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逸伦
浙江大学
社会学系
博士研究生
肖索未
北京师范大学
社会学院
副教授
职业社会学的新发展：迈向更具包容性的概念与理论框架
来源 | 《社会学研究》2024年第2期
作者 | 简逸伦、肖索未
责任编辑 | 何钧力
职业社会学对我们理解现代社会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全球社会经济的变迁，职业社会学研究出现了危机，暴露出其基于英美社会的预设所带来的一系列局限。在此背景下，学者们重新发展了职业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去本质化”地理解职业的概念，反思关于职业的抽象知识和自主性预设，并以更为关系性、情境化的方式理解职业，使职业社会学重新获得了对社会现实的解释力，也更加适用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现实。在此过程中，职业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也进一步扩展。本文系统梳理了职业社会学这一系列的新发展，进而讨论其对于中国相关研究的意义与启发。
一、引言
职业社会学（sociology of professions）对我们理解现代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自学科创建以来，社会学对职业（profession）和专家群体（expert group）的关注从未止歇。斯宾塞指出，19世纪职业的涌现是对现代化进程的反应（参见Dingwall，2008）。涂尔干认为劳动分工和职业群体是现代社会的道德基础（Durkheim，1966）。休斯（Everett Hughes）认为职业体现了先进劳动分工中的信任形式（参见Dingwall，2008）。
随着现代性的推进，学者们对职业和专业知识的理解进一步发展。在技术理性的扩张下，通过专业知识组织和控制社会生活成为社会的核心特征（Blackler et al. ，1993）。福柯认为职业是治理术的载体，以公共利益和真理的名义提供服务（参见Fournier，1999)。吉登斯指出专家系统作为抽象体系中的信任机制是现代性的重要动力(Giddens，1990)。贝尔（Daniel Bell）也将职业和技术阶层的扩大以及理论知识的中心地位视为后工业社会的核心要素（Bell，1973）。
如今全球范围内经济、政治、社会的巨大变迁使高利润越来越难从标准化的商品中获得，知识经济日益发展（Blackler et al. ，1993)。新旧职业、知识工人以及专业服务公司、知识密集型公司愈发重要，在知识与权力的关联中建构起来的社会现实构成了理解当下社会的重要面向。
然而，社会学脉络里的“职业”概念是基于特定历史时期的英美情境建立的。它最早出现于中世纪的大学，在诞生初期与行业（occupation）概念混用，直到19世纪才被用来指代“需要经过智识训练，有一个专业知识体系，在某种程度由职业团体自我规范（self-regulation）、往往拥有皇家宪章（royal charters）或通过法令条例所建立的高等工作（superior occupations）”（Abbott & Meerabeau，1998）。医生、律师和神职人员因其精英教育背景和自我规范的特性被视为三大自由/经典职业（liberal/classical profession）。在20世纪早期的职业社会学研究中，职业的学术概念脱胎于基于经典职业而形成的民间概念（folk concept），其内涵是给定的，强调其具有某些固定特征。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职业社会学理论的发展，研究者对职业的理解超越了早期特征取向的做法，更加关注特定行业获得职业地位的策略。但无论是新韦伯主义还是新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对应的都主要是新自由主义时代之前英美语境中的经典职业。
这使职业社会学面对新情境时举步维艰。首先，其理论面对新的政治经济环境缺乏解释力。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话语转向推动了去监管化和市场化的扩张以及消费者民粹主义（consumer populism）的兴起，使得职业所代表的专家政治（technocracy）意识形态与实践受到巨大冲击（Reed，2007）。医生、律师等职业也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原有的自主性，并以更加商业化的方式组织起来。同时，大量不符合原有职业模式的新型知识工作（例如金融分析师、管理咨询师、公共关系师等）纷纷涌现。这些工作要求较高的教育水平和专业知识，但不强调经典职业的利他取向、自主性和社会声望，构成了对原有职业逻辑的挑战。此外，职业话语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原先不被视为职业的行业中，变得泛化、泛滥甚至空洞。其次，职业社会学理论在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这些国家大多并没有出现基于“自由主义社会”（liberal societies）而发展起来的特定职业组织形式，其专家劳动的组织更具地方性，无法完美贴合特征取向的职业概念。在这样的背景下，职业社会学有了新的发展，既有理论上的整体性反思，也有针对不同经验领域的探索，使其理论更适用于全球不同的社会情境以及新的政治经济环境。
事实上，中国现有的研究已经对职业社会学理论的本土应用进行了探索。不少研究分析了中国情境中职业和国家的特殊关系（如刘思达，2011；徐小群，2007；姚泽麟，2017a，2017b）。学者们也探讨了在中国语境中如何理解职业概念，如刘思达指出中国并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法律职业，并提出了一种基于中国经验的分析框架（刘思达，2005，2023）。奥尔福德（William P. Alford）等主编的《中国职业的前景》（Prospects for the Professions in China）一书则指出职业主义的标准和职业协会的形式因文化而异（Alford et al. ，2010）。姚泽麟（2017a：17）也在其关于中国医学职业的研究中指出，不同国家的医学职业“都会有其独特的关于支配、自主、主权和独立等方面的组合”。郦菁（2020）通过分析国家—职业关系的多样性，呼吁“再历史化”的职业研究。一些研究者还对新的社会经济背景下中国职业的境况进行了探索（Liu & Wu，2016；Liu et al. ，2016；Li，2019；Zhu et al. ，2020；余成普，2021）。但目前国内的讨论尚未能系统地剖析职业社会学理论中基于英美社会的预设及其问题。鉴于此，本文拟梳理新的政治经济背景下职业社会学的危机与发展，着重论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职业社会学去本质化的转向，以期为中国职业社会学的研究打开新窗口。
二、职业社会学的黄金时期及当代危机
20世纪中期是工业时代的全盛时期，科学创新和技术发展促进经济繁荣，专家政治占据主导地位。这也是职业社会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功能主义理论模式占据主导地位，学者们以英美社会的医生、律师等经典职业为主要研究对象，认为职业群体有利于社会的功能性整合（Carr-Saunders&Wilson，1933；Durkheimm，1966；Parsons，1991）。这一时期的研究带有明显的“特征取向”，认为具有抽象知识体系、严格准入机制、资格性协会、利他取向的职业伦理等一系列特质构成了职业的认定基础（Wickenden，1934；Cogan，1955；Greenwood，1957；Hickson & Thomas，1969）。
20世纪60、70年代，功能主义范式在职业社会学领域式微，互动论取向的研究快速发展。学者聚焦于个人和群体的互动，探讨职业身份的构建。基于此，权力取向的研究发展起来。这一取向横跨芝加哥学派、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等理论流派（Macdonald，1995），关注职业获得对某项工作的排他性权力（阿伯特，2016；Freidson，1970）或职业垄断市场的策略（Larson，1977）。这一时期，职业自主性和职业地位是理解职业的重要维度（参见刘思达，2006）。
虽然职业社会学的主导理论范式发生了变化，但总体来说，经典的职业概念并未被动摇——抽象知识和自主性等特征仍被视作界定职业的标准，以英美医生、律师为代表的职业形象仍根深蒂固。正如库尔曼（Ellen Kuhlmann）所言，彼时的职业社会学仍是一种基于北大西洋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土壤的“北方理论”，忽视了时空异质性（time-space heterogeneity）（Kuhlmann，2013)。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带来了职业领域的变化。首先，新自由主义、新公共管理主义（new public managerialism）的发展强有力地重构着职业领域。市场化和去监管化趋势削弱了职业群体相对于市场的独立性，撼动了其垄断地位，冲击了原有的职业伦理（Wennström，2016；Spence & Carter，2014；Adler & Kwon，2008）。大型组织快速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职业从业者受雇于庞大复杂的组织，如专业服务公司（professional services firm）、政府机构等（Gorman & Sandefur，2011；Scott，2008）。同时，这些组织也成为职业群体的客户，影响着职业的自主性和内部结构（Adler & Kwon，2008）。
其次，具有知识和权力的消费者群体的崛起也弱化了职业的权威。消费者成为服务过程的共同生产者，问题不再仅由职业人员界定（Haug，1988），“客户话语”越来越影响从业人员的工作实践（Anderson-Gough et al. ，2000）。
再次，在后工业时代，技术革命的到来、知识体量的激增以及知识的去神秘化、形式化（formalize）和程式化（routinize）也推动了职业实践的变化。其一，越来越多的工作由计算机执行，不需要依靠拥有抽象知识的人进行判断（Scott，2008；Reed，2007）。其二，知识体量的增长及细化使同一职业中出现持不同立场的从业者，削弱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的影响力（Scott，2008）。其三，知识的去神秘化也影响了职业群体对其知识体系的控制力（Adler & Kwon，2008；Scott，2008；Gorman & Sandefur，2011）。随着职业的黑匣子被打开，职业在做什么变得越来越透明和易被模仿（Carter & Mueller，2002）。其四，新的知识密集型工作（如管理咨询师、项目工程师、IT分析师等）的发展加剧了行业间的竞争，影响了整个市场。它们往往不强调经典职业的一系列正式制度，而更关注广泛的专业认知、知识和技术，其不同的组织逻辑对已有职业构成了挑战（Reed，1996，2007）。
最后，全球化的发展也带来了巨大影响。跨国组织的建立使职业化及职业监管不再是某一国家内的问题，改变了职业和国家的关系（Evetts，1998；Faulconbridge & Muzio，2012）。跨国职业人士的发展超越了国家地域边界和以国家为基础的专业协会的限制（Harrington & Seabrooke，2020），甚至一些职业从一开始就是在跨国情境下建立起来的（Fourcade，2006）。
在这些变迁下，职业社会学领域出现危机，理论解释力减弱，有关职业与职业化的研究锐减（Hall，1983），甚至出现了关于去职业化、职业的无产阶级化以及职业消亡的讨论（Demailly & de la Broise，2009；Larson，1980；Kritzer，1999；Kurtz，2021）。不过，危机也带来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职业社会学研究对“职业”概念进行了去本质化重构，扩展了职业社会学的研究范围。这增强了职业社会学理论对新情境的解释力，使其不再拘泥于英美经典职业，从而贴合不同文化和制度情境中的经验现实，也将职业研究与更广泛的社会变迁联系起来，成为我们观察宏观社会变化的重要棱镜。
三、新情境下的职业社会学：理论与概念重构
新自由主义、新管理主义、消费主义和全球化市场的发展带来冲击，后工业社会更加基于协调和控制逻辑的扁平、灵活的组织形式迅速发展，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职业作为一种基于排他性权力的精英主义工作组织形式，其制度化的权力与地位受到根本性质疑，其运用专业知识的能力也大大减弱（Reed，2007）。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这样一种组织形式形成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制度环境中。因此，职业社会学变革的起点是对本质主义职业概念和理论的颠覆。在社会科学中，本质主义指的是将某一群体或范畴视为具有一系列内在的、共享的、不变的特性，也即一致的实体（coherent entity）。而去本质化的努力则是要反对这种倾向中的自然或文化决定论，强调那些所谓的特性的建构性（Sayer，1997：454；Roth et al. ,2023）。在新的社会情境中，学者们对被置于职业概念核心位置的专业知识和自主性进行了反思，并对职业和职业主义的概念进行了情境化和关系性的重建。
（一）反思职业概念中抽象知识的预设
抽象的专业知识一直被视为职业的核心特征。在早期的文献中，是具有理论性知识还是以技术性技能为主构成了职业和半职业之间的分界线（Carr-Saunders & Wilson，1933）。这一传统贯穿了职业社会学的发展历程。而面对变化的社会现实，研究者越来越强调专业知识的建构性，开始将其视为职业化的结果而非前提（Muzio et al. ，2010；Ackroyd，2016）。此外，研究发现，一些成功实现职业化的行业的知识基础实际上是高度碎片化的，如工程师和会计（Kipping et al. ，2006）。还有研究指出，在一些被认为是职业的行业中，抽象知识仅仅是一种资源，在具体的实践中被应用的程度有限。比如，心理学家和建筑师往往难以给出在日常工作中应用理论知识的例子，并且对理性的知识模型抱有怀疑，但又在工作实践之外的职业历史中积极拥护它（Svensson，1990）。
在这方面，埃亚尔（Gil Eyal）的“专业知识/技能”社会学理论（sociology of expertise）极具启发性。他指出，如果将专业知识/技能理解为实质性技能，会导致社会学家必须扮演判定谁是专家的角色，“给相互竞争的主张和表现赋予不同的价值”（Eyal，2013：870）。由此，他结合行动者网络理论，指出专业知识“既不是一种属性，也不是一种实质性技能，而是一种网络，不仅将假定的专家连接起来，还将其他行为者连接起来，包括客户和患者、设备和仪器、概念、制度和空间安排”（Eyal，2013：873）。他还认为，职业社会学在理解阿伯特所说的专家劳动分工上太过狭窄，管辖权的争夺不仅发生在已确立的职业间，也发生在声称拥有专业知识/技能的其他行业中（Eyal，2013）。这一理论框架提出后，一些学者结合性别、种族、阶级等因素对其进行了修正（Brady，2018），也有研究者将其应用到具体的经验研究中（Salman，2019）。
另一些学者反思了过度强调抽象知识造成的问题。舍恩（Donald A. Schön）指出，职业当下的信心危机与专业知识本身有关，对抽象知识追捧的背后是对技术理性模型的信奉，这一倾向将实践知识（practical knowledge）视为更加低阶的知识。但现实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独特性和价值冲突性”都不符合技术理性模式（Schön，1983：14），这使从业者面临“严谨或适切”（rigor or relevance）的两难。因此，他认为职业实践的核心是“在行动中反映”（reflecting in action）。而女性主义学者则指出舍恩的理论缺乏性别视角，没有处理从业者和客户之间可能存在的密切关系，保留了过多的“男性色彩的自我概念”（masculine notion of self），需进一步承认和处理其他参与者的贡献（Davies，1995）。
（二）重构职业自主性问题
研究者亦开始反思职业概念的另一个核心特质——自主性，认为以往对这一特质的理解过于静态，并探究其中的内在矛盾。约翰逊（Terry Johnson）指出，职业社会学对于职业的理解——将自主性视为核心特质，将职业和国家理解为分离的主体，职业在国家的监管下享有一定的自主性——过于接近职业人士的自我理解。这种理解存在内部张力，即职业如何在受国家监管的同时保留自主性。对此，他借鉴了福柯的治理术概念，将职业理解为与治理术相关的权力转变过程的一部分。他认为医学等职业的建立是治理的产物，制度化的专业知识是治理术的一部分，“那些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家的程序和技术、分类形式和符号形式，既嵌入在我们通常认为是国家机器的正式科层机构中，也嵌入在制度化专业知识的行动者中，即职业人士中”（Johnson，1995：7）。这一理解消除了国家和职业的二分。他还指出，自主性只是特定政治过程的结果，是或然的（contingent），自由民主政府依赖专业知识的“中立性”来治理社会，所以职业呈现自主中立的特性；随着治理目标的变化，职业的特性也会发生变化。
埃亚尔则对职业社会学基于垄断和自治的权力概念提出质疑，从福柯的权力视角提出了“慷慨”（generosity）和“协同生产”（co-production）的概念，指出职业与客户和其他相关行动者的合作在其权力行使中的重要性。专业知识的网络“凭借精心设计和包装其概念、话语、观察、行为和判断模式变得更加强大和有影响力，这样它们就可以嫁接到其他人做的事情上，从而将他们连接到网络中并诱发他们的合作”（Eyal，2013：876）。这种“生产性”权力模式与专家基于垄断和自治的权力模式动态依存。
如果说埃亚尔的理解更多来自福柯式的权力视角，女性主义学者对于医学和照料职业的研究则基于性别视角，批判强调自主性背后的父权制色彩及问题。从业者被期望和客户保持距离，以非个人的方式运用专业知识，即使面对客户的情绪也应保持“超然的理解”（detached “understanding”），这是男性气质的体现（Davies,1995）。并且，这种职业自主性的维系往往有赖于主要由女性进行的支持性工作，比如医生的职业自主性依赖护士在与病人的接触过程中对病人情绪的应对和对其身体状况的了解。因此，理想的职业互动具有“特权男性的特征，同时贬低和/或压制女性特征，并依赖对女性在生活机会和资源方面的不平等地位的维系”（参见Davies，1996：671）。职业概念隐含的父权色彩也使社会工作、教师、护士等照料工作的职业地位极不稳固（Davies，1995；Abbott & Meerabeau，1998；Hugman，1991）。对此，有学者提出了“民主职业主义”（democratic professionalism）、“职业的性别模式”（the gendered model of profession）等概念，强调职业实践中的多方参与、“涉入”（engaged）和“互赖”（interdependent），而非自主性与超然地位（Davies，1995；Hugman，1991）。
（三）对于职业和职业主义的情境化与关系性理解
学者们还发展了对职业和职业主义的情境化与关系性理解。例如，福涅尔（Valérie Fournier）指出职业主义的内容是可争论的（contestable）、可协商的（negotiable）和易改变的（malleable）：在福利自由主义发展到新自由主义的过程中，职业的合法性标准有所改变，市场化、预算控制和审计变得重要，体现出职业的“建构和政治本性”；面对管理主义，不同职业的反应不同，例如会计积极纳入商业原则，而医生则与此保持距离；另外，从业者也会重新协商职业主义的定义，形成对组织所强调的职业主义的抵抗和颠覆（Fournier，1999）。
沃森（Tony Watson）则指出，一个概念既是研究主题又是分析工具会造成混乱。职业社会学将职业视为具有一系列特征的行业，但在现实中，职业概念是模糊的，且是某些行业维护自己利益的工具。因此，他建议将职业作为话语资源（discursive resources）进行研究：关注社会生活中的行动者使用“职业”一词的方式和目的；在研究方法上更多地借鉴常人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分析“社会行动者的陈词（account）在现实中的社会建构、意识形态的发展、组织中秩序的协商和社会中的职业分工中所起的作用”（Watson，2002：99）。
诺德格拉夫（Mirko Noordegraaf）等人提出了颇具操作性的分析框架。诺德格拉夫先是提出了混合职业主义（hybrid professionalism）的概念，将职业理解为关系性的，指出职业化的尝试是“试图将工作与组织和外部现实联系起来，并在变化的时代中建立社会象征的合法性”（Noordegraaf，2007：780）。之后，他与合作者借鉴布迪厄的理论，将职业理解为一种符号资本，指出基于布迪厄的关系逻辑（relational logic），“（社会）差异本质上是任意的，因此只有通过它们不同的事实，以及社会建构工作的存在来赋予这些差异以意义”（Schinkel & Noordegraaf，2011：75）。社会生活充满分类斗争，具有合法性的分类有权生产区隔；区隔的内容是任意的，这种任意性通过权力得以自然化。职业和职业主义的概念就是一种被自然化的任意性，是符号资本斗争的一部分。因此，他们建议将职业主义视为一个动态的概念，强调变化的社会重构着它的含义。
与之前的功能取向、权力取向相比，这些理解职业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职业的具体含义是变动的、可争议的，在与外界的关系中不断被建构；职业主义不仅存在于经典职业中，也是一种有影响力的修辞，广泛地存在于相关实践中。在某种程度上，这恰恰体现了阿伯特在《过程社会学》一书中所言：“社会世界中的一切事物从一个瞬间到下一个瞬间都处于不断地形成、重制和消解自身（及其他事物）的过程中”（阿伯特，2022:前言:1）。职业也在与外界的关系性中、在不同行动者的行动中形成、重制和消解自身。简言之，面对职业社会学的危机，学者们解构了以往被视为职业核心的属性，建立起新的理论框架，使职业社会学对更广泛的经验现实重新具有了解释力。
四、职业社会学的新议题：组织转向、地方性和全球化
随着更具包容性的概念和理论框架的发展，职业社会学的经验研究在2000年后再次增长，其探索的领域也更加多样（Adams，2015）。首先，职业社会学之前对组织的关注程度有限，或者是仅将组织放在本质主义的框架中进行理解，而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对组织的研究。其次，研究深入关注了职业在更广泛的制度变迁中扮演的角色。最后，学者们积极探索了地方性职业主义、全球化的影响以及两者之间的交织关系。
（一）职业社会学的“组织转向”
尽管具有相对独立性、免于科层控制仍是职业的典型特征，但组织的重要性日趋凸显。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西方社会的产业重心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专业服务公司的规模和服务范围大幅扩张，这增加了对科层控制的需要（Hinings，2016）。大公司日益在各个行业占据主导地位，比如在英国，大型律师事务所仅占律所总数的2%，但雇用了超过三分之一的律师；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制定自身内部的职业发展项目，越来越独立于职业协会（Kipping et al. ，2006）。
新近的职业社会学研究对组织的关注明显提升。一些研究探讨管理主义和科层逻辑对职业主义的侵蚀和重构（Hanlon，1997；Faulconbridge & Muzio，2008）；另一些学者注意到由组织主导的新兴职业的产生和发展（Noordegraaf，2007；Ackroyd，1996），提出组织职业（organizational professions）和组织职业主义（organizational professionalism）等概念（Evetts，2006）；还有学者结合新制度主义视角发展新的研究框架（Suddaby & Viale，2011；Muzio et al. ，2013）。这一系列转变构成了职业社会学的“组织转向”。
1.组织职业和组织职业主义
有学者认为当代社会中行业职业主义（occupational professionalism）和组织职业主义（organizational professionalism）并存。相较于“更符合历史上的职业传统”的前者，后者表现为工作组织中管理者使用的控制话语，“结合了决策的法理型形式（rational-legal forms）、权力的等级结构、工作实践的标准化、责任制、目标制定和业绩审查，并以职业培训和证书为基础”（Evetts，2006：140-141）。还有学者区分了自由职业和组织职业（比如人力资源、营销、采购人员），指出“组织职业无法达到自由/独立职业知识基础的不确定性（indetermination）程度以及对知识基础的垄断和控制的程度。就其性质而言，他们的知识/技能基础可能更‘特定组织化’（organization specific）或者说地方化”（Reed，1996：584）。组织职业主义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组织的原则愈发渗透到经典职业中，伙伴关系（partnership）、共同掌权（collegiality）、非受管（unmanaged）的原则逐渐被管理主义、科层主义和商业主义的原则侵入，呈现混合状态。职业也开始利用科层组织来维护其价值、规范与目标（Faulconbridge & Muzio，2008；Cooper et al. ，1996；Hanlon，1997）。
其次，诸如广告、咨询、公关、猎头等公司职业（corporate professions）快速发展，与经典职业相比具有以下特点：其一，知识的正式化程度低，常受到客户关系的影响；其二，从业者不具有组织控制权，常屈从于行政权力，公司在职业化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三，不同于传统职业之于市场的独立性，它们多通过市场价值来确立合法性（Reed，2018；Dent et al. ，2016；Muzio & Hodgson et al. ，2011）。
最后，在公共部门中，管理主义和外部权威愈发影响职业自主性，职业从业者比以往更依赖组织，传统的和组织的职业主义混杂。这在教育和医疗领域中尤为明显，其自我监管的领域愈发受管理思维侵蚀，从业者甚至需要发展自身的管理技能（Ackroyd，1996；Muzio & Kirkpatrick et al. ，2011；Kurunmäki，2004）。
2.成为资源的职业主义：作为合法性来源和控制话语
在咨询管理、猎头等新兴知识行业中，职业主义话语被当作一种资源广泛使用。正如一些学者尖锐地指出，这些行业追求的可能是“像一个职业”，而非传统的职业化（Groβ & Kieser, 2006; Kipping,2011）。职业主义既是合法性来源，也是对从业人员进行软控制的方式。在这些行业中，职业主义被视为符号资本来合法化模糊的工作（Schinkel & Noordegraaf，2011）。一些行业可能通过利用与现有职业的联系、使用经典职业的政策、塑造从业者的精英主义形象等方式来建立有利的自身形象，获得客户信任（Groß & Kieser，2006；Kipping，2011；Muzio & Hodgson et al.，2011）。
除了作为合法性来源，职业主义的话语也被公司用作对从业人员进行软控制的手段。借鉴福柯的理论，福涅尔指出，随着关于工作和组织的话语及实践的转变，职业主义成为一种规训机制（disciplinary mechanism）。职业从业者以真理和公共利益的名义提供服务，但也需要展现能力来获得客户的信任。换言之，职业从业者仅拥有科学知识并不足够，还需要以适当的方式行动。因此，职业活动中从业者的自我治理至关重要。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作的不确定性和灵活性增加，组织也需要给予员工更多的自主权来激发其潜力。公司通过重构职业主义，将市场的标准（比如绩效指标、商业意识）纳入其中，并向员工灌输职业的工作伦理，影响其主体性，实现远距离控制。职业主义因而也成为与文化管理、职业生涯管理类似的“控制软件”（softwares of control）（Fournier,1999）。
3.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职业
在20世纪90年代，当社会学者逐渐对职业社会学丧失兴趣时，管理学、组织研究和会计学却对职业组织（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专业服务公司产生了浓厚兴趣（Suddaby & Muzio，2015）。这些学科的研究从新制度主义视角来理解职业。这一视角认为职业是社会中更广泛的制度化过程的关键行动者，在制度创造、变迁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Muzio et al. ，2013）。
不少学者尝试将职业在制度创造与变迁的过程中的作用理论化。斯科特（W. Richard Scott）基于制度研究的框架提出了职业社会学的制度理论模型：职业是重要的制度行动主体，在现代社会的制度创造过程中起主导作用；职业权威是基于对文化—认知性、规范性和规制性这三大制度要素的创建和应用能力，为处理不确定性提供框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职业本身即是一种正在经历变化的制度模型（Scott，2008）。
在斯科特的基础上，有学者提出职业项目是制度变迁的内生机制，职业对制度和组织领域进行重构的过程存在四种动力机制：一是通过调整知识基础和管辖权界定新的领域，挑战现存秩序；二是通过职业化过程生产出新的行动者；三是通过知识基础的改变在组织领域中促成边界和规则的变化；四是利用其独特的社会、文化和象征资本改变组织领域中的秩序（Suddaby & Viale，2011）。
穆齐奥（Daniel Muzio）等人则尝试建立一种制度主义的职业社会学，它包括三个主题：一是“将职业作为制度来研究，并将职业化过程与更广泛的制度化模式联系起来”，职业化的进程与国家、高等教育机构等其他制度化项目紧密相连，并会对其所在的制度领域产生影响；二是关注“职业和职业人员在创建、维持和破坏制度过程中作为行动主体的重要性”；三是探讨“在当代职业化模式中，组织作为关键行动者和场所的重要性”（Muzio et al. ，2013：704）。
（二）地方性与全球化
职业社会学的新发展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对全球化、地方性以及两者之间交织关系的重视。以往对职业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英美，对欧陆国家略有关注；对于职业的理解常与民族国家紧密关联，职业化的过程往往被认为限定在特定的民族国家内，也往往被视为国家建构的一部分（Evetts，1998；Fourcade，2006）。全球化的发展则使得职业现象超越国家的疆界。在新近的发展中，职业社会学研究的目光投注到了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并将全球化的影响纳入考量。这些对职业的地方性及其超越民族国家的发展的研究打破了职业社会学的英美中心传统。
首先，地方性的职业主义受到了更多关注。例如，斯宾塞（Crawford Spence）等学者发现中国和日本的会计职业形成了不同的生态，二者所依赖的符号资本有所不同，前者以经济资本为主，后者则以社会资本为主，这根源于两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这一研究批判了西方情境下的职业研究的本质化构想，指出职业主义的含义具有文化或然性（culturally contingent）（Spence et al. ，2017）。也有学者关注到俄罗斯职业发展的特殊情境以及由国家提供的意识形态框架构成的迥异于英美的职业模式（Iarskaia-Smirnova & Abramov，2016）。另外，研究也对新兴经济体中的经验现象进行了初步探索，比如关注南非在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出现的职业领域的新发展（Bonnin & Ruggunan，2013）。尽管相关研究方兴未艾，但这标志着更广泛的经验现象开始进入职业社会学的研究视域。
其次，全球化发展带来新的经验现实对职业社会学原有的理论框架提出了挑战。在传统的职业社会学的讨论中，国家是重要行动者，但是在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发展的背景下，国家往往要和超国家行为体共处，比如欧盟制定了和职业有关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世贸组织在《服务贸易总协议》中支持全球专业服务市场去管制化。此外，大量超国家职业协会涌现，与原有的单一国家内的职业协会共存，并颁发资格证书、提供培训、规范职业实践（Evetts，1998；Faulconbridge & Muzio，2012）。这些发展打破了职业在一个国家内共享知识基础的预设，削弱了国家和单一国家的职业协会管控一个职业的能力（Faulconbridge & Muzio，2012）。职业的发展曾对民族国家的形成起重要作用，如今对欧盟这样的超国家行为体也起到了类似作用（Evetts & Dingwall，2002）。
全球化的另一个标志是跨国专业服务公司的崛起。它们雇佣当地的职业人士，要求后者采取全球标准以保障客户体验的一致性，这催生了新的知识和实践。这些跨国组织有意识地发展超越地方管辖权的职业主义，建立公司的知识体系和执业方法，提供公司内的职业发展轨道（Ballakrishnen，2016）。而跨国执业的职业人士在全球范围的影响力有时同时超越了民族国家和组织边界，形成一股独特的力量（Harrington & Seabrooke，2020）。
不少研究还关注到了全球化和地方性的交织带来的复杂性。有学者基于对印度的法律、管理咨询和信息技术职业的研究指出，全球化的影响受制于不同产业原有的结构条件和制度设置（Ballakrishnen,2016）。印度的管理咨询和信息技术职业在1991年的金融改革后才出现，往往以跨国公司的形式组织，因此其职业化脚本非常西化。而印度的法律职业存在已久，虽然金融改革迫使其适应新的国际业务，但印度国内的政治运动抵制全球事务所的进入，因此其仍然保持了内部监管的状态（Ballakrishnen，2016）。对中国法律职业的研究则发现，在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形成的内部生态使得占据不同生态位置的律所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遵循不同的发展策略（Liu & Wu，2016）。此外，全球化也带来了制度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凸显了职业主义的地方性。在业务国际化的过程中，由于制度差异和职业逻辑的国别差异，一个国家的职业实践在另一个国家可能不具有合法性（Faulconbridge & Muzio，2016）。同时，有学者关注到新的不平等形式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原有职业领域的不平等主要体现在职业与非职业之间、主导与辅助性职业之间以及由此折射出的基于性别与种族的不平等。全球化与地方性的交织过程则带来了新形式的不平等：对于一些职业来说，它们和西方的联系往往成为其声望和合法性的来源，全球性知识在地方的应用延续了全球和地方之间的“主仆关系”（Kuhlmann，2013）。
五、结论与讨论
在工业社会的全盛时期，知识被认为是社会权力和控制力的重要战略资源。随着现代性的推进，专家和知识工作对于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影响只增不减。20世纪80年代以来，职业经验领域的广泛探索与职业社会学的理论发展互相推进，为我们理解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总的来说，对于抽象知识和自主性的反思及情境性理解使得职业社会学逐渐脱离了本质主义的解释框架，变得更加强调过程，也更为贴近复杂多样的社会生活,这增强了职业社会学对不同文化和制度下的经验现实的解释力以及阐释更宏大的社会现实的能力。
拓展非英美国家和地区的探索不仅在经验层面是必要的，在理论层面也是有益的。正如库尔曼（Kuhlmann，2013）所言，职业社会学不仅要纳入全球南方和东方的经验，还需系统性地破除“一刀切”的理论。职业运作于具体的部门和组织，遵循特定社会对于专业知识的制度化安排，嵌入于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并受全球—地方关系的影响。它不是一体化的组织形式，而是受到消费者、市场、国家等多种力量影响的不稳定的、碎片化的和局部性的组织形式，复杂多样的现实使得确立职业的共同特质变得困难起来。因此，比起强调边界，我们更应该注意它们之间的关联性。
但是，职业社会学的问题意识并未随着概念的解构而消解，在纷繁复杂的现实背后，问题的核心仍是阿伯特（2016，2020）曾指出的“社会如何构建专业知识”以及“当下专业知识的政治呈现出何种形态”的问题。在知识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有增无减，而保留“职业”这一概念的意义正是在于继承以往的学术积累、保持思考的延续性。时至今日依然存在的经典职业是知识工作形态的“活化石”，我们可以将它们作为锚点，反观特定历史时期和地域的制度安排，推进对更大的社会变迁的理解。在“职业”形态本身经历巨变的今天，职业主义的话语和修辞仍然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这是一种跨越文化及制度语境而存在的现象，其核心是普遍存在的对所谓“高级”与“低级”工作的区分。在处理这些问题上，职业社会学黄金时期的理论仍然有借鉴意义。
职业社会学的这一系列发展也为理解中国的经验现实提供启示。现有研究已尝试探讨中国职业主义的形态，但研究视域可以进一步拓展。首先，未来研究可以追溯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工作形式，例如一些研究已关注到的士大夫（Alford et al. ，2010），以深化理解中国文化下职业、专家劳动和国家的关系，捕捉当下职业和专家劳动的历史延续性，探究其组织方式发生了何种变迁。其次，把握当下中国制度情境的特殊性对职业和职业主义的影响。比如中国特有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虽然该制度中的职业概念极为宽泛，包含了各种工作，但却也是形塑医生、律师等经典职业以及各种新兴知识工作的重要制度环境。作为靠政府权威推行、集中管理的资格证书制度，其内容的变更和目录的增减扰动着整个职业系统。最后，在职业实践中，符号资本的构成要素和组合往往基于特定社会结构和文化环境。那么，中国职业的符号资本如何构成？面对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的冲击，中国的职业和知识工作所经历的变化与其他国家有何异同？探究这些蕴含着中国专业知识的政治的特点及变化趋势，将推动职业社会学理论的持续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职业社会学也可以为我们理解当下中国社会提供重要的理论工具。下文围绕三个主要方面简要阐述。
第一，职业和专家劳动对中国社会的建构。首先，在已确立的职业以及日益涌现的知识工作（比如管理咨询、猎头、信息技术等）中，何种知识被应用，如何发挥作用，产生何种影响？其次，对于一些注重经验的工作，通过强调抽象知识来拔高行业地位的举措带来了何种影响？例如，近年来母婴护理行业快速发展，虽并未成为一个职业，但却通过强调基于现代医学的抽象知识，在一定程度上边缘化了传统“坐月子”文化中的“土办法”和经验知识来重构行业，重塑着月子期间的照料实践。这方面的探究有利于我们思考知识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构建着社会。最后，职业、专家劳动和知识工作的发展变化如何对中国社会更大的制度变迁产生影响？例如，在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入中国时，国内的会计行业尚不成熟，因此“四大所”在中国会计法规的起草和实施中起到重要作用，形塑了中国会计领域的相关制度（Spence et al.，2017）。
第二，知识管理方式的变化及其影响。首先，近年来一些存在已久的职业在管理形式上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比如，“项目制”已逐渐从财政领域渗透进学术职业，遵循科层逻辑的各种科研和人才项目已成为高校配置学术资源的重要方式（熊进，2016）。此外，许多高校取消教师编制，对部分人员实行非升即走制度。这些变化引出了值得探讨的问题：例如，市场效率和管理主义逻辑的持续强化如何重塑学术领域的具体实践？对不同学科的发展和知识生产利弊几何？是否真如阿伯特（2020：61）所言，“真正的智识活动不可能忍受也不可能在推动现代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管理下存活”？当然，我们同样应警惕将特定地域、特定时期的知识活动的组织形式“浪漫化”，怀念可能并不存在的理想化的“原乡”。其次，近几十年涌现出许多不符合经典职业定义的知识工作和管理职业，包括IT/系统分析师、项目工程师、管理咨询、金融咨询、人力资源、运营经理和采购主管等，这些职业的资格评价和知识生产通常以公司的理解和期望为基础。例如，华为就有自己的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学院，组织本身作为一个重要的知识主体出现了。而在组织的内部，知识则日益被“编码为劳动分工”（阿伯特，2020：51）。这对社会整体性的知识生产和组织的影响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
第三，专业知识政治（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的宏观变化及其折射的社会变迁。瑞德（Michael I. Reed）基于英美的社会现实指出，虽然职业权力在当下有所下降，但这一专家权力模式在现实中体现出很强的灵活性与适应性。更加市场导向的职业群体一改服务于更广泛公共利益的形象，在精英网络中围绕市场资源进行争夺，形成更加分散多样且竞争激烈的系统。这一状况是专家群体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结构性变迁的集体反应，其背后反映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影响、通信技术带来的新管理体制的建立、管理主义的发展、高度个性化的消费文化以及后工业社会的政治经济条件。这些结构原则和文化规范与过去自由职业得以确立的职业黄金时期大相径庭（Reed，2007）。因此，专业知识的政治嵌入于具体的物质、结构和文化条件，其变化也反过来折射出这些条件的变迁。那么在今日中国，专业知识政治又呈现了何种动态？对此，我们需要将前述经验现实进行综合，将各个关键行动者纳入考量，整体把握我们历史上的知识工作形式及当下错综复杂的现实，梳理专业知识在中国社会的组织方式的整体变迁，将这些组织方式与宏观的结构文化条件进行勾连，进而把握职业、知识工作与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
近四十年来，职业研究已然跨越了学科边界，在组织研究、管理学、经济地理学等领域引起广泛关注，其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牛津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创办了《职业与组织杂志》（Journal of Professions and Organization）。这一期刊强调以跨学科的视角推进更广泛领域的专家和知识工作的研究，不仅关注传统职业，也关注“新的职业、声称拥有职业地位的行业，以及更广泛的知识工人”（Brock et al. ，2014：5）。同样，我们也应该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在中国的社会情境中重新审视职业这一议题，捕捉其呈现的时代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