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51年1月3日，星期三。

对于青岛市市南区太平路赢德坊四十三号应姓居民全家来说，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应家的男主人应靖波在经历了半个晚上的痛苦折腾之后，一命呜呼了!

应靖波三十二岁，青岛当地人氏，出身买办家庭，其父是一名专门替德国颜料商当中介推销颜料的掮客。

子承父业，他从事的也是买办职业——不过不是替德国人，也不是介绍颜料买卖，而是自己开了一家中介公司，专门经营海产品中介业务。五年来，公司的经营状况还不错，账户上时不时会有一笔钱款汇入。

应靖波于十年前与本地“三福门染坊”老板刘三福的女儿刘巧玲结婚，生有一子一女，一家四口加上尚健在的母亲，过着平静的生活。

这种好日子到了1950年12月中旬，终于出现了危机。应靖波的身体一向很好，他自幼跟着曾当过义和团大师兄的伯父习练过几年武术，身体很是结实。上学后，由于老爸跟一些德国商人的关系很熟，他就时不时去德国商人会所的俱乐部踢球、游泳。多年的体育运动使应靖波受益匪浅，不但从没生过什么大病，连感冒也很少出现。

可是，半个多月前应靖波突然发现身体情况异常。先是胳膊、膝盖关节隐隐作痛，过了两天，关节倒是不大痛了，身体的其他部位却时不时地给他一点儿刺激。比如，在马路上正好好地骑着自行车，忽然大腿一阵剧烈疼痛，抽筋不像抽筋，疼痛的程度却不次于抽筋，于是只好停车。待这种疼痛消退，他准备继续蹬车时，两条胳膊却又没来由地痛了起来。只得推着自行车步行，但过了一会儿背部又疼痛起来……这种疼痛的发作是没有规律的，有时白天，有时晚上，有时清晨，也有时连续一两天太平无事。

那时，除非巨富之家，一般人如果有点儿不舒服，通常最先采取的是一字方针——熬，实在熬不过去了才会想到求医。

应家的经济条件还算过得去，但应靖波也没有立刻想到去看病。直到一周后，应靖波实在无法忍受这种痛苦，这才改变主意，决定去医院看看。

当时，人们看病一般还是跑中医诊所的居多，一是因为这是老辈人传下来的习俗，二是看中医费用比较低。但应靖波是一个例外，他出身于替德国人做买办的家庭，其老爸的德语英语都十分流利，平时交往的熟人朋友中，洋人比华人甚至还要多几个，所以他家传下来的习惯是有病要看西医，而且要去外国人开办的教会医院之类，退而求其次也得去留过洋的华人医学博士开的私人诊所。

应靖波原原本本继承了老爸的这一理念，当下就去了市立医院。那时，也没有什么“专家门诊”，你去看病，挂了号交上号单就等着护士叫号，轮到哪个医生给你看就是哪个。

应靖波看中了一个白发老头儿，因为他记得这位薛姓老先生跟老爸熟识，据说是留英医学博士、内科专家，请他诊治比较放心。于是就悄悄跟护士商量，护士同意如果叫他的号时薛医生没有病人的话就让薛医生给他诊治。

薛老医生对于应靖波的症状一时无法判断，说要么先检查一下吧。那时医院还没有B超、CT、核磁共振等设备，所谓的检查无非就是化验血液、大小便以及X光。结果，这些检查做下来，应靖波一切正常。薛医生于是诊断说这是神经方面的原因，先吃点儿药看看是否有效。

当时还没有提倡“中西医结合”，所以薛医生这样的留洋西医开出的药方当然都是西药。应靖波严格遵照医嘱服药，说几小时一次就是几小时一次，一分钟也没差。可是，效果全无，那不时在全身各处游走的疼痛还是想来就来，想去就去，甚至发作时还痛得更厉害了。

于是，应靖波再去找薛医生。上次看病时他说了老爸的姓名，薛医生说原来你是我老朋友的儿子，应老先生故世多年，我很怀念他的。解放后提倡新风气，社交圈里已经不用名片了，薛医生就在一张空白处方上写下了自己寓所的地址，让应靖波以后看病上他家去，不必到医院来排队挂号。

所以，这次应靖波就去了薛医生家，当然是要带上一份礼物的。薛医生坚决不受，但非常认真地继续替应靖波诊治，说看来你这症状得请专门的神经科医生来看了。这样吧，你明天再过来一趟，我把神经科医生请到我家来给你诊治。

薛医生的面子很大，请来了一位叫史德诚的留美归来的神经内科专家。这位史大夫原是开私人诊所的，旧社会时看一次病挂号费是五块大洋，出诊加倍。解放后，他被驻青岛海军部队看中，光荣入伍，现在是一名军医，所以应靖波见到他时他是穿着军服的。

史大夫的诊断结论跟薛医生一样，说是属于神经方面的毛病，尚不明病因，吃点儿药先控制住疼痛再说吧。史德诚是留美的，开出的药方当然还是西药。

应靖波抱着更大的希望服用了史德诚开的西药，还是无效，这时离他初次发病已经半个多月了。12月29日，应靖波在“紫光阁饭馆”宴请薛、史两人，请求重作诊断。

薛、史两人互相看看，史大夫便开口了，说应先生不瞒你说，你这毛病我们之前真还没见过，我这些天已经翻阅了许多国外医学文献，还给北京、上海的几位医学界好友打电话询问探讨，大家都觉得这是疑难杂症，看来一时半会儿是没法治疗的。不过，我们可以给你提一个建议，你是否可以去请哪位在这方面比较擅长的中医看看，中医对疑难杂症有时会有意想不到的治疗效果。

应靖波于是明白西医对此已经束手无策了，那就只好去看中医了。回家之后，应靖波对妻子刘巧玲说了情况。刘巧玲是家庭妇女，如今的说法就是全职太太，不过并非无知之辈。她出身染坊家庭，其父刘三福是帮会人士。日本侵略者占领青岛期间，刘三福是民间抗日义士，他开的染坊是国共两党地下工作者以及形形色色的江湖抗日义士常来常往之地。

刘巧玲生活在这种环境中，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形成了一种寻常女子所没有的特别性格。况且，她还是初中毕业生。那个年代，谁拿得出初中毕业文凭，要比如今手里有一张二本毕业证书还要风光。当下，刘巧玲就说中医要么不看，看就应该去找中医中的名医，不要考虑钞票问题，该花的钱总是要花的。

应靖波深以为然。但他从来没有看过中医，平时根本没有留意过中医的情况。好在他社交面广，于是就四处打听。打听下来，得知台西区郓城路有一位姓施名大为的中医擅长治疗疑难杂症，许多西医无法治疗的毛病，到他手里往往只需一帖中药就能解决问题，所以人称“施一帖”。应靖波闻之大喜，便由妻子刘巧玲陪同着前往求治。

夫妻俩原以为“施一帖”名头这么大，肯定是一位颏下银髯长飘的老者了，哪知见面一看，不过三十多岁。那时，中医要么长袍，要么唐装，但这位“施一帖”却是个例外，竟然西装革履，坐在沙发上，茶几上放着咖啡、雪茄烟，手里捧着一册小仲马的《茶花女》，正读得津津有味。

刘巧玲一看就寻思这人可能不靠谱，哪有中医郎中却是一副西洋作派的？但应靖波见之倒是很合胃口，他的观点是：擅长治疗疑难杂症的医生思维跟别人肯定是不同的，因此才能对付别人无法对付的病症。

于是就付了诊金诊治吧。应靖波正要开口诉说病症，“施一帖”抬手做了个阻止的手势，说你先别说什么，待我切过脉说出症状之后再开腔，然后口中念念有词：“病家毋须开口，便知病情根源。说得对，吃我的药；说得不对，诊金奉还!”听得应氏夫妇面面相觑，惊奇不已。

“施一帖”切脉之后，说应先生你的情况是疼痛麻木，痛无定处，或游走全身各处，或定于手足诸关节，来去无常，敝人说得对否？”

这下，应靖波对这位郎中不由得刮目相看了，连连点头，口称“佩服”。刘巧玲更是一脸虔诚地请教：施先生，他这是什么毛病，有治吗？

“施一帖”说，应先生此为痹症，该病发生之因，主要由风、寒、湿、热之邪乘虚侵袭人体，引起气血运行不畅，经络阻滞；或病久痰浊淤血，阻于经络，深入关节经脉。一般多以正气虚衰为内因，风寒湿热之邪为外因。本病初起，病位在肢体皮肤经络；久病则深入筋骨或脏腑。至于能否治和怎么治，那要正式诊断后再说了。

于是询问发病情况，还问了应靖波从事的职业以及日常生活情况。最后，“施一帖”下了结论，说应靖波患的是痹症中的寒痹，口中念念有词道：“寒气偏盛，入于筋骨，肢体关节为主要疼痛部位。证见肢体关节疼痛较剧，得热痛减，遇寒痛增，关节不可屈伸，局部皮肤触之不热，苔薄白，脉弦紧。”

应靖波连连点头。刘巧玲在一旁急煎煎地问道：“施先生，那么应该怎样治疗呢？”

“施一帖”说：“寒痹治疗，宜温经散寒、祛风除湿。”稍一沉吟，“这样吧，我先开一剂药你去试试，如果吃了觉得疼痛、麻木次数减少了，那说明你对此方是服的，来复诊时我就有主意了，不然，还得另作考虑。但是，不管怎样，你这毛病我包治包好，没有问题的，请尽管放心就是。”

“施一帖”遂开方子。别看他一副洋派，开药方却是用毛笔的，而且一手行草写得又快又好，真可谓笔走龙蛇。他把药方交到应靖波手里时关照道：“这副药有点儿凶，服后你可能会有一些反应，不要担心，熬过了就好的。嘿嘿，这毛病，只要把体内寒毒逼出来，说好就好!这药最好是晚上临睡前吃，吃后蒙被而眠，估计会出一身大汗，那是好事——出一身透汗就把病给赶走了。”

那时候，中医开了药方一般都会让病人去其指定的长期有业务合作关系的中药店去抓药，“施一帖”也不例外，让应靖波持方前往台西区云南路“九源堂国药号”。

应靖波夫妇再三向“施一帖”道谢后，离开了诊所。应靖波此刻心情很好，本来是要和妻子一起回家的，这会儿说不回了，要去一趟公司，处理一下因这毛病给耽搁了的生意上的事儿。他关照刘巧玲抓了药拿回家后，先不要煎，可以用清水浸泡着，晚饭后再煎，临睡前喝。

当晚九点多钟，应靖波服了妻子煎的汤药，上床睡觉。刚躺下时，他感觉到这剂药确实不同凡响。自从三星期前发病开始，每天晚上躺下时总觉得浑身寒冷，尽管被窝已经用紫铜壶灌满了开水早早就暖了个遍，可他还是觉得像钻进了冰窟窿，今晚却是全身上下透热，舒服至极，很快就睡着了。

刘巧玲见丈夫一脸惬意地睡熟了，暗自高兴，便和两个孩子睡在隔壁房间里。

午夜前，刘巧玲被丈夫房里的一阵异响惊醒了，侧耳一听，是应靖波在轻声呻吟，心里蓦地一惊，赶紧过去察看。打开电灯，只见应靖波满脸通红，一手按住额头，一手抓挠着颈部咽喉位置。见刘巧玲来了，应靖波脸呈喜色，说巧玲你来得正好，快给我倒杯凉水喝，我喉咙里像生了个火炉，嘴里像塞了把滚烫的沙子，头也有点儿痛。

刘巧玲赶紧倒了杯凉水给应靖波。应靖波一饮而尽，叫着“爽快”，让再来一杯。刘巧玲说这水是凉的，别喝坏了肚子。应靖波说没事，我估摸这就是施先生说的要把体内的毒逼出来。你想，身体里面的毒素被逼出来，得给它一条出来的途径，要么吐，要么泻，要么出汗，这些，都是需要水分的，没有水分，毒素出得来吗？这是好事，快去倒水。

刘巧玲寻思此言似乎有道理，于是照办。就这样，应靖波一连喝了三杯凉水，犹自叫着口渴咽热，头痛倒减轻了不少。

稍停片刻，他又要喝水，刘巧玲不敢再给倒凉水了，就佯称凉水没了，给丈夫倒了杯热水边吹边喝。这杯热水喝下去后，应靖波说不渴了，刘巧玲说那你就睡吧。那位却说他觉得精神很好，不想睡了，让拿本书给他翻翻。刘巧玲于是就给他取了册《说岳全传》。

应靖波看了一会儿书就睡着了。刘巧玲心里一松，便也回自己房间去睡了。哪知，不一会儿，就听见应靖波叫“肚子痛”，等她重新穿了衣服赶过去时，丈夫已经在腹泻了。泻过后，又呕吐。刘巧玲大惊，说别是药物中毒了吧，我送你去医院看看。应靖波一面揉着腹部一面说道：“胡说!这是排毒!”

之后大约两三个小时，应靖波反复出现腹痛、腹泻和呕吐症状。到了清晨四点钟，上述症状停止，终于昏昏沉沉睡过去了。

刘巧玲先是松一口气，但在给丈夫掖紧被角时触摸到其皮肤，又是一惊：皮肤表面温度明显低于正常体温。她意识到情况不妙，于是摇晃着应靖波，嘴里一迭声地呼唤，可是，应靖波已经没有反应了。刘巧玲于是三步并作两步冲到门外，大叫“救命”，并狂敲左右邻居的大门。

几位邻居中，一位做水果生意的老印抗战时曾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兵，略懂些急救常识，上前抱起了应靖波急掐人中，并让另一人按脉搏，尚能感觉到微弱的脉动。于是，老印说还有救，让赶快打电话叫救护车。

可是，等救护车铃声当当地开到后，随车医生一检查，说人已死了，没有必要再去医院了。

经营海产品生意的老板应靖波就这样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当时，在场的包括其妻刘巧玲在内的所有人都不知道应靖波之死将会暴露出一个特大秘密!

刘巧玲虽是一介女流，但毕竟是长期生长在帮会老爸营造的那种江湖气氛之中的，临危不乱。应靖波断气后，她哭了一会儿，心里已经有了主张，便拭干眼泪，央求众邻居提供帮助——分头向夫妇两家的亲朋好友报丧。

亲朋好友闻知噩耗后纷纷赶来。在众人印象中，应靖波一向身强力壮，其突然去世的消息令人难以接受。但此刻面对着应靖波的遗体，大家自然都无话可说了。

刘巧玲一面接待，一面哭诉丈夫去世的经过。前面来的十几位听了都没有说什么，直到上午八点多来了一位姓罗的朋友，情况才发生了变化。

这位罗姓朋友，是应靖波的发小，又是邻居又是同学，还有着一份同练武术的师兄弟关系，因为人高马大，人都唤他“大罗”。大罗生性爽直，行事不大喜欢按部就班。别人抵达后，通常都是先到灵位前烧香行礼，然后由亲属引领着到灵床前去瞻仰遗容，他赶到后，却是二话不说对着灵床跪倒，连磕了三个响头，爬起来看了看应靖波的遗容，忽然叫道：“我师兄是让人毒死的吧!”

大罗出身于药材商世家，祖上数代都是经营中药材批发生意的。到他这一辈时，其兄还是操持此行，他因喜爱体育，就去中学做了一名体育老师。因为家庭的关系，他的中药知识比较丰富。当下，他一嗓子喊出这句话之后，指着应靖波那张业已变得青多紫少、嘴角还在渗出缕缕血水的脸，说一看这副模样，就可以肯定是中毒而亡，是吃了砒霜啊!

此语一出，众人便一齐把目光投向刘巧玲，一部分人的脑子里已经出现了“潘金莲”的名字。刘巧玲马上意识到有人可能已经把丈夫猝死之因怀疑到自己头上了，但并不着急，起身去了厨房，出来时手里拿了一张折叠起来的淡黄色纸张，那是昨天那帖中药的包装纸。

大罗看了药方，却是一脸的疑惑：“嗯，这张方子里没开过砒霜嘛!这是谁开的方子？”稍一辨认，认出施大为那龙飞凤舞的签名，“是施大为——‘施一帖’!”

刘巧玲想了想，说不管这张方子里是否开过砒霜或者其他什么药，靖波反正是服了根据这张方子抓的中药后出事的，所以，还得去找“施一帖”问个明白。

众人听了觉得她言之有理，于是公推死者的弟弟应靖涛和大罗两人为代表前往施氏诊所找施大为诘问。

应靖波的这个弟弟是高中毕业生，青岛解放前夕参加了地下共青团组织，解放后被组织上安排进了市北区团委工作。他毕竟是当干部的，懂政策法律。走了一程，想想不对，就对大罗说我们还是直接去向公安局报告吧，因为即使真是那个姓施的中医那里发生的问题导致我哥猝亡的话，这事也还得报公安局处理的。大罗听了觉得有道理，于是两人就去了市南区公安分局。

市南区公安分局负责接警的民警听他们说了情况后，说这事你们得去向施氏诊所所在地台西区的公安分局报告。于是转往台西分局，那里的民警听说出了人命，很是重视，详细询问了情况，还做了一份笔录。然后，请两人稍等，就到里面去向领导请示去了。片刻，他出来了，说从你们反映的情况看来，死者跟那位姓施的中医素不相识，还是第一次见面，因此不大可能是故意投毒，多半是一起医疗事故。我们公安机关是不管医疗事故的，这事该由卫生部门管。你们现在有两个地方可以去反映这个情况，一是区政府卫生科，二是市卫生局。

于是，大罗和应靖涛就离开了分局，出了门商量是去区政府还是市卫生局。应靖涛是当干部的，知道这种事情的办理程序，就说我们还是去区政府卫生科吧，因为如果去市卫生局反映的话，恐怕还是得转给台西区政府卫生科处理。

台西区政府卫生科干部小顾听了应、罗两人的反映，看了带去的那纸“施一帖”开的药方(那时看私人中医是没有病史记录的，所以也没提出要看病史)，说这件事关系到人命，我们得认真处理。你们请稍等，我这就联系那个施大夫，请他到这里来当着你俩的面说话，看他对这张方子作何解释。

像施大为这样的名医，诊所里都是有私人电话机的。这边于是就拨打了电话，当然不会说你昨天开的那张药方可能出了问题，人家病人服药后把命送掉了，你现在过来说说是怎么个情况，而是说区政府有点儿事情请您过来一趟。

施大为还以为是区政府有人生了急病要请他出诊哩，问是否需要带什么东西(中医急诊有时需要带苏合香丸之类的急救药或者金针等器械)。小顾说什么东西都不必带，你本人过来就行了。

“施一帖”还是那副洋派打扮，因为出门，头上多了顶黑呢礼帽，手里拿了根红木镶白铜的很精致的手杖。当他听说应靖波猝死的消息时，不禁一怔。但这人倒有些名医风范，两道冷峻的目光朝大罗、应靖涛扫了扫，开腔道：“二位且莫激动，请容我细想一番。”

言毕，合上双目，老僧入定似的坐在那里，只见其嘴唇微微嚅动着念念有词。“施一帖”这是在回忆昨天替应靖波诊脉的情况。

须臾，他睁开眼睛，缓缓道：“令兄的脉象所示，确实应为寒痹，这个诊断是不会有错的，至于我所开的方子，那是没有问题的，虽说内有乌头、虎骨等，但皆因治疗所需。像令兄这样的年岁、体魄，别说患寒痹之症了，即使没甚毛病，服用一帖也决不会步上黄泉之路。”

小顾是从部队转业下来的，在部队当过两年卫生员，仅仅在野战医院接受过短暂的战地救护培训，对于中医基本上一窍不通。他听了“施一帖”的这番话后，看了他所开的那张药方，想了想，又一一抄在他的工作手册上：“桂枝、赤芍、乌头各五钱，白芍、丹参、虎骨各九钱，乳香、没药、炒穿山甲四钱，当归五钱，蜈蚣四条，秦艽六钱，甘草一钱。水煎服。”一边抄，脑子里一边却在想着下一步应该怎么做，等到抄毕，已经考虑定当了，于是说：“施先生您认为这张药方没有问题，那么，药是否有什么问题呢？这个，要向提供这些中药的店家了解。我们一起去药店吧。”

他看了看药方上盖着的那枚“银货两讫”的图章，说这是“九源堂国药号”的药，“九源堂”是我们台西区的，在云南路，我们这就过去吧。

“九源堂”的汤老板是个胖胖的中年男子，往人面前一站，笑嘻嘻的就像一尊弥勒佛。此刻，当他听说有病人吃了从他店里抓的药一命呜呼的消息时，那标志式的笑容立刻凝固，脸上的肌肉瑟瑟颤动，语不连贯：“这……这是怎么回事？”

小顾拿出了那张药方递过去：“汤先生，请您看一下，贵号昨天是否向病人提供过这张方子上的中药？”

汤老板看了那枚印章，点头：“是的，没错。”

“是谁抓的药？”

汤老板说他昨天没在店里，去郊区参加一位世交子弟的婚礼了，店里事务交给账房黄先生打理。于是就叫来了账房先生黄承议。这是个四十岁出头的瘦弱男子，一张脸苍白如纸，终日咳嗽，可能患着当时的不治之症肺结核。当下，他看了药方，点头承认确是“九源堂”卖出去的药。

那么，是哪位店员抓的药呢？黄承议说是他抓的。小顾又说，请黄先生回忆一下，这些药都没抓错吧——我指的是药和分量这两个方面。黄承议摇头，说肯定没抓错。汤老板如释重负地长嘘了一口气，说：“哎——我想总不至于是敝号的事儿吧!”

但调查还没完，这毕竟是涉及人命之事，小顾哪有这么轻轻巧巧就下结论呢。别看他年纪轻轻，工作能力却是不弱的，接下来，他又请了本区的数名中医和中药店老板，一起前往应靖波家，不是去看尸体，那是法医的事儿，而是对药渣进行鉴定。

一干人围着桌子，把药渣倒在一个洗净的脸盆里，用筷子翻检了一会儿，又让应家人取来数个小碟子，耐心地将所有的中药一一分门别类各拣一碟。然后，又请人去其他区中药店按照这张药方抓来一帖药，依样煎了一碗，把药渣分拣出来，一样样称了分量。最后，得出结论：“九源堂”抓的药没有问题。

这时，施大为作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举动，他把那碗搁在一旁业已凉了的汤药端起来一饮而尽，然后一抹嘴角的药汁：“喝!良药苦口——好药!”

这样，政府卫生管理部门的调查应该算是结束了，最终结论是：中医施大为开的药方没有问题，中药号“九源堂”提供的中药也没有问题。

那么，应靖波之死是怎么回事呢？这，就该由公安机关调查了。

这回，就不必由大罗、应靖涛奔波了，区卫生科只向台西公安分局打了个电话就解决了问题。那个年代特别讲究“公对公”，是公家各部门工作协调的黄金时期，台西分局因为死者是市南区的，就给市南公安分局打了个电话，于是，市南分局就开始运作了。

市南公安分局治安股指派两名民警老周、小陈负责调查此事。首先是分析应靖波死亡事件的性质。台西区卫生科的调查已经排除了医疗事故，那应靖波的死因就二者必居其一了：要么是被人谋害的，要么是另有隐疾倏然发作而亡。如果是谋害的，那么这就是命案了，应当立案侦查，当然那就不是治安股的事儿了，而是要移交给刑事侦查部门(当时称侦查科)。如果是另有隐疾而殁，那就跟公安没有关系，家属如若要追究下去，那还得去麻烦卫生管理部门。

老周、小陈理清了工作思路后，就写了一份请求指派法医对死者进行验尸的报告。市南分局领导批准了这份报告。分局是没有法医的，于是就向市局电话申请，自然一说就准。当然得办理一个书面手续，那是可以回头补办的，这会儿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还是赶紧让法医准备一下，待尸体拉到立刻行动。

应家方面对于验尸是持反对态度的，连当干部的应靖涛都主张采取不验尸的办法对其兄的死因进行调查。但是，有一个人坚决支持公安局验尸，这个人非常关键，因为只有此人签了字，法医才能动手。这个人就是死者的妻子刘巧玲。刘巧玲知道只有通过验尸才能查明丈夫的死因，也只有这样做，才能洗清可能会蒙在她头上的类似“潘金莲”的嫌疑，所以，她力排众议，毫不犹豫地在验尸申请单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当晚，法医进行了验尸，但没有对包括老周、小陈在内的任何人吐露什么内容，只是说还需要对死者生前所服用的那剂中药的残渣进行化验。

次日，法医的验尸结果出来了，却是令人大吃一惊：死者内脏无致命性疾病症状，在死者胃里发现砒霜成分，结合死者临终前的一系列症状以及从送检中药残渣里检测到的砒霜成分，故不排除应靖波死于砷中毒。

两名治安民警拿到鉴定结论后，老周对小陈说，行了，这件事我俩就到此为止了，往下的活儿，该由侦查科接手了。

当天下午三点多，市南分局侦查科在审查治安股转来的《关于应靖波中毒身亡事件的调查情况》等相关材料后，作出了立案侦查的决定。

当时，正是镇压反革命运动和抗美援朝开始不久的阶段，案子很多，侦查科人手特别紧张，所以这么一起人命案件，也只指派了两名侦查员负责侦查。

这两名侦查员分别叫殷贤铭和仇越，殷贤铭二十五岁，仇越二十六岁。别看他们年纪轻，参加革命却都有七八个年头了，两人都有在部队担任保卫干事和在解放区公安局当侦查员的经历，具有独立办案能力。不过，承办命案还是第一回。

殷贤铭、仇越对案情进行了分析：法医鉴定应靖波是服了混在那剂中药里的砒霜而身亡的，现在要查的就是谁在药里下了毒。

中医施大为开的那张药方里没有砒霜，十余味中药里也没有致人死命的物质(施大为已经当众喝下后来煎的那碗汤药了)，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可以将施排除。从法医对药渣的化验结果来看，砒霜是下在原药里，而不是下在已经煎好的汤药里的。那么，是谁把砒霜下在原药里的呢？这要看获得这剂原药的途径和经手人了。

根据之前台西区政府卫生科的调查，应靖波夫妇离开施氏诊所后就分手了，应靖波去办事，刘巧玲则去施大为指定的“九源堂国药号”买药。“九源堂”接待她的是账房先生黄承议，他按照施大为开的那纸药方抓了药，包好后交给了刘巧玲。

刘巧玲回家后，按照丈夫的事先吩咐把药浸泡后放在厨房里，直到晚饭后才煎药，其间家里没有外人进来过。应靖波的两个孩子是学龄前儿童，应该排除在下毒人之外。(花上5块钱，尽情阅读精彩内容，你必将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