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红军在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下，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红军不得已被迫实行了战略性转移，也就是著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当时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其政权象征是一枚银质的印章，但却在长征转移的过程中遗失了，很长时间都渺无音讯。
但就在1963年，江西的两名伐木工在山上做工的时候，碰巧捡到了这枚银质印章。当地公安在知晓这件事情之后，立即抽调了3车警力搜山。
那么这枚银质印章究竟有什么来头？当地公安民警如此大动干戈搜山的目的又是什么？
重见天日
1963年，江西省万载县仙源乡，一对20来岁的兄弟正准备上山，他们是附近官元山林场的伐木工人，哥哥叫郭桃仁，弟弟叫郭兴仁。
这天天气不错，阳光晴朗，正是立秋不久的时节，兄弟俩正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他们的每天的任务都很单调机械，以致于唯一的取乐方式就是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
郭兴仁的性格比起哥哥郭桃仁要较为跳脱一些，休息的时候总是不安分，这次也不例外。郭桃仁正坐在树下喝水，郭兴仁却四处东张西望，打打鸟、摇摇树，看的郭桃仁不由得开口道：“你小子怎么天天都这么精神，也不知道累。”
“哥，这你可就不知道了吧，我呀，这是心态好。心态好，自然也就不累了。”
说话间郭兴仁的鞋底突然被什么东西硌了一下，好像是踩到了什么硬东西，激的郭兴仁“哎呦”了一声，吓得郭桃仁赶忙站起来查看弟弟的情况。
“兴仁，你没事吧？”
“没事，哥，我刚才好像踩到什么东西了，兴许是块石头。”
正当郭兴仁有些气急，要把那块硌到他的“石头”踢开时，却惊讶的发现这块“石头”竟然能反射些许的阳光，这份发现让郭兴仁瞬间止住了自己的动作，收起了不安分的脚，转而将“石头”捡了起来。
当郭兴仁用手搓开这“石头”表面的泥灰时，发现这似乎是一个银制的印章。后来，兄弟俩又把这个印章带到了河边用水冲洗，才浮现出了上面的纹样：
正中间的图案是麦穗环绕着地球，而地球上刻着镰刀和锤子。这些两兄弟似乎能看明白个大概，但是上面的一圈字就不认识了。不过考虑到是银制品，应该值点钱，兄弟俩就把这个印章丢到包里，准备找个时间给它卖了。
一段时间后，郭桃仁、郭兴仁兄弟俩被伐木场的老板派去县里跑腿，于是他们也将那枚银质的印章带上，想着县城里应该有识货的人，应该能卖个好价钱。想到这里，兄弟俩的脚步不由得轻快了许多。
来到县城里的唯一一家当铺，郭兴仁一向对新奇的东西很好奇，东瞧瞧，西望望。那个年代，当铺几乎快要绝迹了，大量的名贵物品被铺陈在台面却无人问津，却是让郭兴仁好好的饱了一把眼福。
郭桃仁拿出那枚银质印章放在柜台上，跟当铺的伙计很客气的问道：“您看这个值多少钱？”
伙计抬起眉头飞快的扫了一眼：“银的？”
“是银的。”郭桃仁赶忙答道。
“虽然是银的，但也不值什么钱。”伙计很快给兄弟俩下了定论。
“你会不会看，不会看就找你们老板出来。”郭兴仁倒是很自信，他坚信自己捡来的这枚印章是个宝贝。
伙计被郭兴仁说的生了气，拿起印章就说：“你这就是个银质的印章，还能值多少……”
直到这时，伙计才发现印章上面赫然刻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字样，这让他瞬间清醒了过来，赶忙去里间找到了老板，将东西递给了他。
等到老板亲自拿着印章出来，兄弟俩还以为能卖个好价钱，没想到县里的警察紧接着就来了，二话不说就把兄弟二人铐走了，这让他们顿时一头雾水。
为有牺牲多壮志
郭桃仁、郭兴仁兄弟俩被带到公安局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自己去当铺卖个东西，怎么就犯事了呢？
等待的过程是漫长的，就连一向性子活泛的郭兴仁也熄了火，不敢造次，生怕惹了什么祸端。没等兄弟俩胡思乱想多长时间，县派出所的同志就来跟他们两个了解情况了。
“这印章是你们俩从哪找来的？”派出所的同志开门见山，直接跟兄弟俩问话。
这时两人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捡到的这枚印章来头不小，郭兴仁赶忙问道：“警官，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啊？”
“郭兴仁，好好回答问题，我们找人鉴定过了，这很可能是红军革命时期遗留下来的东西，你最好老实交代。”
一听说是，红军时期的东西，郭桃仁也明白了，直接就竹筒倒豆子一般将事情的原委说了出来。警察听完之后，也明白这件事情和兄弟二人没关系，反倒要感谢他们找到了这枚印章。
于是警察将他们俩留在派出所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便调集了3辆卡车的人手带兄弟俩一起上山，由他们带路，看看能不能在发现印章地方的附近找到当年老红军的遗物。
除此之外，派出所的同志还安排了诸多工作人员在现场协助维持秩序，对林场区域进行共同搜索工作。
在众多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下，还是发现了一些物品，虽然大多已经残缺不齐，但还是能从痕迹上，依稀辨别出的确是当年红军时期的物品。郭桃仁、郭兴仁俩兄弟看着兴师动众的大伙这才明白，自己捡到的那枚印章意义究竟有多么巨大。
1931年11月，为了制造一枚具有象征意义的印章，中共内部陷入了激烈的讨论。这枚印章的制造背景，是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成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而制造的。
刚开始，图案的问题倒是很容易就达成了一致，但关于材质的问题却陷入了争端。有些人提议用玉石，也有提议金银的，最后还是考虑到能否长久保存的问题使用了银质材料。从长远来考虑，这个决定的确是很有远见的，否则这枚印章应该早就损坏了。
1934年长征开始后，这枚印章作为机密文件物品之一，被托付给张春吉、邱思炎、易荣、王群、刘伯芳这五位同志一同携带转移。
他们为了保证印章能够安全转移，先是乔装打扮成逃难的老百姓，然后一路上小心翼翼的躲过重重封锁。但就在众人即将看到胜利的曙光之时，意外发生了，敌军开始无差别的对可疑人员进行攻击，五位同志被逼到了山上。
一番商议之后，众人决定让唯一的女同志王群带着印章冲出去，其余四人负责吸引火力。可惜，在敌军严密包围下，王群同志最终也身陷囹圄。
在壮烈牺牲之前，王群同志将包裹好的印章埋在了一个深坑下面，希望将来还有人能发现这枚印章，随后便倒在了敌人的枪下，英勇就义。
王群同志的牺牲没有白费，30多年后，这枚印章终于重见天日，而他们的故事也将一直流传下去。
不应忘怀
这枚银质印章的故事因为版本不统一，导致了这个鲜为人知的故事还有着许多不同的说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其中所蕴涵的革命精神与历史意义一定令人无法轻易忘却。
如今，这枚银质印章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它的直径为10.8厘米，高2厘米，印章上的刻字使用了阳文隶书。其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几个字在印章上半部分，“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下半部分，之间用两颗红星作为分割。
2009年9月，国家博物馆举办了“复兴之路”主题系列活动展览，这枚银质印章便作为展品展出，并且由专家特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而既然聊到这枚印章，就不得不提到他所代表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1931年12月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的第一号文件《布告》中明确提到，中央执行委员会闭会期间选举主席团作为最高权力机关。
中央人民委员会的第一届主席我们很熟悉，就是毛主席，第二届则是由张闻天担任这一职务。
毛主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这枚银质印章的设计才被提上日程。设计完成后，据说一直由中央苏区的“五老”之一林伯渠随身携带。
林伯渠历经两万五千里长征将印章带到延安，但1937年7月的时候，苏区政府已经被取消，这枚印章自然就没了用武之地，此后就被林伯渠作为革命的纪念品，小心妥善的在陕甘宁边区进行保管。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边区发起了进攻，中共中央在撤出延安之前，要求全员轻装转移，林伯渠连自己多年书写的日记都烧毁了，却唯独留下了这枚银质印章。
林伯渠
当时有人就劝林伯渠没必要留着，反正已经没用了。但是林伯渠却义正言辞的说道：“这枚印章是我们革命的见证，我会一直把它留着！”
于是新中国成立后，林伯渠林老也将其捐献给了中国国家博物馆，让后人知晓这一段革命的光辉岁月。
而这，就是关于这枚印章另一个版本的故事。不过，无论是哪一个版本，传达的精神都是一样的，都是在提醒我们不要忘却众多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前辈，他们不能被忘却，也不该被忘却。
看完这段有关中央苏维埃银质印章的往事，屏幕前的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
参考资料：
1.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印章 藏品详情页》——中国国家博物馆
2.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印章》——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