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执政四年后，拜登理应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按照华盛顿的许多传统标准来看，他的确做到了。他预料到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巧妙地召集北约抗俄。在亚洲，他巩固了旧联盟，建立了新联盟，并要削弱中国的经济势头。在以色列遭受攻击后，他设法在支持它的同时避免了全面的地区战争。
然而，全球领导力不仅仅在于支持朋友和击退敌人。真正的领导者不仅能保持领先地位，还能解决问题、激发信心。向世界展示这样的领导力，特朗普连装都懒得装。然而恰恰因为大多数美国官员也是这样做的，美国今日的国力处境才格外令人震惊。在冷战后的几十年里，美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不像一个世界领袖，更像是一个派系的头目——沦落到捍卫自己偏爱的一方，对抗日益团结起来的对手，而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在观望，不明白为什么美国人还认为自己是老大。
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一种熟悉的兴奋感传遍了华盛顿。经过几十年可疑的战争撺掇行为，美国将再次成为全球好人，联合世界抵制克里姆林宫对法律和秩序的公然侮辱。在最初的几个月里，白宫在战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促成了乌克兰的防御，组织盟国的援助，并为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铺平了道路。然而，如果说俄罗斯为其入侵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那么这场冲突也给美国带来了战略方面的挫折。
大多数国家对俄罗斯的侵略和西方的反应都提出了批评，各打五十大板。对此拜登也没起到什么好作用。他将这场冲突形容为“民主与专制之间的战争”，几乎看不到他有努力通过外交手段寻求和平，他似乎是在要求其他国家加入一场没完没了的斗争。
除了美国的盟友之外，几乎没有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中东，自2022年以来，对俄罗斯的看法实际上有所改善。
加沙战争来得非常不是时候，拜登对这场灾难的回应是全力投入。他迅即承诺支持以色列无情的军事行动，而不是把以色列找到一个保护平民的战略作为美国提供援助的条件。
拜登选择跟随而不是引领，只能在自我设定的旁观者位置上对以色列的行为表达不满。在一场决定性的冲突中，美国居然做到了既软弱又专横。美国在声誉和安全方面付出的代价才刚刚开始显现。
不久前，美国还曾试图在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进行斡旋，提出双方都可能接受的条件。它利用外交手段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并鼓励沙特人与伊朗对手“比邻而居”（奥巴马语）。现在，拜登政府显然只想巩固一个反伊朗集团。作为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回报，拜登政府试图通过条约承诺用美国的军事力量保卫沙特王国。如果这项协议得以实现，给中东带来和平与稳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使美国进一步卷入地区暴力的可能性却大增。
问题的一部分在于总统倾向于过度认同美国的合作伙伴。在是否寻求和平谈判的问题上，他听从了乌克兰的意见，并避免与乌克兰不可妥协的战争目标相抵触。他在公开怀疑以色列的战争计划的同时，又加快对以色列的援助。
然而，拜登的直觉反映出一个更深层次的、已经酝酿了几十年的错误。冷战结束后，美国决策者将全球领导地位与军事优势混为一谈。美国当时确实牢牢掌握这两个方面的优势。它可以放心地扩大军事影响力，而不会遭到主要国家的致命反击。“世界不再分为两个敌对的阵营，”克林顿在1997年宣称，那一年他在大张旗鼓地支持北约东扩。“相反，现在我们正在与曾经的对手国家建立联系。”
但建立关系从未消除对彼此的怀疑，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继续高度重视自己的全球主导地位。历届政府扩大了美国的联盟，频繁发动战争，旨在传播自由民主，希望潜在的竞争对手能够接受他们在美国秩序中的命运。如今，这种天真的期待已经不复存在，但主导地位的条件反射依然存在。
美国继续扩张到更远的地方，却遇到了强大的阻力——这反过来又引诱华盛顿加倍努力，而世界许多国家都在后退。这是一场失败的游戏，美国人将不得不冒更大的风险，花更多的钱来继续玩下去。
还有一种更好的方法。为了重新获得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应向一个疑虑重重的世界表明，它希望实现和平，建立复原力，而不仅仅是让敌人失血或支持盟友。这意味着支持乌克兰，但也要同样努力地在谈判桌上结束战争——并逐渐减小自己在北约中的角色，坚持让欧洲领导自己的防务。拜登总统最近就加沙停火提出的提议值得赞赏，但该提议没有威胁说如果以色列拒绝停火，将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
从欧洲和中东撤退将改善美国在亚洲的参与，而美国在该地区的参与是最为重要的。
当然，这一切都不会容易。但比较一下其他的选项。只领导世界的一个派系会让美国成为一个焦虑的跟随者。这让美国人在中东、欧洲和亚洲永远处于战争的边缘，担心任何一个地方的失利都将在所有地方引发连锁反应。
然而，把如此多的全球安全押在一个国家过度承诺的意愿上，才是真正危险的事情。真正的领导者知道何时为他人腾出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