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7年10月的一天，唐军在平安史之乱的战争中，大败叛军安庆绪部，成功收复了丢失两年之久的京城长安。身居皇都的居民们不说载歌载舞，也着实是松了一口气。
但在这时，身处杨国忠旧宅的几人却是整日胆战心惊、忐忑不安，他们并不是自愿待在这里的，作为被安禄山授官的叛臣，他们在收复长安时被唐军俘获，每日都在恐惧中等待被清算的“屠刀落下”，其中一人便是大诗人王维。
但是，当王维得知自己仅仅是被贬为太子中允，仍然被唐朝官僚体系接纳后，拿着贬官通知的他喜极而泣，然而谁又知道其中有几分是劫后余生的欣喜，有几分是对这无妄之灾的愤恨，又有几分是对曾经春风得意的追忆？
“得意的前半生”
王维出生于河东王氏，是北朝时期天下首姓太原王氏的一个分支，家族五代都任官职。王维母亲则出自博陵崔氏，博陵崔氏为五姓贵族之首，中宗时的宰相崔湜、睿宗时的宰相崔日用也都出自博陵崔氏。因而从家世来看，出身显赫用在王维身上非常合适。
除了家世，王维也极具个人追求和个人实力。开元三年（715年），15岁的王维带着少年的踌躇满志和少年意气走入长安，开启了他的求仕生涯。
唐朝的科举考试是笔试和面试相结合的制度，一是根据试卷的分数，二则是参考考生平日的诗文以及声誉评定成绩，因此求仕者大多用诗文广交权门、干谒显贵、以求举荐，其实就是把诗文当成自荐信，敲开权贵的家门。
王维也是如此。不过因为出身的便利，王维敲开的门属于宁王、薛王、歧王等王族。与歧王的结交使王维看到了向上爬的希望，野心带动诗意，连作《从歧王夜宴卫家山池应教》《敕借歧王九成宫避暑应》。
此时的王维既有岐王的积极引荐，又获得了玉真公主的青睐，一飞冲天，于开元七年（719年）高中京兆府试解元，开元九年（721年）进士及第，被任命为太乐丞。
初入官场，意气风发。很快王维便作出了《燕支行》和《少年行四首》，“拔剑已断天骄臂，归鞍共饮月支头。”
手起剑落，便已斩断匈奴人的臂膀，就是自称为天骄又如何？出征归来，将士们在鞍马上一起用月支王的头颅豪饮庆祝。“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勃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
这首诗更是充满了侠客气息，与李白《侠客行》中的“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异曲同工，字里行间都洋溢着诗人对于建功立业、为国立功的雄心壮志，此时的王维正是诗中所描述的那个少年英雄，毫无畏惧，热血激昂！
其间他所作的另一首诗《送綦毋潜落第还乡》，“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吾谋适不用，勿谓知音稀”，则表明了他对当时政治环境的无比信任。
他相信大唐王朝政治清明，任贤纳士，英才云集，无须归隐，大唐王朝是个无比闪耀的政治舞台，就等着他发出自己的声音了。
怀揣着对政治生涯的美好愿景，即便王维在伶人狮子舞的事件中因僭越礼制而遭短暂的贬默，但其政治热情仍然十分高涨，《上张公令》《献始兴公》都是王维为自己政治前途打拼所做出的的努力，“贱子跪自陈：可为帐下不？”以此来表示对当时的宰相张九龄的仰慕之情。
张九龄被罢相之后，虽然王维也受到了牵连，但深谙官场权斗之道的他转而又向玄宗的新宠李林甫示好，并适当地通过寄情山水，写作“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等脍炙人口的名句来隐晦地表明自己满足眼前地位，没有更大政治野心，王维也得以延续了官场上的“春风得意”。
突如其来的灾难
王维的好日子也有到头的一天。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安禄山打着讨伐杨国忠的旗号，率十五万众，号二十万，造反于河朔，这场唐帝国的飞来横祸，直接打破了王维的安逸生活。彼时，大势已去的唐玄宗依从杨国忠建议，仓皇奔蜀，非常狼狈。
这项出逃行动大概是秘密进行的，王维可能也是被唐玄宗御驾亲征言论蒙蔽的一员，在根本没来得及反应的时候，就被自己的君主抛弃于长安。被落下的王维很快便被攻入关中的叛军所俘获。
唐朝郑处诲《明皇杂录补遗》云：“天宝末，群贼陷两京，大掠文武朝臣及黄门宫缤乐工骑士，每获数百人，以兵仗严卫，送于洛阳。……禄山尤致意乐工，求访颇切，于旬日获梨园弟子数百人。”
名声在外的王维没有能够逃脱安禄山的魔爪，《旧唐书》本传中有：“维扈从不及，为贼所得。维服药取痢，伪称喑疾。禄山素怜之，遣人迎置洛阳，拘于普施寺，迫以伪署。”
落到了安禄山手中的王维，为了不做安禄山的官偷偷吃了药伪装患病。并且装聋作哑，然而还是没逃过做伪官的命运。
此后，王维又被拘禁于菩提寺。国势陨落如此之快，个人的命运也如此经不起大时代的颠簸，回想往事，感伤倍增。
王维写出了陷于贼手之后的第一首诗《凝碧池》：“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落叶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王维不再纵情山水，被大环境裹挟到如此处境的他，深深明白苟活的不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对帝都沦陷的悲痛和对李唐王朝的思念之情跃然纸上，更向唐廷表明了自己的心迹和立场，那就是身在贼营心在唐。
这次被俘王维可是受了不少罪，装病逃跑未果后，就是刀剑加身备受屈辱，在严加看管下被押送到了洛阳，又生了一场大病，十天都吃不了东西，总共被关押了十个月。
不幸中的万幸是安禄山这个时候病了，没工夫再掀起腥风血雨，那么按这个时间计算，安禄山在至德元年（756年）六月末攻破长安，王维在七月被押送到洛阳，整整被关押了十个月，即至德二年（757年）五月出狱，而那时安禄山已被其子安庆绪所杀。
然而，无论王维如何通过何种形式来表达自己“附伪”是迫不得已，肃宗率百官回长安后，他还是被划入受贼官爵者之列。这也就回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但王维在陷于敌巢后“曲折的抗争”还是有效果的，考虑到他的表现以及他兄弟王缙（唐朝平叛功臣）的求情，唐廷在根据叛臣行迹所定的处罚等级，即“重者刑之于市，次赐自尽，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贬”中，将王维归入了责任最轻的“次三等流”。
王维终于保住了性命，但在仕途中，也难再掀起什么波澜了。
难以摆脱的“贰臣”标签
可以说，安史之乱既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节点，也是王维人生中真正的低谷。这段不光彩的经历，在他的身心都刻下了一道不可磨灭的伤痕，从此，“贰臣”成了王维试图淡化，却仍环绕的标签。
心灵的痛苦让他从纵情山水、怡然自得转变为投身于虚妄、以佛入世。安史之乱也让纵横于文学世界中的王维，不得不直面政治人生的选择及其后果。他的诗作也少了几分桃花源式的浪漫与闲适，而多了些吹捧唐室、粉饰太平的气息。
如王维“竭尽全力”表达对皇帝宽宥、恩泽天下感激之情的《既蒙宥罪旋复拜官伏感圣恩窃书鄙意兼奉简新除使君诸公》：
“忽蒙汉沼还冠冕，始觉殷王解网罗。日比皇明犹自暗，天齐圣寿未云多。花迎喜气皆知笑，鸟识欢心亦解歌。闻道百城新佩印，还来双阙共鸣珂。”
到对大唐王朝恢复万国来朝的赞颂—《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从《送韦大夫东京留守》：“曾是巢许浅，始知尧舜深。”到《与魏居士书》中的：“圣人知身不足有也，故曰欲洁其身，而乱大伦。”
前者是诗人对自己以往避世想法的深刻反思，后者则援引《论语》中劝说魏居士入仕为朝廷贡献自己力量的典故。
王维一步一步提升自己的政治觉悟和政治站位，试图以此来抹去安史之乱对他和大唐王朝留下的阴影。
在青年时代，王维就对佛学颇有领会，到了暮年更是潜心禅门，把修佛当成心灵的寄托，后人对他的评价也是“诗佛”，但是晚年的王维对于佛道的态度和理解，并不是遁入空门，逃避现实，而是以佛入世，佛道被王维认为是与政治亲近的一种方式。
《为干和尚进注仁王经表》中：“三千世界，悉奉仁王；五千善神，常卫乐土。令果荡定，无量安宁。缁服苍生，不胜庆跃。”以及《能禅师碑》中的：“多绝膻腥，效桑门之食……永图浮国之法，实助皇王之化。”
都将佛家的修行与政治实践紧密相连，佛道便是教化之道，奉佛修道亦是济世济民。王维对佛学的态度，也代表了当时朝廷一大批士大夫群体。后来的一批理论改革家挑取佛家精义，与儒学传统相结合，成为“宋明理学”的滥觞。
不过，对于王维崇佛的做法，身为理学大家的朱熹却不以为然：“维以诗名开元间，遭禄山乱陷贼中，不能死，事复平，幸不诛。其人既不足言，词虽清雅，亦萎弱少气骨。”
对于后人朱熹而言，王维被俘之后没有“以死明志”，晚年奉佛修道，逃避现实问题，还影响到文学创作，是其人生不折不扣的败笔。但是，对于王维的那些经历中的难处，朱熹真的能比他解决得更好吗？
结语
王维的一生，就这样纠葛于文学与政治之间，文学成就了他前半生的坦荡仕途，也充实了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但文学终究不能代替政治，也无法帮助王维从身为“贰臣”的经历中求得灵魂的救赎，这也使得王维被迫从佛学中寻找文学与政治和解的“第三条道路”。
但恐怕连王维自己都未能想到，他的诗文并未因其政治经历而减色，而他对佛教的态度，竟间接地影响了此后中国思想文化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