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在明知北平已不可守的情况下，仍幻想利用自己手下的几十万人作为筹码，通过谈判，达到与我党分权的目的。因此，他在谈判过程中连接耍政治小手腕，差点让和他谈判的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人中招。幸好，毛主席目光如炬，洞察其奸，见招拆招，从容化解。傅作义机关算尽，最终不得不乖乖向毛主席服气认输，端正了态度，不再有分权之想。

事情进行到了这，还远没有完结。

因为，这个时候的傅作义还没有彻底与他原先的旧阵营划清界线，真正的洗心革面，真正的走到人民的队伍中来。

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的师哲所撰写的《我的一生——师哲自述》的一书里面记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傅作义担任了水利部部长。此后过了大约一年，某天，他找到了毛主席，坦白他还有多少电台，多少支枪，都存在了哪些地方。

傅作义毕竟是一个从旧社会、旧军队里混出来的军阀兼政客，毛主席知道要完全转化他的思想和观念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并不责怪他，而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你留着用吧。”

学者郭岱君新近研究的一大发现——蒋介石在1963年写的日记里，出现有傅作义给他写密信的记载，傅作义在信里一个劲地表忠心说“悉贡所能”。

话说回来，傅作义是在1949年1月21日上午宣布与我党达成和平协议的。

而1949年1月21日的这一天，也是蒋介石宣布引退的日子。

蒋介石在离任前一口气安排好几件事，其中，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自然是头等大事，但私下里还不忘派遣国防部长徐永昌前往北平对傅作义作最后的争取。

徐永昌与傅作义早年都在阎锡山帐前效力，交情匪浅。

根据《徐永昌日记》里面的记录，徐永昌曾于1949年1月21日午后2时40分飞抵北平，向傅作义、邓宝珊“传达蒋先生之意旨”。

“蒋先生之意旨”一共有三项：一、要求傅作义的行动和中央保持一致；二、希望傅作义南下；三、从北平大量运出精锐部队。

盖蒋介石的意思，并非要傅作义死守北平，而是要傅作义在与中共和谈时以运出精锐部队作为和平移交的条件，并要求傅作义南下。

但傅作义既然已经与我党签订了协议，他自然不会再“和中央保持一致”，也无法“从北平大量运出精锐部队”，至于是否南下，傅作义的根基在绥远，南下并非他所想，西去才最具诱惑力。

因此，他对徐永昌虚以委蛇，敷衍推托，含糊其词，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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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安慰徐永昌说，虽然无法“从北平大量运出精锐部队”，“他的二十万人不能动”，会对中共形成很大的牵制。

徐永昌怅然而去，于晚9时20分返抵南京。而蒋介石已于该日午后十四时离京飞杭了。

次日，徐永昌写了一份报告呈报蒋介石，既是帮傅作义讲话，也是安慰蒋介石，说傅作义保留有越多精锐部队在北平，就越能牵制中共南下，这是好事。

傅作义的部队在1月22日开始撤离北平，和平协议按约生效。

该日下午，傅作义抢在我党前面单方面有选择地公布了北平和平协议部分条款，把自己塑造为“万众生佛”，自抬身价。

为此，毛主席亲笔撰写了以林、罗名义致傅作义的公函，并于2月1日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上，指出傅作义是战争罪犯，“如果尚欲获得人民谅解”，“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

随后，毛主席又写了《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一文，由新华社发表，毫不客气地指出“不管傅作义过去如何反动透顶”，“只要他以后向有利于人民事业的方面走……人民解放军就有理由向人民说明，赦免他的战犯罪”。

傅作义对此忿忿不平。

大概在十天之后，也就是2月4日，傅作义致电南京政府，申领护照出国。

徐永昌知道傅作义准备逃离北平，向傅作义建议：“莫善于先回绥远。”

傅作义接受了建议，于2月15日复电南京政府，“要求留绥飞机勿返京，俾彼有机会离平”。

2月22日，傅作义和邓宝珊、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等人一同前往西柏坡拜会毛主席。

现在的很多资料都显示：毛主席和傅作义的会面气氛融洽，宾主相得，尽欢而散。

但徐永昌在日记里写，邵力子于27日回到了南京，曾偷偷告诉他，说傅作义的状态是“甚苦闷”。

到了3月24日，傅作义密电与徐永昌相商，要徐永昌派王蔚梧乘机于3月25日先一步到绥远等他，他将于3月26日乘坐飞机逃离北平，飞到绥远会合。

徐永昌按照傅作义的吩咐办理。

但到了3月26日，傅作义却又给徐永昌发一封电报，称“因毛来平，著陆场附近共军较多”，逃离北平的日期另外再约。

原来，3月25日，毛主席率中共中央机关由西柏坡来到了北平，并在北平西苑机场阅兵。傅作义的逃离计划被迫中断了。

傅作义心心念念要逃往的绥远在当时处于什么状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