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津战役期间，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处境微妙，北平城外有解放军百万大军围困，家中则有自己的长女傅冬菊苦心劝说。此时傅作义的决定异常重要，两种可能的前途也有着天渊之别。最终傅将军还是以国家大计和百姓的生命财产为重，选择了接受解放军的改编，主动宣布北平起义。
按说傅冬菊同志是我党的地下党员，其父亲傅作义是新中国的第一任水利部部长，她本人又在49年北平解放期间立下如此卓越功勋，建国后本该“飞黄腾达”，获得较高的职务待遇。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傅冬菊的后半生过得较为平淡，为人处事也十分低调，甚至没有进入政府部门工作。为什么会这样呢？
提起傅作义的几个子女，知名度最高的就是傅冬菊。事实上傅作义将军有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傅冬菊是他的大女儿，抗日战争时期傅作义在北方前线作战，他的家人大部分去了重庆后方。傅冬菊自幼爱好文学，学习成绩十分突出，1942年考入了西南联合大学。在中学时期，傅冬菊就成为了我党组织的进步社团号角社的一员，接触了大量的先进思想，并在1947年解放战争期间正式入党。
由于家境好、本人也上进，傅冬菊非常擅长文学和英语，知识水平突出，是一个文艺青年。也正是这样的青年，对于新思想的接受程度非常高。傅冬菊入党后一个月，其父亲傅作义成为了华北地区的国军头号负责人，由于此前傅冬菊不在身边，傅作义对于女儿的思想状况以及加入组织的情况并不特别了解，真正知道傅冬菊是我党党员，是在辽沈战役激战正酣时。
傅冬菊接到组织的任务，紧急从天津的《大公报》社调到北平城内工作，并且长时间在家中陪伴父亲，经常跟他沟通军事和思想问题。这个时候傅作义已经大概了解了女儿的真实情况，而傅冬菊也没有避讳这一点，向父亲开诚布公地讲明了自己的主张和愿望。辽沈战役一结束，我军的进攻重点就是华北，傅作义自然是心知肚明的。
作为一个父亲，往往最疼爱的人就是自己的女儿，傅作义虽是国民党高官，宠女儿也是人之常情。他不光没有责怪女儿的选择，还时不时主动问一下我方的情况。在平津战役期间，傅冬菊一直在父亲耳边吹风，希望他能够看清形势率部起义。若要将北平和平解放的功劳都归于傅冬菊，是有些言过其实的，但作为傅作义的长女，天天在家里鼓动自己起义，这种影响力却也是显而易见的。在综合衡量内外因素之后，傅作义将军最终签署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保住了千年古都，傅冬菊的巨大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建国后，傅作义由于具备水利工程建设经验和再次从事这项工作的意愿，被主席钦点为新中国的第一任水利部长，在任上干了二十多年，成绩显著。如果不是因为傅作义本人的意愿，后期还可以有更好的晋升和安排。有如此显赫的背景和政治资源，其长女傅冬菊完全有机会大展拳脚，成为高级干部。但是她本人不愿意这样，正如前文所述，傅冬菊爱好文学，因此建国后一直在文化出版领域工作，是新华社的记者。
在北平解放前傅冬菊就在报社当编辑，后来也并没有因为解放北平的贡献而向组织额外提出什么要求。傅冬菊心态十分平和，是真正优秀的共产党人。在云南工作了两年之后，傅冬菊被调入《人民日报》社，但仍然从事普通的编辑工作，一干就是几十年。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被派到香港分部出任编辑部副主任，也不是一个特别高的职务。傅冬菊没有如一些人预期的那样成为达官显贵，主要是个人的喜好和职业选择决定的。
有一种论调是：傅冬菊当年的做法和父亲不是一条心，跟传统观念有些违背。这种看法比较狭隘，且不论北平起义的正义性和巨大贡献，难道让父亲身陷囹圄甚至在顽固守城时战死才是好的？显然不合逻辑。事实上傅冬菊同志富有责任感、心地善良，九十年代发挥自己的工作特点宣传和组织希望工程，在山西省内援建了两座希望小学，她对新中国的儿童和教育事业是有很大贡献的，一方面自己省吃俭用，另一方面很好地设法推广了这项工作。
作为新中国文化界的一名战士，傅冬菊的一生十分光辉，相比起一些位置显赫的人物，傅冬菊可能显得有些默默无闻，但这不影响她为国家和社会发挥热量。对于一些真正品格高贵的人，有的东西并不值得追求、对于他们也不难获得，但是却更希望用自己喜欢的、朴实的方式去诠释“传奇”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