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与“光荣”永远属于位于社会金字塔顶端的那些人群。也正因如此,从金字塔上的滑坡总是令人痛苦不堪。

在计划经济时期,也存在一个类似的群体,那就是三线职工们。

随着工厂的迁移,他们虽然在身份上还属于工人,但却被从城市连根拔起,扔进了被农民包围的泥沼之中。而这其中又以小三线职工为甚。

小三线的“小”就注定了他们不能像那些迁移的大型工厂职工一样,有充沛的资源在异地重新建起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生活社区,而是只能努力去适应当地的生活。

这也使得小三线职工群体会存在普遍失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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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城市搬迁到偏远的山区,这对于职工们心理上的冲将无疑是巨大的。

以辽宁省在位于东部山区的桓仁县建立的“三新厂”为例(即国营新风机械厂、国营新华机械厂、国营新兴机械厂,在当时被誉为辽宁小三线的排头兵),据老员工回忆:

“一次从沈阳分配来厂共30名徒工,坐了一天解放牌汽车,一直往大山里开,快天黑才到新风厂。”

“下车一看,太荒凉了,只有一个像样的房子——大食堂,他们都不下车,想让再给送回去,女的都哭了。”

“接待的人做工作说,让下车吃点饭,也都不下车,僵持挺长时间。”

“他们刚到一个陌生的条件极差的地方,心情都不好,连续哭了好多天,领导做工作才慢慢适应。”

类似的情况几乎出现在所有需要迁出的人群身上,以从上海迁皖南的工人为例,他们从上海迁到皖南山区,虽满足了国家的战略需要,却牺牲了个人的实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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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单是收入水平、粮食定量、生活条件等经济方面,而且也包括夫妻分居、父母子女分离等家庭社会方面。

上海许多人开始听到迁厂的消息,震动很大,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有的哭泣,有的埋怨……

不少工人无心生产,生产逐日下降;有的女工们躲在厕所里放声哭泣;有的装疯、装病,保健室的病号也骤然增加起来。

有些工人表示“工厂可以搬,自己不愿去”

对于这些迁移的三线职工而言,首先面临的就是食品供应的变化。

以辽宁的三新厂为例,虽然按照规定,这些随工厂搬迁而来的工人的工资还保持原来的标准。

但按照辽宁省的规定,三新厂职工的饮食只能按照当地标准供应。这就导致工人伙食质量肉眼可见地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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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饮食标准从“城市”跌落到“县城”,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主食种类的变化。

1973年3月,恒仁三新厂刚建成不到半年,就发生了工人包围厂长,要求增加伙食费和伙食补助的群体性事件。

为争取上级支持,职工们还向辽宁省国防工办写信,反映伙食情况,信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