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孙良诚投伪之时，以三件事要求日方允诺，即“不打重庆队伍”、“不要日籍顾问”、“不直接受命于日军”。
1940年汪伪政权建立后，伪军人数从1938年的78000人急剧上升到了145000人，而日本投降时，这一数字甚至达到了200余万人，远远超过了在华日军的人数。
伪军有为生计所迫投敌的，有为保全身家性命不得不降日，也有部分流氓或土匪头子，为了升官发财而投伪的。1941年，豫皖苏边区有超过2万人的伪军，领导者有地方豪绅、退伍军人，甚至部分土匪、流氓、地痞。其内部成员及装备都不一致，各有系统。有单纯为自存自保的，多数人则心怀鬼胎，故有利害冲突时，彼此矛盾也十分尖锐。
1942年，孙良诚投伪之时，曾以这样三件事要求日方允诺方可，他的条件是“不打重庆队伍”、“不要日籍顾问”、“不直接受命于日军”。孙良诚在投伪之后，也依然与国民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943年5月，孙良诚通过张雪山向蒋介石转告，自己在南京参加军事会议时，将继续与吴化文、张岚峰“团结一致，以待时机”。
如果说孙良诚部因为实力较强，在国、共、日三方夹缝中还有些自由空间的话，那么更多战斗力差的伪军队伍，在政治立场上左右摇摆的特色则表现得尤为明显。许多地方武装，日伪军来时，他们打起伪军旗号守着据点，日伪离开，他们又主动恢复国军旗号。
1944年，豫西土匪首领李万如到豫西发展时，公开宣称他是两面：“如果国民党不再回来，日军长期占领，他带有汪主席给他的（新）中国33军军长的印信。要是国民党再回来，他还带有蒋委员长给他的豫西国民党军22纵司令印信。不管谁来都能存在。”
在国、共、日伪激烈斗争的地区，如苏南茅山、丹北等地的伪地方武装与伪基层政权为了自保，也常随着该地区各个强权间的实力变化。1940年当中共不再将这些人视为汉奸之后，“他们也暗中向中共诉苦，答应掩护中共人员，并为中共征收救国公粮。但若环境不利于中共，他们就疏远中共，倾向伪方。”
同孙良诚一样，多数伪军都与国民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国民党为发展沦陷区势力，也常暗自收编伪军。1940年之前，直接策划伪军反正是其主要目标，但此法容易引起日军攻击，被反正的伪军有覆灭之虞，这样，国民党不仅难以在沦陷区发展势力，还要负担大量反正伪军的经费开销，风险及负担都很大。
后来国民党将政策调整为“以敌养伪，以为我用”，即策动伪军长期埋伏，不急于反正，并利用日伪资源供养他们。1942年，蒋介石给安徽李仙洲部的密令中，便认为处理伪军有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和伪军保持密切联系，运用伪军配合反共；中策是和伪军保持一般联系，令其待机反正；下策是策划伪军反正，增加军费开支。
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中共在和平收编伪军上则困难重重，为了迫使实力较弱的伪军屈服，中共在抗战初期往往采用直接攻打或威吓的方式，结果并不理想。百团大战后，日军与伪军合作，加强扫荡，使中共军队的发展遭遇严重挫折。这时，为汲取之前僵化政策的教训，中共开始通过其家属、亲戚、朋友,间接鼓动他们抗日、或寄送信函暗中争取，使伪军就地潜伏于日军处。
1945年5月，中共方面派人到孙良诚处，劝说孙及其部下赵云祥、王清瀚反正。孙良诚说：“我当了汉奸，脸上已经抹了一道黑，现在又叫我投八路，给我脸上再抹一道红，我孙良诚岂不成了一个花脸。”此事暂时作罢,但首鼠两端的孙良诚却没有堵死与中共联系的通道,让中共人士留在了王清瀚部。
抗战临近结束，国、共在对伪军的争取上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考虑到当时国民党军事上的优势,绝大多数伪军选择了投靠国民党。然而国民党并没有对伪军一视同仁，国民党对于实力较强的伪军予以收编，而对武装或战斗力差的部队则采取了淘汰裁编的策略。
在政治与人际的考量下，那些缴出兵权，或是实力差的，或是因人事纠葛的因素，被法院或地区最高指挥官以汉奸的罪名判处死刑及各种徒刑的，也比比皆是。
日本投降后，孙良诚接受蒋介石的命令，在原防地驻防，“等待接受整编”。1948年11月13日，孙良诚在淮海战役中向解放军投降，后借口劝说刘汝明部投降而逃匿上海，同时出卖了陪同前往的中共党员周镐、王清瀚和正在南京从事隐蔽战线工作的谢庆云，致使三人牺牲。上海解放后，孙良诚被捕，1951年5月10日在狱中毙命。
(资料来源：刘熙明著《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1937-1949)》)#聊聊抗战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