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晓宏，原照片来自公号“时间社THiS”
学人简介：伍国，四川乐至人，美国阿勒格尼自由文理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中国研究专业负责人，主要研究二十世纪中国人类学史及有关西南少数民族的政治和学术话语构建过程。本文系作者授权首发。
我的电子邮箱里至今还保留着徐晓宏博士 2010年11月发给我的第一封英文邮件。像很多在美国的华人学生学者习惯的一样，他也中英并用地写成“Dear Wu Laoshi”.
其时他的邮件地址是耶鲁的，因为一位曾担任过我所在的panel 的评论人Rebecca Nedostop 教授后来在另一个会议遇见了他，提及我也在做有关恽代英和利群书社的研究，晓宏就联系了我。
或许像学界的很多这类交往一样，在后续的多次邮件联系后，我终于得以把正式发表的关于恽代英与利群书社的英文历史学论文pdf 发给了晓宏，因为会议论文毕竟仓促潦草。他也在一段时间后把自己引用了我的论文的社会学论文，即2013年发表在《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ivew）上的力作Belonging Before Believing: Group Ethos and Bloc Recruitment in the Making of Chinese Communism 发给我。
历史学的微观研究被社会学论文引用，哪怕是出于礼貌，我觉得也是很荣幸的，也从中看出晓宏是社会学家中对中国近现代史深感兴趣的学人，但其研究确实也超越我等所做的单个个案的微观历史场景复原和事件逻辑分析，因为社会学更强调在多个个案之上对规律性的组织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和解释，恽代英与利群书社，也只是晓宏所使用的个案之一。而以我后来所知，晓宏即使在社会学家里，都是特别具有理论意识和理论雄心的人。
不过我并没有想到，在2016年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徐晓宏的名字也出现在议程中，看来我们的兴趣虽然从不同学科出发，但又有所重叠了。
在会场见面问候以后，我们坐在一起观看会议组织方放映的一部纪录片。看着看着，听见晓宏沉吟着说，这部片子讲的是浙江，而这里离我老家很近。我现在已经忘记了片子到底讲什么，也是后来才从网上得知晓宏是浙江人。当时我并不知如何作答，多年后，才感觉他的那句缓缓的，看着银幕既对我说，又对自己说的喃喃自语其实包含了颠沛流离的海外学术游子对故乡很深沉的情感。这时他已经在新加坡，我说起我正在研究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史，他自然深通这些掌故，马上告诉了我一些“费孝通”“雷洁琼”的轶事。
主办方推荐了几个酒店，我和另一位从英国赶来开会的博士生自己选择了一个似乎没有在推荐之列，但位置也很方便的Ibis 酒店。会间闲聊各自住在哪里，晓宏得知我们不按会议推荐自定了这家酒店而且比较满意，竟像个孩子似的懊恼起来，甚至有点急切地说，”你们怎么都这么聪明。” 这句话让我第一次感到他的可爱，样子也显得年轻，以致于我怀疑他是八零后。
在外面闲逛的时候，我们几个人走到一间书店，我又发现他竟然对日本动漫也很了解，甚至说，某种书店还是咖啡馆之类，是什么什么人“装B的地方” 。这种年轻和率真的语言自然拉近了同行者之间的距离。在海滩上，我甚至打趣他，“要不要试试赤脚走在沙滩上的感觉”？他摇了摇头。
当然，直到晓宏离世以后，我才知道他生于1978年，其实是70后，而我始终带有某种偏见地认为，70后和前代相比拥有最完整和能维持基本水准的基础教育，而和后面的80后90后相比，又多了一些对社会和历史的体悟和认知及思想的厚重感。七零后总体低调，但并非是一味靠“躲崇避高“”度日，似乎残存着一点理想主义的余温，暗藏对宏大建构，或曰重建的梦想，而是即使怀疑”崇高“，也不妨碍执着求真及保有良知。我当然不是要用晓宏作为个案去总括一个庞大的群体从而触犯社会科学的忌讳，只是觉得，从他偶尔一现的童真，和后来广为人知的在学术上的执着和拼搏，能感到一种在我们这代人身上并不陌生的精神。
他肯定是个热爱生活的人，因为他早就从网上查好了墨尔本的一家烤袋鼠肉的酒吧。的确，如果不是因为他，我根本不知道袋鼠竟然能被弄来吃，因为印象中的袋鼠，不是在电视上，就是在动物园里蹦蹦跳跳。但既然人在澳洲，一位社会学家又已经找好了烧烤袋鼠肉的地方，也就欣然前往。我们打车去了酒吧，晓宏果然是会生活的人，对啤酒也很内行。
烧烤袋鼠肉的味道只能说是打卡留念，说不出有什么特别。我看出他似乎对新加坡也不太满意，加上夫人在香港带着幼女，两地分居，往返奔波，颇感不便。的确，以学术研究为职志的人首先在精神上就要经历无数炼狱般的煎熬，一个题目和路径，你想到了，别人可能也想到了或者已经做过，你要出新，谈何容易，还要能说服刁钻无比并且也不免犯错的匿名评审。即使都做好了，也可能仍是一名平淡无奇的学者，想要真正有大的创获，还要穷尽一生之力攀上更高的险峰---我相信这是晓宏内心的目标，但他不幸倒在了山腰。在纯学术研究以外，学者还要面对世俗的学生评价，终身教职，非升即走，人文社科的危机，而海外的华裔学者不可避免地还要面对在异文化中的自我调适。在最形而下的层面，还有家庭团聚，衣食住行，洗碗做饭，奶粉尿布，看病报税，折扣甩卖，诸如此类，万般磨人。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分裂，常令人想起鲁迅《幸福的家庭》里荒诞并列的文艺，劈柴和白菜堆。这些琐事中即使少做了一两件，学者的精神也绝不会因此轻松吧。
告别的时候，晓宏在手机上替我把地图查好，甚至帮我看到一辆停在路边的本地出租车，相当于目送我上了车，自己才离开去赴另一个约。八年后回想起来，仍然能真切地感到一份细心和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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