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初期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
瞿道文
一 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的成立
5月27日上海完全解放，奉中央军委和三野前委的命令，于5月29日宣布成立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以第九兵团兵团部兼淞沪警备司令部和政治部的领导机关，率第20军、26军、27军、30军、33军及特种兵纵队担任警备上海的任务。上海解放后，上海市警察总局刚被接管，正在“拆屋重建”上海市公安局，因此，维护上海社会治安的任务，便主要地落到淞沪警备部队的肩上。为迅速建立上海革命秩序，搞好公开警备与秘密警备相结合，维护社会治安，成立了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由兵团政治部保卫部部长瞿道文担任处长，钟青山和33军保卫部长刘新屏任副处长。下设侦察、审讯两个科和一个总务股，一个执法队。在淞沪警备部队党委和首长的直接领导下，全面负责对匪特和刑事案件的侦破、审讯和判处，并统管各军、师、团的保卫侦察工作。
二 上海的敌情极其复杂
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入侵我国，上海就成了帝国主义者“冒险家的乐园”，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都在上海设立了租界，有30多个国家在上海设有领事馆，外国侨民有3万多人，分属50多个国家。其中大量的是白俄和日本浪人，一些帝国主义国家还在上海设立了待务机关、情报中心等。国内的封建帮派、官僚、政客、买办阶级、盗匪团伙、地痞流氓等反动势力根深蒂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军队进占租界之后，它的宪兵队、特高科配合着军事占领残酷地镇压止诲人民的抗日救国斗争。还有为虎作伥的汉奸势力汪清卫伪政权的特务机关。最为凶残的就是设在极司非尔路(今万航渡路)76号的待务机关，一时成为罪恶魔窟的代名词。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扶持下，抢占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各路“劫收”大员、特务机关又蜂拥而来，穷凶极恶地吸吮上海人民的血汗。上海解放前，仅国民党的特务派系就有：军统局上海区刘芳雄，中统局上海区范于文、万大铉，国防部二厅，蒋经国的青年团，陆京士的工福会，邓文仪的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副参谋长陶一珊指挥的稽查处、稽查大队等反动组织。国民党的这些军政警宪特在逃离上海之前，都召开了所谓“应变会议”．对撤逃和潜伏作了布置，妄图继续捣乱和破坏。此外，还有各地逃亡来上海的地主、恶霸、还乡团，以及上海战役中国民党军溃散的散兵游勇也大量的流散在上海的大街小巷。这是危害上海社会治安的一股险恶势力，是破坏上海新生的人民政权的主要敌人。
三 肃匪反特的初步胜利
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担任警备任务后．广大指战员积极响应淞沪警备部队党委关于“加强警备，肃清匪特”的号召，在上海工人阶级和各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与上海各有关部门、区、乡人民政府以及公安、司法机关的密切配合，取得了剿匪反特的重大胜利，迅速稳定了上海社会秩序，有效地保卫了上海地区的经济恢复和生产建设，保卫了上海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1. 剿灭匪特武装组织。1949年5月25日，我军刚攻入苏州河以南市区，枪声未停就有一伙武装匪特，打着“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先遣队”的旗号去“接收”邑庙和蓬莱两个警察分局。我附近驻军得知后，迅即将其包围，全歼该股匪特。原国民党苏州城防司令部参谋长吴正亚率残部窜来上海后，与被特务头子毛人凤委任为“敌后游击司令”的潜伏特务顾震相勾结，密谋策划阴谋活动。自5月14日开始，他们纠集了青年救国团义勇总队和国防部独立第7纵队，组成了所谓中共地下军，下辖4个纵队。第1纵队司令为朱鸿柏，第2纵队司令为吴鼎新，第3纵队司令为贺中华，第4纵队司令为欧阳桢。自5月24日起，这伙武装匪特就分别活动在南市和瑞金路、新闸路、陕西南路、福州路、江湾等地他们公开打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治安军”的旗号，利用当时较为混乱的情况，抢占敌产、抢夺枪支弹药、金钱财物，借口搜查散兵游勇闯入民宅，进行抢劫、奸污妇女、扰乱社会秩序，破坏我党我军声誉。自5月25日至6月7日，这伙武装匪特先后被我捕获。经军法处审理后，报请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核准，判处主犯顾震、吴鼎新、贺中华、吴庆云死刑，立即执行。其余各犯被判处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同时，在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仅六七两个月就收容了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1.5万余人。
2. 侦破潜特伪造人民币案。1949年6月上旬，我军法处接到第20军保卫部的报告，林森路（今淮海路）上，有些商店发现有人携大量人民币购买紧缺的贵重商品，这些人民币都是崭新的，并且是连号的。经鉴定这些人民币都是伪造的。6月16日，当奸商黎明又携大量假人民币购物时，被当场扣留。经审讯，黎供出了窝主周月英。军法处对周月英家进行搜查时，查获了印钞机四架，已印好的假人民币和中州币（华中地区流通币）各若干，手枪3支、子弹150发。又在金山印刷厂查获印钞纸200令。首犯艾中孚、黄浩均在逃。经调查了解，艾、黄两犯均系国民党国防部二厅潜伏下来的特务。黄浩为上校谍报组长，艾中孚为少校谍报组长。1949年春受白崇禧指使去南京密谋伪造人民币，后因技术问题未能解决。同年3月，白崇禧又命黄、艾到上海继续进行伪造人民币的活动。黄、艾在上海联络同党，购得印钞机后，8天内即印制假中州币1400万元，首批运往武汉后转运中原解放区600万元。自5月10日起，经三昼夜印刷，又印制假人民币1.6亿元。除空运27箱（每箱500万元）去长沙外，其余2400多万元留在上海，以破坏金融和市场。经军法处侦察追捕，1949年7月10日艾中孚被捕获归案，被判处死刑。为了揭露敌特企图破坏金融、捣乱市场的阴谋，军法处将该案执行枪决的罪犯分别押上汽车，在上海各主要马路上游街示众。上海人民对此无不拍手称快。1950年4月，首犯黄浩认为事过境迁，又潜回上海伺机活动，被军法处情报网发现，将其逮捕，并于同年7月18日判处死刑。
3. 取缔打击投机倒把和贩毒犯罪活动。上海解放初期，上海市军管会一再布告周知，禁止买卖黄金、白银、美钞。但一些不法奸商仍猖狂地捣乱破坏，他们倒买倒卖黄金、银元、美钞，大搞投机倒把活动，哄抬物价上涨，破坏人民币币值的稳定，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1949年6月10日，上海市军管会命令查封投机倒把活动中心——上海证券大楼。我军法处协助有关部门参与了这一行动。将一批破坏金融、扰乱市场、危害人民生活的投机倒把分子和敌特分子逮捕法办，从而使人民币币值得以稳定，物价也稳定下来。但敌特分子并不就此罢休，又转入分散暗中活动。为此，军法处又抽调部分力量，继续侦察打击投机倒把分子和经济特务的破坏活动。在不长的时间内就侦破了一批案件，捕获罪犯数百人，缴获黄金、白银、美钞、鸦片、海洛因毒品等，约值人民币2亿多元。
4. 破获抢劫大案，安定社会秩序。1949年7月5日晚9时左右，静安寺公安分局接到华山路1316号德国侨民鲁道夫·劳伦斯电话，称他家遭歹徒抢劫。静安寺公安分局汪副局长当即率员到现场勘察。该处虽属法华公安分局管辖，但作案人可能在静安寺地区，因此采取了紧急措施。当夜11时，巡逻警察在梵皇渡路(今万航渡路)严家宅弄口，发现一形迹可疑分子杨玉顺。经审讯杨供认参与了华山路1316号抢劫案，他是在梵皇渡路等同伙陈文香来分赃的。静安寺公安分局将该案捕获的10名罪犯呈送上海市军管会后，即转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审理。1950年4月，军法处报经上海市军管会核准，判处主犯杨玉顺、叶耀文死刑，其余同案犯移交上海市人民法院处理。
1949年7月13日，根据中央军委、第三野战军前委命令，解除第九兵团对上海的警备任务。随之，宋时轮司令员率兵团部机关和第20军、26军、27军撤离上海市区，进行整训。淞沪警备部队的领导机关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和整编。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也进行了调整和加强，由原来的两个科扩大为7个科，即情报科、治安科、侦缉科、审讯科、军法科、执法科、秘书科和一个拘留所，一个执法队。警备部队各师、团也成立了反特组织。自1949年8月至1950年1月，军法处侦破各类案件约1300余起，抓获各类人犯4000余名。其中几起主要大案是：
1．侦破武装匪特“通海纵队”案。1949年9月22日晚9时，由上海开往祟明的航班鸿生轮按时开出，船上有乘客200余人，其中有分散在各船舱的解放军7人(内有一女军人)。武装匪特20人身藏短枪，伪装成商人也混上了船。深夜12时左右，当船驶出吴淞口，行至狮子林附近时，这伙武装匪特在匪首一声吆喝下，首先抢夺解放军的武器，当场打死解放军4人，将尸体抛入江中，夺去步枪一支、短枪6支、子弹300余发。另3名解放军校捆绑关押于一室，由一匪徒看守。紧接着匪徒们开始洗劫全船乘客，然后截劫一帆船逃窜，并带走3名解放军。这伙武装匪待于9月25日在苏北川港区登陆，上岸后即将3名解放军勒死。随后他们又先后打死了当地小学教员吴文亮、复员军人顾其春、农民张根荣、顾仁修4人。上海市军管会主任陈毅得知这起武装匪特洗劫客轮，杀死11人的大案后，极为震怒，当即命令淞沪警备司令部限期破案。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副政治委员韩念龙亲自主持下，会同南通专署公安处和南通市公安局共同研究制定了侦破方案。这伙武装匪特的活动待点是：分散隐蔽，多数伪装成流动小贩、小修小补人员，经常往返于上海、南通、海门之间。在上海则经常出设于曹家渡、三宫殿桥棚户区一带，常以中山公园为接头联络点。10月上旬的一天，通过情报关系，获悉这伙武装匪特有人将在中山公园碰头。当即由南通专署公安处的一位科长带路，军法处治安科长刘步周率20余人到中山公园监视伏击，因迟到一步，匪特们已分散走掉。不久又获悉，有7名匪特在曹家渡状元楼喝酒，军法处当即派侦察员前往监视，同时由刘步周科长及南通专署公安处处长顾克英率侦察员20余人赶往现场守候伏击。捕获了匪特锡镭昌、江山等7人。经连夜突击审讯，弄清了这伙武装匪特的姓名、面貌特征、活动规律、社会关系及可能隐蔽的地点。得知匪首黄志英的哥哥黄林琪在北火车站泰山电影院附近，以做白铁匠为掩护作为联络点。当即将黄林琪拘浦，并取得新的线索。几天后，黄志英果然进入中山公园我伏击点，被当场逮捕。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经10余天周密的侦察、跟踪、伏击、追捕和搜索，相继将20名武装匪特全部捕获(其中一名因拒捕被当场击毙)。至此，前后仅用了近20天时间，即侦破全案，缴获手枪3支、步枪1支、子弹20余发及部分赃物。该案有16名罪犯因杀人抢劫，手段残忍、罪大恶极被判处死刑。黄志英、徐锡昌等7名罪犯于12月29日在上海游街示众后执行枪决。另有9名罪犯，根据南通当地人民群众的要求，押赴南通地区由当地政府公审法办，有2名罪犯判处有期徒刑，一名免予刑事处分。
对这一案件的侦破和处理，布告周知后，人音大快，群众奔走相告，极为震奋。在南通地区有的乡、村敲锣打鼓、鸣号奏乐、燃放鞭炮，以示庆贺，并派人专程到淞沪警备司令部送感谢信和锦旗，表彰淞沪警备部队为人民除了害，军法处受到陈毅、潘汉年及淞沪警备部队党委和首长的表扬。
2．侦破军统上海潜伏站、反共救国军第一纵队案。上海解放后，军法处侦察员通过社会关系，发现一份由“反共救国军第一纵队司令江涛”委任陈献杰为该纵队第四支队长的委任状。1950年“二．六”轰炸后，潜伏敌特乘机猖狂活动。为打击敌人气焰，深挖潜特组织，确保社会治安，军法处决定侦破这一久未破获的潜伏特务组织。我侦察员通道社会关系，“约请”陈献杰在一家小饭馆吃饭，陈献杰果然应约，当即为我密捕。在对陈献杰的审讯中，得知第二天陈献杰要与该纵队副司令兼参谋长、总联络官余松年会面。为彻底弄清情况，军法处决定由治安科副科长海萍，化装为敌特上峰派来的上海行动总队长的身份，由陈献杰引见，在一小茶馆等了很久，才来了两个人坐到海萍同一桌上。海萍正在猜测这两个是什么人时，陈献杰突然拿起一把茶馆劈柴用的斧头向海萍砍去。海萍虽有警觉，但已避让不及，斧头砍在胸膛上。所幸距离近，斧头也不锋利，只是被重重的敲了一下。陈献杰见未得手，便冲出茶馆逃跑。海萍持枪随后紧迫不舍。陈见无法逃脱，便向水泥墙上撞去，顿时鲜血直流，昏倒在地。在邑庙公安分局的协助下，将陈献杰送往警察医院抢救。海萍又率侦缉员捕获了正准备逃跑的余松年。经审讯，余松年交待了该潜特组织的司令江涛的住处，随即抓获了江涛。在我们进入江涛家中时，随后有个中年人和一个育年也到了江涛家，经审问，中年人是反共救国军第一纵队直属爆破组组长，那青年人是爆破组员。他两人是从常州来上海找江涛领取炸药、雷管，准备在常州段铁路炸毁列车，爆炸戚墅堰发电厂和机车修理厂的。此案先后共逮捕14名罪犯，他们是：军统上海潜伏站站长、反共救国军第一纵队司令江涛(真名吴亦起)，上海解放后，曾向上海市军管会假自首，但仍私藏手枪三支，组织匪特武装，企图进行反革命暴乱；纵队副司令兼参谋长、总联络官余松年，与江涛共谋组织反革命武装，并积极联络人员，筹划枪支；第三支队司令何愚，第四支队司令陈献杰，第四支队参谋长许鹤立，第二行动大队长杨忠铭等。此案侦敲后，移交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处江涛、余松年、陈献杰等8名罪犯死刑；4名罪犯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两名从犯教育释放。在南京、芜湖、洪泽湖的3个支队均由当地公安机关作了处理。
3．侦破反共救国军江苏省游击司令部匪特组织案。1950年“二·六”轰炸后，为确保我浦东地区防空体系的安全，军法处情报科在东沟、东昌路、大团、南桥、周浦设立了情报站，开展情报、侦缉工作。据情报关系郏子超报告，榆林区卫生局留用人员陈连科(曾任国民党少尉报务员、中尉军需、三青团区队副)知道郏子超是国民党中央军校第十五期毕业生、中校军衔，想介绍郏子超参加一反动组织。为了弄清这一反动组织的情况，军法处决定派侦察员刘效能化名李国强和郏子超打入该组织。郏子超对陈连科讲李国强也是中央军校第十五期的毕业生，愿意入伙。后约定与该组织的司令宰时见面。宰时公开身份是平凉路正丰酱园店的老板，是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生，曾在军统息烽训练班受过训，历任国民党第一战区上校督察，34师政治部主任等职。解放后由东北潜来上海。李国强、郏子超与宰时见面时，李国强以中央军校第十五期毕业生的身份出现，并交谈了一些当时军校的情况，因此取得了宰时的信任。幸时还为李国强、郏子超举行了宣誓仪式，并委任李国强为反共救国军江苏挺进纵队司令部联络参谋兼第三支队司令，郏子超为第四支队司令。李国强、郏子超打入该组织后，了解到该组织副司令孟云章是宰时在息烽特训班的同学，由于宰时独揽大权，孟对宰极为不满，两人的矛盾很尖锐。为此，宰时又让袁家骥当副司令，并重新刻制了“反共救国军江苏省游击司令部”关防一枚，条戳一枚，司令官公章一枚，宰时签名章一枚。在这期间，郏子超的一个关系甚密的旧交袁化南找到了郏子超，袁自称是反共救国军挺进纵队第二支队的上尉参谋，是由舟山潜来上海，任务是拉队伍，动员人去去舟山入伙，且最近就要带一批人去舟山，并动员郏子超也参加。郏子超将这一情况向东昌路情报站报告后，军法处决定密捕袁化南。袁被捕后，供出当晚有一批人在闸北某处集中同往舟山。为此，陈观柏站长令袁化南带路前往搜捕。在共和新路一棚户家中已有几人在等候。这时袁化南乘去小便的机会逃跑了。经分析，袁可能逃至其同伙李云贵家。情报站迅即派内勘干事许迪率员赶到打浦路李云贵家搜捕。近半夜时，袁化南果然乘三轮车到了。许迪刚要去捉时，袁跳下三轮车狂奔，许迪拨枪向袁腿部射击，连打5枪，袁中弹倒在地上，在附近驻军的协助下，将袁送至广慈医院急救。后又转往提篮桥监狱医院进行治疗和监护。
经过一段时间的侦察，弄清了这伙武装匪特的情况。当宰时得知另一匪特组织反共救国军江南突击队的副司令金阿山在国民党方面来头很大，就想攀附于金，便派李国强与金阿山联系。其实金阿山已为上海市公安局逮捕。此时，军法处认为破案时机已成熟，决定破案。1950年6月1日，约定宰时与金阿山在南昌路某公馆会面，由军法处配合公安局社会处一起行动，将到会的案犯全部逮捕。在此以后的几天中，又将该组织大队长以下人犯全部捕获。经审理判处宰时、孟云章、袁家骥等20名罪犯死刑，对一般成员按胁从不问的政策，经教育释放。
此外，还侦破了“反共救国军前进指挥部”、“反共救国军淞沪挺进军独立支队”等武装匪特案件几十起。至1950年6月底，上海市公安局的接管、整顿、组建工作基本完成，已经全面开展工作。为此，上海市军管会决定，自1950年7月1日起，淞沪警备部队停止执行地方治安、反特工作任务。军法处遵照命令将未了的案件、各种资料和基层工作人员，分别移交给上海市公安局。我被调任华东军区防空军政治部副主任。10月中旬，军法处整编为淞沪警备司令部情报处。据不完全统计，军法处成立以来至1950年6月底止，共侦破匪特案件及其他各类案件共3626起，捕获人犯13900多人，缴获各种枪1249支，迫击饱一门，拥弹简一具，手榴弹874校，各种子弹20050发，发报机一台，电话机12只，汽车14辆，自行车21辆，船8艘，发电机一台，照相制版机2台。还有黄金、银元、外币等总值约2亿元。
四 几点体会
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在上海解放后的13个月内，对于警备大上海，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维护社会治安，建立革命新秩序，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完成了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取得这些成绩的主要体会是：
1．强有力的领导，增强了我们的责任感，坚定了我们必胜的决心和信心。我们在肃匪反特工作中，及时的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和市府首长的关心支持和教育。陈毅市长在工作极其繁忙的情况下，曾多次听取我们的工作汇报，及时地给予指示。当我们在工作中取得一点成绩时，就给予鼓励和表扬，使军法处全体同志增添了搞好工作的信心。淞沪警备部队党委和首长，对军法处的工作抓得很紧，指示既及时又具体，不断给以帮助和鼓励。
2．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发挥政策威力。我们在对敌斗争中，正确贯彻执行了党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用党的政策威力去分化瓦解敌人。对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罪犯，公开审判，处以极刑。对能够争取改造的，就争取他们立功赎罪。如被我破获的敌特潜伏电台，曾争取其为我服务。还争取了国民党军统局高级特工人员近10余人为我服务。在案件的审理中，注重调查研究，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做到了稳、准、狠的打击敌人。
3．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在上海市委和淞沪警备部队党委的领导下，我们得到了上海各级政府和公安、司法、工会等部门以及广大人民群众有力的支持和配合，使我们在工作中耳聪目明。我们在中山公园、复兴公园举办了剿匪反特一些重大案件的展览会，以大量罪证材料揭露敌特罪行，从而达到了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大长了人民群众的志气，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人民群众则纷纷向我们举报敌特的线索。(张嘉协助整理，1992年10月）（本文选自江执中主编《警备大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