、济运三策，群萃于淮安、清口一隅，施工之勤，糜帑之钜，人民田庐之频岁受灾，未有甚于此者”⑯。
因此，评价大运河遗产的集成价值，应该运用工程思维而不是理论思维，工程思维不是各个学科理论思维的叠加，而是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全面理解为实现最高工程目标而进行决策和优化的综合因素，并从系统的角度去认识不同子系统相互配合、发挥作用的价值。
3.3大运河遗产的发展价值
大运河的发展价值是指大运河是适应社会和自然变化而不断进行更新改造的动态性工程。从大运河工程的实践性和实用性本质出发，必须要求大运河工程具有动态发展的特性。清代著名水利学家傅泽洪在《行水金鉴》中称：“运道有迹可寻，而通变则本乎时势。”不仅如此，可以说动态性是大运河的常态：水系在变，河道在变，水情在变、水工施在变，治水理念在变，治水方略在变，管理机构在变，运行机制也在变，历代的此类记载比比皆是。大运遗产不但体现了其变化的常态，而且其历史的真实性、完整性也寓于变化之中。运河的动态性，是自然水系变迁的结果，是灾害预防和应激反应的结果，是技术、材料更新的结果，其变化“本乎时势”。这种符合规律的变化一直延续至今，今后仍将继续存在，只不过在发展变化中，更加尊重历史、更加注重保护历史遗产的观念会越来越深入人心，在进行水利水运工程建设的时候，对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会越来越有成效。
当今的运河水利，是历史运河的发展。不温故，安知其新，不察今，安知其未来。正因如此，我们在重视京杭运河水利史研究的同时，有必要对当今运河水利工程也作一番归纳，并将古今进行比较研究。以京杭运河枢纽地段淮安为例，历史上有四个时期治理黄、淮、运水运水利规模最大，创新成果明显：一是明朝永乐年间的陈瑄时期，以开清江浦、建五闸为其代表；二是明朝万历年间的潘季驯、李化龙时期，以“筑堤束水、以水攻沙”为理论指导，修高家堰蓄淮、用淮治黄、开加河避黄工程是其代表；三是清康熙年间的靳辅（含于成龙、张鹏翮）时期，以“疏海口导黄注海，辟清口障淮敌黄”、“避黄改运，以水刷沙”为方略，开中运河、开洪泽湖尾闾引河、疏浚清口至云梯关河道、建百里夹水堤为主要工程成就，使运河又维持了相当时段；四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五十年间，是以根治淮河，综合利用水资源，发挥运河综合效益为指导方针，展开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淮河治理。最著名的工程有：分流入湖、改造淮河支流、开通淮河入江水道、开凿淮河入海水道和苏北总干渠、开挖淮沭新河、整治黄河故道和洪泽湖尾闾引河、兴建三河闸、高良涧闸、二河闸、提高运河航道等级等。这几个时期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背景，前三者是中国社会农业文明时期水利技术程度达到顶峰的时期，而后者则是伴随中国社会工业文明成长的大规模水利建设时期，因此，集中体现我国水利成就的水工设施也有很大区别，当前研究总结几个时期间继承发展的脉络，必定对淮安地区未来的水利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
随着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实施，大运河又将赋予新的功能，大运河的文明依然会在流淌中得到延伸和发展。这些二十世纪的伟大工程，也将会作为当代的文化遗产传之后世。
这种符合规律的变化一直延续至今，今后仍将继续存在，只不过在发展变化中，更加尊重历史、更加注重保护历史遗产的观念会越来越深入人心，在进行水利水运工程建设的时候，对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会越来越有成效。认真研究此种京杭运河文物遗址的特点，并予以认可、尊重并对这些遗址加以妥善保存，无疑会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方法做出新的贡献。因此，运河有史以来的变动性并不从根本上影响其遗址的真实性。
4.认识大运河遗产工程价值的现实意义
在本文之初提到的中国运河遗产研究的第一个理论突破“水利工程体系”基础上，从工程哲学的视角认识运河遗产的工程价值实现了第二个突破，将原来对运河遗产水利水工技术价值的强调，提升到对运河遗产在解决自然和社会复杂问题的综合工程价值的认识，从而对运河遗产的调查、认定、保护和管理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主要是加强对大运河枢纽地区的整体认知和保护，加强对枢纽中不同水利工程设施之间以及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关系的综合调查、记录和分析，加强对枢纽地区运河遗产的综合保护和整体保护。用现代水工建筑物的分类，运河属于渠系建筑物。渠系建筑物的特点是单个工程的规模一般不大，但数量众多，每一单体工程的作用均不可替代，工程总量及投资很大。根据渠系建筑物这一特点，在运河遗产调查中我们不能将众多的水工设施分别孤立看待，而必须从运河的枢纽工程总体功能来认识和评价运河遗产中诸多水工建筑物的价值和作用。
枢纽地区乃运河矛盾集中之处，主要为穿越自然河流、水源缺乏、地形不利等地区，往往需要综合布置排水、引水、分水、水源控制、交通控制等多组水运、水利设施。运河枢纽工程是解决复杂自然条件与工程条件的关键系统工程，往往由大量而集中的水利、水运设施组成，也是工程技术含量最高、价值最突出的所在，与之相关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也十分复杂与丰富，从而构成了枢纽地区系统工程的宏大背景。
枢纽地区，是综合体现运河工程价值的典型区段，是反映运河连续性、综合系统性、延续性与变化，人与自然联合性、以及社会性的重要运河节点地区，是反映运河自然、社会、经济特色的代表性地区。
抓住运河枢纽地区，可以使运河遗产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区分出主次，区分出轻重缓急，对运河遗产保护工作具有现实意义。就京杭运河而言，纵贯1800公里，其枢纽地区不过八、九耳。如解决平原泛洪问题的德州—临清漳卫运枢纽地区，解决“地脊”济运问题的戴村—南旺调水济运与分水枢纽地区，解决穿黄问题的徐州—宿迁堤坝系统枢纽地区，解决黄淮运交织的淮安枢纽地区、解决里下河防洪排涝的高宝枢纽地区、解决运河—长江运口的扬州镇江枢纽地区等。
大运河工程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它产生于一个对水有着极大需求的国度，它产生于一个对水有着独到理解的国度，它产生于一个有能力处理水资源复杂问题的国度，它是中国人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它的历史影响至今还在发生着作用。要理解大运河工程，保护大运河工程遗产，需要人们站在哲学的高度，博采从学科之长，协同努力。
注释
①最初于2008年提出，见于冰、谭徐明，中国大运河遗产性质与遗产构成原则探讨，《中国2008年世界遗产保护•杭州论坛暨2008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亚太地区会议（杭州）论文集》，89—99；后经完善于2009年发表期刊论文：谭徐明、于冰等，京杭大运河遗产的特性与核心构成，水利学报，2009年第10期，1219—1226。
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遗产国际公约操作指南》（2005年）附录III第20条。
③[法]李明, 2004)[[法]李明著，郭强，龙云，李伟译，中国近事报告（1687—1692）[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P108。李明（Louis Lecomte），法国传教士，引文出自其写给当时的法国国务秘书克莱西伯爵的信——作者注。
④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中国水利史稿，上册P49，水利水电出版社，1979年
⑤本定义综合了两家意见。其一是殷瑞钰等的意见，认为“从根本上说，工程活动是一种既包括技术要素又包括非技术要素的系统集成为基础的物质实践活动”（见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等，工程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P8），该意见未包括社会工程，也未强调工程的目的性和组织性。另一是沈珠江的意见，认为工程是“有目的、有组织地改造世界的活动”，该意见未强调工程最重要的实践性 见[沈珠江，工程哲学就是发展哲学——一个工程师眼中的工程哲学，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⑥沈珠江，工程哲学就是发展哲学——一个工程师眼中的工程哲学，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⑦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等，工程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64—101。
⑧于冰，工程遗产初探，东南文化，2011年第2期，14—18。
⑨于冰，工程遗产初探，东南文化，2011年第2期，14—18。
⑩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编校，再续行水金鉴·附编十p2143，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⑪周魁一，中国科学技术史·水利卷p329，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
⑫行水金鉴，卷111。
⑬吴棠修，鲁一同纂.《清河县志·咸丰》：24卷，卷五。束清坝常年封堵以避黄河泥沙倒灌运河，每年仅在漕船经过时扒开通航。所谓定束清坝之制，是指根据洪泽湖大堤上水尺记录的淮河水位按比例确定束清坝开口的宽度，以达到合适的水流速度——作者注。
⑭乾隆五十一年正月为蓄清济运事指示机宜诏，收录于《淮阴志征访稿》卷之一，诏谕志一，扬州古旧书店出版，北京图书馆藏。
⑮Joseph Needham（李约瑟与鲁桂珍执笔）,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Volume IV: 3, Civil Engineering and Nau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214.
⑯赵尔巽，清史稿·河渠志二·运河，中华书局，1977年。
参考文献
[1]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大运河清口枢纽工程遗产调查与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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