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在共产国际扶持下异军突起，一跃成为中共中央实际领导人，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才宣告结束了他的错误领导。以王明为代表和核心的“左”倾机会主义统治中央长达4年之久，也就是说，历史是给了王明等人机会的，但事实证明王明等人担负不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第五次反“围剿”开局就失利，就是因为他们这些指挥者无能，还多次拒绝周恩来和朱德等人正确建议！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发展到顶峰时期，面积覆盖江西、福建、粤赣、闽赣4省40余县，且控制区域北移，与闽浙赣苏区渐成连接之势。其中，黎川作为闽赣省委、省政府、省军区所在地，是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赣东南与闽西北连接的主要通道，其战略意义不言而喻。乃至于第四次反“围剿”时，中共中央就强调过黎川等4县是永远不能放弃的！
不只中共中央认识到黎川地理位置的特殊战略意义，国民党军也对此有清晰的认识，所以，1933年9月，他们发起最大规模、最大力度的第五次“围剿”时，首选就是要以黎川为突破口，以完成由赣江自西南向东北而发起的对中央苏区的堡垒封锁。但奇怪的是，国民党军队进攻黎川时，红军在黎川的防御兵力却异常薄弱，不是说要重视黎川吗？真是让人匪夷所思！
原来，1933年6月，红军按照共产国际军事总顾问的意见实行“两个拳头打人”，红一军团组成中央军，部署在宜黄和乐安一带，防守苏区北大门；而第三军团和第十九师等部则组成东方军，进攻闽西北方向。起初，红军指挥部也是重视黎川的防御工作的，但随着福建战事逐渐吃紧，东方军作战并不顺利，红军就不断向福建增兵，造成黎川一带兵力空虚。
国民党军队并非草包，自然就瞅准机会，以黎川作为第五次“围剿”的突破口了，其目的是要由南城向东南突击，以割断江西东北部和苏区的联系，并形成坚固阵地的封锁线。蒋介石吸取前4次“围剿”的教训，力图第五次“围剿”一开局就争取主动。所以，蒋介石就是要福建的国民党军拖住东方军，他才好在赣东北从容做好军事部署。
此外，蒋介石命令部队进攻黎川还有一个目的，当时福建国民党内部正酝酿反蒋活动，借进攻黎川，恰好可以顺带钳制福建，以免福建发生事变而陷于仓促。9月24日，得到蒋介石于9月底攻占黎川密令的周浑元率3个师在黎川20公里外的硝石完成集结，第二天向黎川发起了进攻。红军在黎川的守军（地方部队为主）大约千人左右，相比之下，力量过于薄弱。
刚从福建前线奉命赶回黎川的闽赣军区政治委员肖劲光眼看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为避免遭受无谓损失，就率教导队和游击队于9月27日撤出黎川。肖劲光后来回忆，当时中革军委既没有给他下达坚守黎川的指示，也没有下达明确的撤出黎川的指示。对黎川如此重要的战略要地，中革军委竟然如此轻视甚至忽视，这不是一开始就表现出指挥者的无能吗？
对于蒋介石打算在赣东北做军事部署的企图，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的朱德和周恩来等人已经有所察觉，9月初，他们就曾致电中共中央局，认为东方军在闽难以找到有利战机，且屯兵福建不利于整体战局，因而提出要让东方军准备回师黎川。但中革军委代理主席项英致电朱、周二人，仍强调要攻下福建的顺昌和将乐。
13日，周恩来又致电博古和项英等人，要求东方军迅速结束当前战斗并北上，中革军委复电周恩来，表示同意东方军回军北上，但又强调，要东方军先打闽敌，以便将来独立对赣敌作战。到中旬末，中革军委开始做回师准备，但由于中革军委对东方军在福建的战果于心不甘，以致迟迟没能决断回师，与此同时，红军高层也对东调红一军团存在不同意见。
到了24日、25日，赣东北形势越发危急，周恩来连续致电项英，要求同意东方军尽早北上。25日，中革军委终于决定，红一方面军立即结束东方战线，集中泰宁出其西北地带，消灭进逼黎川的赣敌。实际上，中革军委即便拿下了顺昌和将乐，对全局也没什么影响，反倒是黎川才具有事关全局重要战略意义。但宝贵时机已经丧失，中革军委犯了当断未断的大错。
若深究中革军委在防御黎川如此重大问题上的迟缓行动，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当时执掌中央实权的王明和博古等人，对周恩来有着有意的排斥，因为周恩来是中央领导层的“老干部派”，他不仅显示了作为政治活动家的出色能力，也通过第四次反“围剿”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能力，中央却安排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就是有意限制周恩来在苏区的影响。
自从1933年6月，中央提出组建东方军后，周恩来就不断提出不同意见，偏偏形势的发展又完全被周恩来的意见所证明，这就让作出这些决策的中央领导人深感被当场打脸，所以，他们就寄希望于在福建的军事行动能取得更大的战果，证明他们派出东方军赴闽作战的正确性，以挽回失去的尊严。真是悲哀啊，他们这么做，只能更加证明他们的无能！
黎川这个战略要地落入国民党军手里，后果有多严重？就连国民党方面都对此有清晰的认识：不但割断了红军的东方军和中央军，而且切断了赣东北与赣南红军的联系，所以，攻占黎川可算国民党军的一大收获，甚至被他们认为是第五次“围剿”胜利的先声！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国民党军占领黎川后，最终形成了江西方面对中央苏区的完全包围！
对这一严峻形势，周恩来痛心疾首，于9月28日连续3次致电项英和中央局，提出，黎川失守，将使江西敌军抢先构筑据点加以据守，国民党军就此抢得先机，在如此严峻形势下，红军必须以极大机动性应对，正面迎敌或强攻黎川都是不利的。所以，应主动出击，力图扳回已经失去的战略先机。此时，黎川失守后果的确严重，但还没有到恶化全局形势的地步。
所以，不久后，中革军委将东方军从福建撤回，又要中央军向黎川一线靠拢，准备伺机夺回黎川。随即，红一方面军指挥部根据这一战略计划发布命令，要求首先消灭进逼黎川的敌人，进而会和抚西的部队，全力与敌人在抚河进行会战。中革军委提出，希望红军以消灭硝石、资溪桥、黎川地区的敌人为目标，造成对敌人中心根据地的威胁。
中革军委希望把部队开到苏区外线作战，尽力打破国民党军队封锁线，争取主动，这秉承了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作战思路。如果要实现苏区外线作战的目标，就必须夺取南城与黎川之间的战略要点硝石，才可以切断黎川与南城附近国民党军的联系，使黎川陷入孤立，有利于红军一举拿下黎川，还可以吸引南城一带的国民党军队主力出动，实现围点打援的目的。
中革军委此时的行动又迅速无比，连续致电要求彭德怀和滕代远率东方军迅速回师，要求他们对命令不容任何迟疑或者更改。朱德和周恩来在10月3号致电项英，明确提出，目前关键是中央军能以最大动机抓紧当前敌情变化，及时出现；东方军集结最大兵力以最快速度赶在抚西之敌援军未至硝石、黎川，以及工事没有加固之前，进击硝石和黎川的敌人。
与此同时，朱德和周恩来也充分估计到了进攻硝石存在的巨大风险：关键要争取时间，尽可能早地控制硝石，否则就有落入敌军包围圈的可能。在10月初获悉敌军企图增援硝石和黎川后，中革军委仍然希望红军以迅速、突然的进攻态势，控制住对方的攻击，尽力把战场突进到苏区之外。朱德和周恩来再次向中国军委提出建议，应以一部作有力佯攻，待机打敌援军。
彭德怀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决定先消灭由硝石南援之敌，再乘胜收复黎川。但没想到国民党军按蒋介石的命令按兵不动，导致彭德怀围点打援的方案落空，东方军只好顺势把进攻重心转向硝石。如果攻下硝石，也可以使黎川的国民党军陷于孤立。但由于红军低估了国民党守军的实力，产生轻敌之念，激战数天后，面对工事坚固的国民党守军，红军攻坚战未能奏效。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的增援部队却大批开向硝石，红军主力有陷入重围的危险，中革军委为保存有生力量，决定立即结束硝石战斗，命令东方军南移，10月13日晚，红军开始陆续退出硝石战场。形势逆转表明，中革军委想要先在局部地区采取攻势，以打破国民党军包围圈的目标落空了。于是，中革军委要求红军利用国民党军新占黎川各部调动频繁的缝隙寻找战机。
而国民党军也有吸引红军东方军伺机歼灭的企图，恰好在10月21日，中革军委认为国民党军周浑元部进入资溪桥地区正是歼灭该部的可乘之机，就决定再次实施围点打援。但敌军在这一线布置了10个师左右的兵力，红军人数上根本不占优势，而且该部敌人布置了坚固的防御阵地，导致红军苦战4天都没能拿下资溪桥，也没能调动敌人，反而暴露在敌军堡垒之间。
24、25日，彭德怀和滕代远致电中革军委提出，部队目前面临严重困难和危机，但中革军委对彭、滕二人强调的这些困难和危机不以为然，仍命令东方军进攻。表面上看，红军主动进攻，想在运动战中歼敌，但实际上红军兵力不集中，又在敌人堡垒密布的白区作战，一开始就陷于被动。因指挥者无能还多次拒绝接受正确建议，才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开局就失利。
就连身为国民党军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第三路军总指挥的陈诚在写给妻子的家书中都兴奋地表示，红军攻打资溪桥，伤亡颇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