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霞姐。
缅甸野人山有个地名叫：德佑呜。在缅语中，德佑的意思是中国人，呜是哭。
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有群走投无路的中国人在这里集体自杀，痛哭声都盖过了河流声。
我的读者吴小妹看到前面推送的故事后，主动联系了我，说她大伯就有一段传奇经历，和德佑呜有关。
大伯年轻时经历九死一生从野人山活了下来，但却失去了记忆。他会写中国字，却不会说中国话；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但又不知道家在哪里。
直到有一天，他脑海中出现一个神奇的画面……
|被偷走的四十六年
作者：吴小妹 口述：吴光
1942那年，我睡了很长很长一觉，具体睡了多少天，我到现在也不清楚。
只记得醒来时，发现我的整个右脸包着草药，说不出话，头非常痛。
我躺在一个陌生的农户家里。男主人看我醒了，努力在给我解释着什么，可惜我一句也听不懂。
他最后蹦出的两个字：吴光。
这我听懂了，是我的名字。我努力回想，记起有个日本兵用枪顶着我的下巴，“砰”的一声枪响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应该是个士兵。
可我这是在哪里？我的部队番号是什么？我有哪些战友？这些怎么也想不起来，一想就头疼得简直要裂开。
我躺在床上平复了一下心情，依稀想起我是在缅甸的一个原始丛林里，好多天没有水喝，渴得要命，我自告奋勇去找水。
可我刚离开战友，就遇上了后面追来的日本兵，他们把我抓起来，审问我：队伍还有几个人，是哪支部队？
我想着自己横竖是个死，战友们就在附近，一定要镇定下来，我带着日军往北方走，以远离自己的队伍。
走一步他们推一步，用马鞭抽，用枪托推，我的腰都被打弯了。提心吊胆走了大约半个小时，日本兵发现不对劲，拿枪顶住我的下巴，生气地问道：“你们的人在哪？”
我又往北边指了指。走了一会儿，他们觉得更不对劲了，其中一个日本兵左手揪起我的衣领，右手拿枪顶着我的下巴又问道：“你们的人到底在哪？”
我还是往北边指，他愤怒大骂一声“叭嘎”，对着我的下巴就是一枪，我晕死过去了。
命不该绝，那发子弹从我下巴打进去，从右脸打出来，并不致命。
我没死，但失忆了。
除了日本人给我留下的那些噩梦，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我只知道自己叫吴光，来自中国。
在农户家住了大半年，我才可以下地走路。我忘记了原来的话，但我很快学会了农户的语言，能和他们一家进行简单的交流。
他们告诉我，送我来的人是我的战友，战友说无法带走我，只留下了我的名字，没有其他任何信息。
农户怕日本兵找来，就把我身上的衣服都烧了，他们找了草药给我医治。日本兵常常来搜山，每次他们都把我藏到地洞里。
我右脸的伤疤结了痂，又变脆，整个脱落，嘴角有条大大的伤疤，脸颊上留下一个奇怪的大洞。
我心里也有个洞，呼呼的往里灌着风。
我经常问自己，我到底是谁，可还没来得及细想，头就一阵阵的疼。
后来我都不敢想了，可还是被头痛日复一日地折磨着，每天晚上都做噩梦。梦到日军在森林里追着我，还把我头按到水里，想跑都跑不了。
还无数次梦到了被枪毙的场景，自己被枪顶着，日本鬼子对我叽哩呱啦地问问题，我听不懂，也不想回答，心里怕得要死，拼命摇头。
我分不清是梦境还是真实记忆，一次又一次在黑夜里惊醒，全身湿透。好心的农户看我很可怜，一直没有让我离开，我成了他们家的一员，跟他们下地干活，上山打猎，同吃一锅饭，同住一个屋。
17岁那年，农户的主人问我愿不愿意娶他唯一的女儿，我同意了。
我在缅甸这蛮荒丛林里，有了一个家。
战争还没有停歇，中国兵、美国兵、英国兵、日本兵，在缅甸打得不可开交。岳父担心日本兵找到我，于是我们举家坐着马车，离开缅甸迁往了泰国。
在泰国，我们一家人就开了个杂货铺，远离了战争的纷扰。
我很感激妻子一家的救命之恩，干活非常卖力气。我负责进货，妻子负责家务，每一天都能安稳的睡去和醒来，开启了平静的生活。
平静生活让我产生错觉，误以为我获得了重生，我是一个好女婿，一个好丈夫。这就足够了。
可是，就在我决定认命，不再纠结我是谁时，现实又把我打回原地。
我和妻子结婚5年，还一直没有孩子。岳父岳母找来很多草药给我们吃，可吃了大半年还是没效果。
有一天晚上，岳父和我说：“你们结婚这么多年还没有孩子，可能是你在野人山时被毒虫咬了，没法有孩子。那我们就把你当儿子算了，我们再招一个上门女婿吧。”
我听了非常气愤，哪个血气方刚的男儿能受得了这种侮辱。
岳父一家对我的救命之恩我不敢忘记，但是如今，也只有选择离开，不打扰他们新的生活。
之前曾听朋友说马来西亚比较自由，去那里只要勤劳肯干，肯定能赚到钱。
岳父说完第二天，我就去找在泰国认识的几个兄弟，大家都是穷人，都想赚点钱，一致同意去马来西亚，约定安排好家里，一个月后一起出发。
临走前，我对岳父说：“我现在还想不起我家在哪里，但是我一定会回家的，不劳烦你们操心了。”
我和六个朋友一起来到了马来西亚，白天开荒种植，晚上割橡胶。虽然很辛苦，但好在收入不错。
我没有忘记寻找丢失的记忆，每当空闲时，我就开始不停地思考，家究竟在哪里？我还有没有家人？
可还是一回忆就头痛，后来就选择用酒精麻醉自己。我经常凌晨两点起床割橡胶，逮住空闲时间哪怕头痛欲裂也要想，想到睡不着就喝点酒助眠。
就这样辛苦地过了一年，我和当地人慢慢熟悉了，也学会了他们的全部语言。我会说缅甸山里的土话、泰语、马拉西亚语，就是不会说中国话。
第二年，我有了一些积蓄，很多人找我提亲，我再次成家了。很快，我的新婚妻子就怀孕了，我天天扒着指头算孩子出生的日子。
我知道女人生孩子都不容易，可没想到，妻子临产那天，我也从鬼门关走了一遭。
妻子阵痛了一整天，汗水早已浸透床单，脸色越来越惨白。过了午夜十分，妻子的声音早已经喊到嘶哑。
我帮不上忙，急得团团转，头又开始剧烈疼痛了，像有根钢针在搅动。
在疼痛的恍惚中，挨到了凌晨一点多，只听屋里妻子大喊一声，随即传来婴儿的啼哭。
我的儿子出生了。
而此时，我的脑海竟然出现一个陌生女人的身影。这个女人穿着灰色衣服，背对着我，头发编成辫子盘在脑后，插着一根银簪子。
银簪子有三颗珍珠露在外面，在我脑中来回摇晃。
这是谁？
我的头开始炸痛，里面嗡嗡嗡响个不停。我来不及细想，赶紧先去给妻子煮了碗糖醋，小心喂她喝下。
等照顾他们娘俩睡熟，我又在半梦半醒之间寻找关于那个女人的点点滴滴。
凌晨四点多，我终于打了个盹。就在迷糊中，刚刚那陌生女人又出现了，这次我看到了她的正脸：大脸盘子、大额头、大鼻子……
我从震惊中平复下来，拼命将脑海中闪现的画面牢牢记住，生怕这个敞开的记忆之门，又突然关闭。
陌生女人身边随后出现一个个子比较矮小，左脚残疾的男人，还有一个小男孩，男孩个子瘦小，也是高高的鼻子。
“阿妈！阿爸！弟弟！”我脱口喊出，暗夜里，眼泪不受控制地涌了出来。
我记起来了，我是广西容县杨村人。
离家那一天，母亲穿的就是这身灰布衣服。
那年我才14岁，记得刚刚盖好新房，村保长就来家里通知了，让我第二天就去参军抗日。
母亲大哭求保长说：“我大儿子才14岁啊，还不到16岁当兵的年龄啊！”
保长回答没办法，村里这次征兵10个，吴光也在名单上。
那天夜里，我看见母亲用剪刀剪开她天天穿在身上的棉背心，拿出6个银元和我说，天亮她就送6个银元给保长，不让我去当兵。
难怪不管天气多热，母亲从夏天到冬天一直都穿着这件棉背心，从不离身。
第二天母亲给保长送了6个袁大头，我不用去当兵了。
然而这样的平静只维持了一个多月，1940年春节刚过，保长又到我家，说我这次还是要去当兵。
母亲求保长，说想办法去借10个袁大头给保长，保长却说：“这次真的没办法，今年第一次征兵杨村就要20名，你大儿子必须得去。”
我知道这次必须得走了，特别把弟弟拉到一边，认真对他说：“弟弟，我走了，但我一定会活着回家的。你在家一定要照顾好阿爸阿妈！”
弟弟比我小三岁，他最听我的话。
说完我就从保长手上拿过军装当场换上，把旧衣服脱下留给了弟弟，说：“弟弟，这个给你留着穿，我走后，每天要记得采药给阿爸换药。”
那时候兵荒马乱，没有多的衣服，我比弟弟个头高，我这身衣服弟弟长大了可以穿。
说罢，我跪下给父母磕了三个头，再也说不出一句话，转身就走。
母亲追到路口，大喊：“光仔，你一定要回家啊！”
我没回头，也知道回不了头。
终于想起了家人，我开始往杨村寄信。说来也奇怪，我不会说中国话，可是中国字还是会写的，写得还非常漂亮。
写些什么呢？
我挑选了很漂亮的信纸，淡绿色，上面印着很多花纹、有鸟、草、梅花。我把信纸横过来，竖着写下几个毛笔字：阿爸、阿妈、小弟，我是光仔。
脑海中母亲的身影越来越清晰，她银簪子上的珍珠摇摇晃晃，慢慢转过身来，是熟悉的大脸盘子、大额头、大鼻子……
想说的话太多，但不知从何说起，每次都是眼泪先把信纸打湿了。
我不停地写信，写好后就一股脑儿寄回杨村。
但不知为何，始终了无音信。
我只能再回忆，忍着恐惧和头痛把细节拼凑起来，然后在心里默默梳理。
记得离家前，我和母亲亲手建了一间新茅草屋，竹篱笆做的泥巴墙。住了没多久，我就被抓壮丁走了。
失忆很可怕，能想起来的画面很清晰，想不起来的就是个黑洞，会把人吞噬。
直到1976年的一天，我忽然意识到，家里没盖新房子的时候我们住在哪儿呢？
寺庙！
我想起来了，寺庙才是我们在杨村前的第一个落脚点。
杨村不是我的出生地，我是逃难来到杨村的，之前是干啥的也想不起来。
我们到了杨村后，母亲按地址去找到了一个远房亲戚，但对方看到我们一家都穿得破破烂烂的，像难民一样，他立即关上门，装作不认识母亲。
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有好心村民让我们到半山腰的寺庙去借宿几天。就这样，好心的寺庙收留了我们一家，在寺庙一个月，我们建好茅草屋才搬走。
寺庙在我的脑中飞速运转——通常寺庙是不会搬走的，我们在那儿住了一个多月，只要当时的人还活着，肯定就对我们有印象。
在朋友的建议下，我到处委托人，让他们在容县的家里人收到信后，帮我拿着信到寺庙里去问。
我有一种预感，这次能找到家人的线索。喜悦、兴奋、焦躁，所有的血液都涌上头顶，信没写完，泪已经流干了：
阿爸，阿妈，小弟，
您们现在可好！我是光仔，民国二十九年春节前被国民党抓去当兵的。阿爸名字：吴锡友，阿妈名字：陆洪芳，小弟慧星，小名星星。
这三十多年，儿人在外面，心里挂念吾爸吾妈，当年当兵打日本鬼子，我失去记忆十多年，从恢复记忆我就一直托广西容县的老乡带信回杨村寻找您们，一直都没有找到。
现再次托容县的老乡去杨村的关帝庙找您们，但愿能找到您们。不知阿爸的脚是否好了？不知阿妈是否安康！光仔，深深想念你们啊！
小弟现在是否成家，大哥挂念你啊！我已成家，夫人桂莲贤惠能干，为我们吴家生育了四个儿子，五个女儿，我们的小家现在幸福美满，随信寄上我和桂莲的照片，希望阿爸，阿妈早日收到光仔的寄信，光仔想念您们。
祝：阿爸阿妈健康，小弟幸福美满！
光仔叩拜！一九七七年二月六日
可日子一天天过去了，还是没有回音。
身边的人渐渐不抱什么希望，他们都想肯定我的回忆出了问题。但我始终相信我能回家，家里的父母、弟弟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我。
直到1978年，我终于收到第一封来自中国的信。
信一打开，我的高血压一下就升高了，一个趔趄摔下去，住了半个多月医院才缓过来。
信是弟弟写来的，他告诉我：父母都已经离开人世了。
寺庙收到我的信后，好心的和尚特别带着信去杨村公社询问。经公社查询，才知道我们家早已搬离杨村，弟弟已经是广西南丹县工人医院的职工了。
弟弟收到我的信激动得热泪盈眶，把全家人聚在一起，念了整整三遍后立刻写了回信。
而我没有收到回信，是因为弟弟不会英文，刚学会英文的侄女不知道英文地址是由小往大写（先写门牌，再写街道，再写市，再到省），开始写的信都被退了回去。
直到工厂分来一位印尼的归国华桥，姓林，这位林老师才帮弟弟填写了准确的地址，一次写了一大叠，方便之后联系。
当时寄一封信要半个月时间，等弟弟再寄回来也要半个月，我们基本上保持着每个月通信一次的频率。
在来来回回的信中，我才知道原来我出生在广东汕头，在汕头，父亲接骨治病，母亲开客栈，生意很红火。我和弟弟同睡一个房间，每天都一起上学放学、一起玩耍，过得很是无忧无虑。
弟弟说我小时候不喜欢吃饭，最喜欢街上一种糯米粑粑，里面包着芝麻馅儿、芝麻花生，外面滚一点儿黄豆粉。弟弟也很爱吃，有时候只买到一个糯米粑，我都是留给弟弟吃。
我和弟弟性格不一样，弟弟比较调皮好玩，我做事要认真一些。在弟弟记忆里，就没什么东西是我这个大哥不会的。
我想长兄如父，要给弟弟做好榜样，才会处处都比弟弟考虑更周全一些，他只要有疑问，我都会想尽办法给他解答。
我们哥俩这幸福的日子，是在某一天突然结束的。
那是1939年6月21日，侵华日军出动几十架飞机轰炸了汕头。我们家的客栈是用木头建的楼，炮弹一打过来，立刻燃起熊熊大火，所有家业被烧光，父亲的左腿被炸伤。
我们扶着父亲去医院，结果发现医院也被炸了。一家人只能坐在地上等医生。漫长的一夜过去，大家又累又饿，母亲让我们看着父亲，她出去找些吃的。
母亲是童养媳，长得高高大大，大脸盘子，喜欢把头发编起来盘在脑后，插上一根银簪子，簪子上有三颗珍珠，很是漂亮。
正是我脑海中日思夜想的那个样子。
曾经无所不能的母亲去了很久空手而归，不过她带来一个好消息，有个教堂可以领免费的粥，让我和弟弟回家找个盛粥的碗。
我和弟弟撒腿跑回客栈，在一片废墟中，我们一起翻开烧毁的木头，幸运地找到了两个搪瓷碗和一个铜盆。太饿了，我们拿着盆就往教堂方向飞奔，那里已经有很多老人小孩都在排队领粥。
排了一个多小时，终于轮到我，我把铜盆伸过去，施粥的人只盛了一勺，就叫下一个。想着医院里饥饿的父母，我苦苦哀求：“叔叔可以多给一勺吗？我阿爸被炸伤了在医院门口等着做手术，他一天没吃东西了。”
弟弟也跟着我哀求：“叔叔，行行好吧。”
施粥的人看着我们很可怜又多给了一勺。我和弟弟走到半路，心想这两勺粥还不够爸妈吃，就对弟弟说：“弟弟，你再去排队好吗？”
聪明的弟弟立刻明白我的意思，把碗里的粥倒在我端的铜盆里，说：“阿哥，你先拿着给阿爹阿妈吃，我不饿，我回去排队。”
其实我们都很饿，但知道父母更饿。孝敬父母是我们从小就接受的教育。
我把粥送到医院交给父母，又跑回教堂排队，饥肠辘辘了一个多小时，终于领到那一勺冷粥。我们已经一天一夜粒米未进，弟弟捧着粥小口小口喝，一边喝一边舔着嘴说：“真好吃啊！
吃过粥，有了点力气，我安排弟弟说：“你回医院看爸爸做手术，我回客栈找找还有没有吃的。”
弟弟很听话，也很勇敢，我们哥俩便分头行动。
我跑回家找到两块被烧了一半的门板，扛到医院来准备给父亲休息用。父亲的手术已经完成，小腿肌肉坏死了，被切掉了一大块肉和一个脚趾。
母亲想了想，觉得睡在医院外头，不如回客栈，哪怕睡客栈的地上也好。于是我和母亲用一块门板把父亲抬回了客栈。
安顿好父亲后，我又跑回来医院接弟弟，把剩下的半块门板、两个碗还有一个铜盆回家。
战争没爆发前，我们哥俩从没有分开过，弟弟很依赖我。战争让年幼的弟弟一夜之间长大，他已经能独立做很多事了。
在客栈的简易木棚里，父亲的脚伤慢慢好了起来，但家里的粮食越来越少了。
日军轰炸汕头后，又从海上大举进攻汕头，汕头早已沦陷了。
有一天，父母和我商量，日本鬼子天天来搜家，咱们还是回老家吧，到了乡下可以开荒种田。留在汕头，没办法做生意，全家根本活不下去。
就这样我们一家四口坐火车、轮船、再转马车，辗转了4个多月，才回到老家广西容县杨村。不幸的是，父亲的伤口又发炎化脓，没有及时医治，落下终身残疾。
其实我在杨村只呆了三个月，一个月在寺庙，盖好新家只住了两个月，就被抓走。我一走，家里少了劳动力，更难了。
父亲为了不拖累家人，他去寺庙里打杂混口饭吃。母亲也去地主家打长工，弟弟一个人在家，开荒种地。
因为是外来的，家里没有水田，只有山地，年幼的弟弟只能种玉米、黄豆、木薯、红薯。
到了弟弟15岁那年，保长又到了家里，说要让弟弟也去当兵。想着生死未卜的我，母亲连夜送了10个银元给保长，说通融几天。
母亲不想两个儿子都死在战场，她又托人找到广西柳州开客栈的远房亲戚，给了对方5个银元，让弟弟去找她，让她帮弟弟边打工边完成初中学业。
弟弟连夜逃离杨村，独自翻山越岭，走路、坐马车，辗转去了柳州，找到了远房亲戚。没想到对方不愿给弟弟读初中，只同意收留他在客栈挑水、打杂。
挑一担水到客栈就给一个铜板，弟弟没办法，只能同意了。弟弟说他从没忘记大哥离家时的交代：照顾好父母。
他计划先赚点钱，能租下一间小屋就把父母接来柳州。弟弟睡的床是用竹子做的，他在床头的竹筒上锯了个小口子，每天都把赚的钱放进床头的竹筒里。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弟弟到柳州两年多后，日本也投降了。心想着天下太平了，正准备去租房子，没想到床头的竹筒被破开了，所有攒下的钢板都不见了。
接父母的计划瞬间化为泡影，几个晚上弟弟都气得睡不着。弟弟下决心，一定要重新找份稳定的工作，把父母接到柳州。
1949年11月柳州解放后，当时铁路管理局招工，弟弟有小学文化，一报名就通过，顺利进了铁路局当工人。
转正后，弟弟向工会领导打报告，说父亲的脚被日本鬼子炸伤后一直不好，哥哥在抗日时期被抓去当壮丁一直没回来，父母无人照顾，请求领导能分个单间，接父母到身边方便照顾。
当时领导说可以考虑，可过了一年多，单位还没分配单间。弟弟追问了很多次，都没有结果。
就在那时工会宣传，愿意到广西南丹县大厂矿务局工人医院去支援可以带家属。弟弟一听马上去报名，他的条件完全符合，他只提了一个条件：可以带父母一起。
于是弟弟从繁华的柳州，到了边远的大厂镇。弟弟去接父母的时候，二老都哭了。
他们担心这一走，我回来找不到他们了。
家里人这么多年一直在找我，见到外地来的人都会问，有没有人认识光仔。每次家里过年过节，母亲都要多放副碗筷，留给我。
弟弟信里告诉我，这些年不管他做什么，母亲都觉得他没有光仔做得好，他自己也总是想起我，想成为我那样能照顾父母的人
收到信越多，回家的念头就越强烈。
母亲一次次入梦，她头上银簪子也一次次撩拨我回家的心。
直到八十年代初，中国陆续开放了境外旅游团，马来西亚的华侨们都盼望着有机会回家探亲。
1986年春，马来西亚终于有了第一个赴中国旅行的旅行团。
条件是苛刻的，想要回国的华侨要交给政府一大笔押金，还必须得满60岁。
老天终于眷顾了我，那年3月我刚好满60岁，赶紧报了名。
旅游团是要到北京旅游的，但我并不想去北京，只是想跟着旅游团入境，然后见见我的弟弟。
旅游团在广州中转，我和弟弟信中约定在广州宾馆见面。
没想到，这场等了46年的相见，差点出了意外。
3月30日，我入住广州宾馆，焦急等待着弟弟的到来。
那时候，中国对外宾很重视，弟弟见我需要单位特批。他得先开了证明，专程到南宁坐飞机到广州，宾馆也要出示单位证明，才允许进入。
在导游的带领下，一个穿着整洁的白衬衫、锃亮黑皮鞋的男人向我走来。
之前弟弟也随信发来过照片，我记忆中弟弟是瘦瘦小小的，很调皮，爱爬树，眼前这个人和照片中的弟弟体型倒是很像，但走近细瞧总觉得眼睛不太像。
在回国之前，我给弟弟寄了相认信物。
我在一张白纸上的一面写了个“吴”字，再在另一面写上我们俩兄弟的名字，接着把纸沿对角线分成两半，刚好把“吴”字斜着分成两半，之后我把其中的一半寄回。
眼前的男人出示了拆成两半的“吴”字信物，可我还是将信将疑。
弟弟和导游说，他确定我就是他大哥，因为我和母亲长得一模一样。但是弟弟说他心中也是充满了疑惑。
我会说马来语、英语，但无论是粤语还是汕头话，一句都不会说了。弟弟想不明白，我会写漂亮的中文字，竟然不会说中国话。
有什么办法，我咿咿呀呀说了半天，脸都涨红了，可他却什么都听不懂，眼里反而流露出更多的疑惑。
别人见面都是激动相拥，我们却心中充满猜疑，彼此心里都打着大大的问号：我们是兄弟吗？
但无论如何，我人已经到了中国，怎么都要跟他回去一趟。
那时中国物资很不丰富，我带了很多行李，吃的、穿的、用的，能想到的都带了。一个人的机票带不了那么多行李，我就请行李少的游客帮我托运。私下掏的运费比一个人的机票还贵。
我们哥俩拖着大大的行李袋，先从广州飞到南宁过夜，第二天赶往大厂镇上，一路上万千景色变幻，我们都毫不关心，我连比带画，他胡乱猜测、瞎说一通。
两天的旅途里，我们彼此说得口干舌燥，可还是鸡同鸭讲。
记得到大厂镇的时候是下午六点钟，弟媳妇带着四个孩子已经等在车站。我把孩子一个一个拉到跟前，仔细认真看，有点像我们吴家的人，我满意地点点头。
弟媳妇想去路边买杯凉茶给我喝，我哪有心情喝，我着急回家。弟弟家搬了新楼房，进屋都要换鞋子，我来不及换，光着脚就走了进去四处寻找。
果然客厅正中央，注视着我的就是那个无数次出现在脑海中，戴着银簪子，大脸盘子、大额头、大鼻子的女人。
我三步并两步跑到那大照片下，把相框取了下来，紧紧抱在怀里，喊了一声：“阿妈，光仔回来了。”
父亲的照片比较小，也和母亲的装在一起，看着父母的照片，我的泪水根本就止不住。
弟弟这时才放心说：“不错了，不错了，肯定不会错的。”
原来这两天弟弟心里还在怀疑我的身份呢，他把我扶在沙发上，我不知道眼泪怎么都止不住，就抱着相框哭呀哭。我们俩兄弟坐到凌晨两点多，看弟弟也很累了，我这才抱着母亲的照片回了房间。
我本身就高血压，这一晚血压直接高到250，吃了降压药和安眠药，才勉强睡了两小时。
我有太多话要讲了，可是他们听不懂，我一激动也写不出字了。我急得不行，手舞足蹈、连比带划，看起来像个不正常的老头。
弟弟一家小心翼翼看着我，也不知如何是好，我们只能相互默默流泪。直到帮弟弟写信封的林老师下班，我才得救。她会印尼语，也会英语，我们完全可以正常交流。
我们双方都把自己的疑惑说了出来，我先问弟弟，父亲有多高，父亲瘸的是哪支腿，母亲又有哪些特征，他一一照答。
因为父亲很矮，估计不到1米5，男人里很少有这么矮的。
弟弟说：“阿爸的头还没到阿妈的肩膀高，阿妈一年四季都穿木板拖鞋，都穿着那件棉被心。阿妈还有一根银簪，上面有三颗珠子，阿妈总是把头发盘起，用银簪扎在上边。”
我一下踏实了，和我记忆中的一模一样。
他就是我的亲弟弟！
没想到弟弟又反问我：“那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的事情吗？你是怎么当的兵呢？”
我当然记得，那场我不敢回忆的噩梦。
我加入的是中国远征军，在部队一年多，到1942年跟着队伍出了国门到了缅甸。
刚上前线还没遇到日军，远征军先头的大部队已经开始撤退，说打败了，我又稀里糊涂跟着大部队往回撤。
回撤的时候，刚开始还是雄赳赳，各种武器也很新，感觉什么都不怕，可没想到退着退着就进了一个原始森林。
原以为一躲进树林里面就好了，没想到那个森林特别可怕，进去以后白天黑夜都分不清楚，在里面喝水都会喝死。
一路走一路死人，到处都是死人。当时我和战友们都管这个地方叫死人山，后来查资料才知道这个地方就是野人山。
野人山位于缅甸最北方，在缅语里是魔鬼居住的地方。这里山大林密，瘴疠横行，生活着一些尚处在原始部落时代的野蛮族群，被当地人称为“野人”。
我们在这山里待了三、四个月，山里到处是蚊虫、毒蛇、山蚂蝗等各种毒物，后面是穷追不舍的日本兵。
我在的部队开始有80多人，后来只有13人，最后已经是弹尽粮绝。活下来的人只有一个信念：翻过野人山就能回家。
遇到追上的日本兵，能躲则躲，没有子弹了不敢硬拼。有一次遇到几个落单的日本兵，我和战友一起用匕首和他们拼了，我记得杀了他们5个人。
后来有两个战友生病了，发高烧，又发冷，像是疟疾，实在走不了，于是长官命令休整两天。
两天后还是走不了，长官就叫我们架着战友走，长官鼓励我们：只要走出了野人山就有希望。
走着走着，有个生病的战友就说想方便，叫人把他靠在树上。结果他趁别人不注意，就自杀了。
我每次想起他，头就痛得厉害。
当时自杀的伤兵不止他一个，部队深陷原始丛林，一切生活来源彻底断绝，全军都身处绝境之中，在必经之路的莫的村东南边村子里，就有1500余伤兵同一天“引火自焚”。
当时也来不及伤心，长官命令大家继续往东南方向走，走了多少天也记不得了，最后整个队伍只剩5个人了。
野人山里的水不能乱喝，我们5个人很久没喝水了，渴得要命，我主动申请出去找水。
我离开部队时最后一个动作，是把装有记录了牺牲战友的名单和杀敌人数的饭盒放地上。
我年龄小，又有文化，连长个子很高，比我还高一个头，一直让我跟在他身边记录牺牲的士兵姓名，打死的日军人数，记录好后就把本子放到军用饭盒里。
军用饭盒质量好，密封性也好，后来没有笔了，就用生火的火炭来写名字，连长对我命令：“人在饭盒在，人不在饭盒也要在，这是历史的证据！”
我就是在这次找水途中，被日军抓住，一枪打失忆的。我的眼睛也留下一个很大的疤痕，但我想不起来是不是这次受伤的。
这些年我天天想饭盒里的名字，但我一个都想不起来，因为那是我的噩梦，我一想脑子里就全是死人，好多好多死人。
我的战友和几万远征军士兵，已经永久留在了野人山，也再没人会打开那个饭盒了。
在林老师的翻译下，你一句，我一句争着讲小时候的事，前前后后的事基本都能对上了。
每天傍晚，弟弟都支起棚子，把全家人召集在门口喝茶，等林老师来了，我就开始讲。讲到战争的时候，我还能详细画出地图来，标注给孩子们看，我忘记的已经够多了，希望他们能记住。
每当我说到伤心之处，说不上话的时候，弟弟就会给我倒杯水，让我休息休息，可是我知道时间宝贵，担心林老师回家后，没有翻译无法交流，又继续讲下去。
我的签证只有一个月，弟弟想带我在广西转一转，我哪也不去，这就是我的家，我要在家陪着我的阿爸阿妈。
我回来的第三天，正好是清明节。
两广人对这个节日非常重视，加上我几十年都没见过父母，这个节日弟弟家也特别提前准备了。
清明节那天，早上5点，全家就起床了。弟弟杀鸡，弟媳妇蒸糯米饭、做豆腐圆，侄女做艾粑、磨黄豆来蒸粉蒸肉，忙活到10点，一切准备停当，准备出发。
弟弟有一个儿子，三个女儿，老三很开朗，特别喜欢做吃的，我很喜欢她，小妹就是我新学会的称呼，叫起来很是亲切。
我早迫不及待等在门口走来走去，弟弟却担心我高血压发作，让我在家等，这真是一下把我血压急高了。
我指指山的方向，又拍拍胸口。我回家就是想看看，父母不让我去上坟，这不是要我命吗？
弟弟给我找来降压药，让我先吃了药才出发。我的脚不好，山路也不好走，弟弟一直扶着我，我们俩兄弟走走停停。不远的一段路，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
等我们到的时候，弟媳妇和侄子侄女已将父亲坟上的杂草除完，插好柳，摆好供品和水果。
看到父亲的坟，我一下跪在坟前，泣不成声。父亲虽然个子很小，但是个才子，写得一手好字，还会中医，战争毁了他的一生。
跪拜完父亲，才去母亲的墓地，这次是我亲自摆放的贡品。白切鸡、五花肉、油炸豆腐圆及酒、茶等丰盛的家乡特产。
我是老大，我带着大家给母亲跪下，磕了三个响头，然后跪在母亲的墓前，一肚子的话要和母亲说。
这几十年，自从记忆中出现那个大脸盘子的母亲，我就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早日回家，给她们尽孝。
我看着光秃秃的墓碑，问弟弟怎么不把母亲的照片贴一张在墓碑上，可惜他们听不懂，我摸摸自己的脸，又摸摸母亲的墓碑，着急比划着。
越说他们越不明白，一家人围着我面面相觑，最后我只能无奈作罢。
全部祭拜完，弟媳妇带着孩子先下山回家煮饭了。我坐在墓旁的石头上，不想走，我想留在山上和母亲多说会话。
我和弟弟就这样默默坐着，要是没有这该死的战争，我们一家会是什么样子？
可惜人生没有如果，天色一点点暗下来，我不得不离开了。
我知道这一别，就是永别了。
都说味觉是最有记忆的，祭拜完父母，吃着家里丰盛的饭菜，治好了我几十年的相思。
我吃了两碗五色糯米饭，真好吃，粉蒸肉也好吃，鸡也好吃，艾耙也好吃，就是豆腐圆子我没有动筷。
豆腐圆子是我主动要求弟媳妇做的，我记得母亲最爱吃豆腐圆子，其实我也爱吃的。
弟媳妇也很奇怪我为什么不吃，我指指自己的胸口，再指指自己的嘴，又指指豆腐圆，用左手摸右手，再用右手摸左手，看看弟媳妇和侄女。
弟媳妇赶紧去请林老师过来翻译。我告诉她们，白天摸墓碑，是希望贴张母亲的照片上去，外国都是这样的。
至于左手摸右手，右手摸左手，其实是我看到她们做豆腐圆子没有戴手套，用手捏来捏去不卫生。
我的生活习惯已经完全改变，每天都要洗三次澡，吃东西前都要洗手洗脸。
一家人知道缘由后都笑了，弟弟到医院要了一盒做手术用的乳胶手套，交代家人做吃的时候记得戴上。我知道中国人没这习惯，真是难为她们了。
她们又重新戴着手套给我做了一次豆腐圆子，我一连吃了3个生煎的豆腐圆，又吃了1个油炸的豆腐圆，心里那个满足，再也没什么遗憾了。
只有最亲的人才会这样包容我的洁癖。可惜我的签证只有30天，转眼就要到了返程的日子。
到了返程的前一天，我的心情很不好，一整天都坐立不安，全家人也不知道怎么安慰我。
晚饭后，弟弟又照例在院子里支上桌子，泡好一壶茶，和我坐在院子里喝茶。
二十多天，我们不用翻译也能简单交流了，弟弟安慰我说：“大哥，你明天安心回马来西亚，不要紧的，以后我们有的是机会再见。你只要想回来，我就去广州接你。我们现在都生活得很好，不要挂念。”
我点点头，此时纵有千言万语，也说不出口。
第二天凌晨4点多点，我就起床了，从大厂到南宁的班车是6点10分的，我一夜都没有睡着。
弟媳妇和小妹也早早起来给我做早餐，想着这些年分离的苦难，吃早餐时，忍不住骂了声：“该死的日本鬼子。”
这句话我不知道是不是家乡话，但我相信家人们都听懂了。
回到马来西亚后，虽然这里有我的家人，但我更加想中国的家人，可能那是我的根吧。可我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了，不能再坐飞机了。
于是我帮弟弟一家办了签证，弟弟和侄子去了趟马来西亚，我们兄弟俩最后见了一面。
这些年弟弟比我辛苦多了，上有老下有小，都是为别人而活，我劝他年纪大了少管些，保重自己身体才好。
弟弟回国后，我们还是定期通信。后来不知为何家人给我配了两副眼镜，一副很清楚，一副看什么都很模糊。
每次收到弟弟来信时，家人总是让我戴上那副看不太清楚的眼镜，然后说他们读给我听，就这样持续了四五年。
其实弟弟早在2001年就去世了，一直没人敢告诉我，他们知道我太想念弟弟了。
那些信是侄子侄女模仿弟弟口吻给我写的，孩子们怕我认出不是弟弟的字迹，才两边联合想出用模糊的眼镜来糊弄我。
我知道弟弟是提前和阿爸阿妈去团聚了，其实，我也想早点去。
从14岁离开家那一刻，我就很想他们。
很想，很想。
这张拍摄于1986年4月6日的全家福，吴小妹每次看到都会流泪。当时一家人坚持要让大伯吴光坐在正中间。
一场战争，让两兄弟分离了整整46年。又因为心中一定要找到你的信念，他们团聚了。
在某种意义上，吴光的心里有两个盒子，一个装着战友，一个装着家人，父母、弟弟。
装着父母和弟弟的盒子最后被他给打开了，因为他们有血缘深情，有美好的童年回忆，所以被他给打开了。
但是另一个盒子，他没有打开，也永远打不开了。
2005年，吴光也去世了。
这个饭盒一直藏在吴光的心里，他总会想起那个饭盒，但潜意识里他不愿意去打开，里面的真相太残酷，有他绝对不愿意去回想和触碰的东西。
饭盒里的八十多个人，野人山的几万中国远征军孤魂，他们连失忆的机会都没有了。
他们的背后又是多少个家庭，是多少个苦苦寻找的兄弟姐妹、母子和父子呢？
编辑：霞姐 喀秋莎袁
插图：宋老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