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克念
1949年5月23日，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二十七军攻占虹桥机场，逼近上海市区，先头部队已准备北渡苏州河。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军政官员知道，他们的末日到了。
午夜一点，才当了一个月上海市长的陈良叫来了市府工务局局长赵祖康，“我们要走了，上海市长职务想请你代理”，要他承担“维持治安”和“办理移交”两项任务。之前赵祖康同中共地下党已经有着密切联系，争取将秩序良好和市政完整的旧上海运转顺畅地移交到人民手里，原本就是党赋予赵的重要任务。因此赵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陈良的任命。
赵祖康热忱干练，在地下党的配合下，于战时保持了水电和电报、电话的通畅，并迅速恢复了市内公共交通。在解放军即将完全占领上海的那个晚上，赵祖康在日记里长舒了一口气：“当日清晨，苏州河南已告稳定。我到市府大厦，看到已竖起白旗，大门口架放着原警卫市府大厦的枪支，内心很平静高兴。”
27日，上海解放，上海军管会同时成立，陈毅任主任；翌日，陈毅抵达市府大厦，接受赵祖康代表旧政权的移交，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陈毅任市长。
共产党终于进城了。
政权交接
1949年5月28日，下午两点，赵祖康在市府大厦门口迎候陈毅。陈昂首步入八十平米的市长办公室，在办公桌后坐下，身边围着副市长潘汉年、淞沪警备区司令员宋时轮、军管会政务接管委员会主任周林等新政权的重要干部。随后赵祖康进办公室面对着陈毅市长坐下，陈爽朗轻快地宣布举行接管旧市政府的仪式，由赵将旧市府的印信上交给陈市长。陈毅致词说：
“赵祖康先生率领旧市政府人员悬挂白旗，向人民解放军交出了旧市政府的关防印信，保存了文书档案，这种行动深堪嘉许。希望今后努力配合，做好市政府的接管工作，并请赵先生在工务局担任领导。”
三点，旧市府赵祖康以下各局处长和工作人员三百余人聚集于会议室。这场职员大会由周林主持，潘汉年简短地介绍了当下情况，然后请陈毅讲话。
在场旧市府职员都大为惊讶，没想到陈毅会亲自跟他们见面。在热烈的掌声后，陈毅亲切又坚定地说道：
“这次解放军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与过去甲打倒乙、乙打倒甲的胜利不同。国民党蒋介石统治中国已有二十二三年历史，搞得民不聊生，并没有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彻底实行，相反地，压迫人民，把三民主义完全搞糟了。他怎么对得起他！”
说着，陈毅指向会场墙上的孙中山遗像。
“诸位老市府的朋友们，你们都受过高等教育，你们要深切了解这次解放军胜利的意义”。陈毅语重心长地说道：“诸位要固守岗位，安心工作，协助接收，将来量才录用。我们一定照‘主犯必惩，胁从不问，有功必奖’的既定政策执行。希望你们与解放军切实合作。”
会后，陈毅又主动找赵祖康谈了二十分钟，正式请他于新政权中也担任工务局长。赵表示自卑和惶惑，推让再三，陈毅还是坚持原请。“我们一定能很好合作的！”陈毅最后斩钉截铁的这句话，赵祖康记了一辈子，也感谢了一辈子。其后无论时势变幻，此话都给予了他无穷的安慰和信心。
挽留赵祖康，倒不仅是陈毅的爱才之心，也是新政权在接管初期迫切的政治要求、业务要求和行政要求。在1948年秋的辽沈战役前，中共东北局对于国民党政权的“军公教”公职人员就采取“包下来”方针，除了有政治罪恶须得到惩处者外，旧政权人员基本留用。这也为后来东北、平津解放后如何处理同类问题，定下了基调。
但是在执行的时候，也会略有偏差。渡江战役后南京解放，由于此地是原国民党政权的首都所在地，公职人员数量远比其他城市来得庞大，华东局一时缺乏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没有包揽下来，导致部分旧政权人员因生活无着而沿街乞讨，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影响。
有鉴于此，华东局和陈毅对上海的接管工作中即将遇到的旧政权人员去留问题，尤其在意。挽留赵祖康，当然是业务需要，但也是安定旧政权人员信心的一个象征性动作。
新政权确实也需要专业人士。先不说水电煤的日常供应和电报、电话、公交系统的如常运作，单是户籍管理和治安管理，就需要大量熟悉业务的办事员。三野南来的时候，带着一批自己培养的公安人员，也有收编的青岛旧警察。但这些人数投入上海，简直是杯水车薪，一般每个区公安分局只能摊到三四人作为领导干部负责行政工作，至于各派出所，则根本没有人力渗透进去。
在地方行政管理中也遇到类似问题。人民政府当然否定了国民党的保甲制，但这些旧保长熟悉人情风物，熟悉地情民心，是基层政权联系普通民众的坚强纽带。因此人民政府对其采用“停职留用”的做法，政治上否定，业务上肯定。这些留用人员为中共进城后能够迅速熟悉民情，乃肃清潜伏在群众中的敌特和反革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上海旧市府的直属公职人员四万人，再加上二十万企事业、学校、医院等单位人员，对于新政权而言，是一笔庞大的财政开销。据陈毅在进城前的测算，把这二十四万包下来所支付的薪水，能养得起二野加三野的全部指战员。
因此，在头三个月接管期告一段落后，人民政府就考虑将这些旧政权人员分流，希望他们接受短期培训后，能去即将解放的华南和大西南工作，参与当地的新政权建设。但这一前景丰富的部署却被国民党特务造谣为“充军流放”，遭到了旧政权人员的集体抵制，仅有六十一人愿意南下。
这是1949年七月初的事儿。旧政权人员这种心理抗拒，多少有点惹怒人民政府。加之美蒋加紧对沿海的物资封锁，也使得上海的民生供应愈加紧张。既如此，人民政府于月底出台“整编节约”运动，有计划地鼓励旧政权人员内迁或回乡，愿意者发一个月薪水作为遣散费。
按计划，人民政府将裁撤二十四万旧政权人员中的一半。九月初，第一批近万人被资遣回乡。这其实是华东局的统一行动，南京、杭州同时执行，两地淘汰人员近三万名。
如此，一夜之间激起了“陈市长说话不算数”的抗议，求助信甚至寄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手里。更重要的是，当时新中国即将成立，华南部分地区和整个大西南都还没有解放，如此粗暴仓促地遣散旧政权人员，国民党特务的谣言推波助澜，在新解放、待解放地区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
毛泽东立即去信上海市委，要求重新调查已裁撤人员，尽量予以召回。他写道：“现在无事做也应给以饭吃，维持他们，使他们活下去，否则政治上对我们极为不利。”在这封信中，他形象地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吃”的方针，为上海市今后的“包下来”政策指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接到指示，上海整个九月份都在召回已资遣人员，据统计，共有三分之一即三千余人归队。于是社会上又有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赞叹，对中共和人民政府的信心逐渐恢复。市委也意识到“先算政治账再算经济账”的重要性。此后的上海，再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遣散留用人员事件。
大军进驻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当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执行人民政权于上海的一切政治任务和历史使命。军管会下辖四个接管委员会，分别为政务、军事、财经、文教。其实，军事接管委员会于一个月前就成立了。这也是解放南京时发生的一些小事，令华东局和三野的领导们迫切地感到提前进行“入城教育”的必要。
解放军进入南京后，军容整齐，秋毫无犯。但问题在于，普通战士尤其是年轻战士普遍出身于农村，对城市生活毫不理解。不会使用电灯和自来水；不知道搭乘公交车要在站台候车；不知道马路上有人行道，路中央只允许汽车通行。
有些干部阶级斗争意志坚决，对于那些豪门大宅，认为“房子及房子里的所有东两都是属于人民的”，甚至冲进了西康路美国驻华大使馆，同司徒雷登发生了争执。这违背了中共三令五申的外事纪律，也在国际上产生了严重的负面作用。
有鉴于此，党中央认为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尚未就绪，为了避免仓促进城陷于混乱，果断命令“不要过于迫近上海”。于是，三野的数十万大军在苏州、嘉兴、松江一线勒住缰绳，暂不东进。中央军委指示前线指挥机关自常州东移苏州，指挥主力攻取上海。
三野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张震暨前线指挥部在5月8日夜到苏州后，即驻于五卅路金城银行宿舍。政治部主任唐亮、副主任钟期光率机关先住国民党吴县县长逯剑华旧宅，11日又迁至木渎镇下塘街几户民宅内。七十年前的木渎已经是是苏州城西南重镇，按照时人记录，“政治部下榻的下塘街，倚傍古胥江，由翠坊桥直通镇北的苏锡公路。远山近水，树影婆娑，环境幽雅，交通便捷。”
其时，三野政治部主要负责解放上海部队的政治工作，对部队下达战时政治工作指示，抓好参战部队入城政策纪律教育，参与军事接管上海市的准备工作。唐亮遵照中共中央和华东局关于接管上海的指示，在木渎镇拟订总体方略和具体计划，强调要认真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加强城市政策教育、纪律教育和城市生活常识教育。
仅三天时间，三野政治部就拿出了初步方案。于是，5月15日，在木渎召开上海市军事接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该会曾在常州、武进开过两次会议，对军事接管有关事宜作了讨论。随着战场不断东移，日益迫近上海之时，第三次会议就在木渎的三野政治部驻地召开，这也是入城前召开的最后一次军事接管会议。
粟裕因忙于战役指挥未能与会，由军事接管委员会副主任唐亮主持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委员会所属陈锐霆、钟期光、张爱萍、蒋天然、刘瑞龙、余立金等负责人。
会议共作出了十九项决议：进一步调整了各部的接管任务，建立报告制度，规定通讯联络、经费支出和车辆、油料筹措办法，统筹被接管军事系统之人、财、物的安置和安排。甚至细致到对接管人员的生活起居、车辆乘坐、家属来队，因公招待等事宜作出了具体的规定，特别强调要对每个接管人员进行个人财物登记，定期核查。以上决议，对上海市国民党军政系统的顺利接管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陈毅在丹阳大王庙亲自向千名接管干部作集体整训，反复强调“进城后的野战军不能‘野’”，并将“不入民房”定为铁律。先前由唐亮组织政治部人员编订的《城市常识》也在官兵中散发，这本小册子用生动的语言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城市运行规则，对战士进行深入细致的城市教育。比如，城市中有哪些人组成，看到女子烫发、涂口红，这是城市妇女的一般打扮；人不能在马路当中走；还介绍了各种电器，电风扇、电灯、电话怎么用。
来自各地的接管负责人于此集结。负责政法的潘汉年，负责财经的许涤新，负责文教的夏衍，都同时到了丹阳。这些干部再坐火车到南翔，于5月25日搭乘地下党派来接人的汽车，进入上海。
当时的上海正值梅雨，豪雨一阵阵撒泼下来，急行军的解放军战士满身泥泞。但是，他们严守军纪，坚持露宿街头。后来民间有花鼓词“解放军名不虚传，秋毫无犯好榜样；家家户户送茶水，解放军一口也不当；尊敬人民如父母，晚上睡在马路旁”，这是解放军纪律严明的真实写照。
军人进城以后，尤其是军官的生活却陷入窘境。当时军队干部是供给制，吃住固然不要钱，但在大上海这种“花花世界”买几件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入不敷出了。
上海安定以后，刘伯承来上海探望老朋友陈毅，之前去福州路逛逛，在开明书店看中一套二十五史，一问价钱，没敢买。晚饭时刘伯承以此向陈毅叹苦经，后者说，“家里孩子多，家累重，钱也不够用”，于是两位叱咤风云，曾联手剿灭五十万敌军的大将军相视而笑。
而当时的留用人员，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仍然享受“工资制”的高薪待遇，是普通市民的十到二十倍。这自然会引起某些进城干部的艳羡甚至妒忌。
这一方面产生了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的对立心结，另一方面也激起了领导干部对财富的向往。解放初期供给制和工资制的双轨并行，在心理上对未来诸多政治运动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银元之战
上海解放前夕，中共中央从香港征召了一大批正在从事统战工作的高级干部，让这些熟悉情况的“老上海”帮助华东局和陈毅做好接管工作。在上任之前，他们一起来到北平，聆听中央负责同志的战略指示。
开国领袖们关注点各有不同。毛泽东很担心上海的解放会否引起帝国主义干涉；周恩来要求接管干部注意上海是中国知识界文化界的“半壁江山”，一定要搞好统战工作；刘少奇则更关心上海滩的青红帮会不会成为附骨之疽。有意思的是，谁都没有提出财经问题，而这正是上海解放后，军管会面临的最大难题。
在账面上，解放前夕的上海，财经状况近乎透明，并不难以处理。财政方面，国民党已经将能够运走的金银外汇搜刮殆尽，而其留下的金圆券形同废纸；金融方面，著名银行家差不多都离开了上海，留下的一些钱庄业主在总量上不成气候；经济方面，上海的外资企业走了一半，但还留下近千家，内资企业则基本都在，只要恢复安定就能生产；贸易方面，市面平稳，但由于帝国主义封锁，外贸困难。
同解放军一道进驻上海的是从江苏运入上海存放至外滩中国银行的四亿元人民币。第二日，上海军管会即发布“金字第一号”布告，宣布“中国人民银行所发行之人民币，为解放区统一流通之合法货币”，自即日起“不得再以伪金圆券或黄金、银元及外币为计算及清算单位”，并明令将于1949年6月5日前废止金圆券，以一元人民币兑十万元金圆券比价在市内三百多个兑换点回收金圆券。
随之，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和上海分行于5月30日成立，后者逐渐在上海占据支配地位。
但问题在于，自抗战后期法币和伪币都越发不稳定后，上海渐而恢复使用银元作为结算工具的传统，尤其是金圆券风潮后，很少有市民会再去认真看待纸币。因此，市政府发出的人民币被市民迅速地于市场上兑换成银元。
往往银行早上发出的人民币，到傍晚就已经全部回流。既然银元如此吃香，各种投机势力利用一切机会抢购、套购物资，囤积居奇，试图通过银元涨风，引起整个市场物价波动而获取暴利。
位于南京东路南侧汉口路上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是银元投机的大本营。当时大楼内已有二千多部自动内线电话，还专设有对外的直线电话，每天数千人聚集在那里，公开进行银元投机。5月30日，银元每元尚折合人民币六百元，到6月8日晚已涨到二千元以上。更多的银元小贩则散布在大街小巷，估计达四万多人。
10日上午，解放军公安部队一个营迅速包围证交所大楼，经过军管会派公安部队逐个房间排查和清点，逮捕为首的二十多个投机操纵者以及一百多个主要投机分子。同日，上海当局严禁金银计价行使流通与私相买卖，市民有储存者，须向中国人民银行按牌价兑换人民币。
经过此次金融秩序的初步整顿，困扰上海市民多年的货币投机活动基本匿迹，人民币作为唯一合法通货的地位得以初步确立，整个物价也获得了短时期的稳定。
投机问题解决后，人民币的信用并未真正在民间确立，因为还要解决物资问题；物资问题解决后，还要解决币值问题。前者不难，只要全国支援上海，煤炭、粮食、棉布加紧运入就行；后者则是大问题，因为1949年九十月间，统一全国的战争仍在进行，货币增发过量，正如陈云所说，“财政赤字大是造成物价上涨的根本原因”。
全国性问题，只能在全国范围内解决；金融性问题，也只能用金融手段来解决。上海自六月中旬的“银元之战”后，物价虽然有所波动，但由于中央和华东局的及时应对，尤其是下了“以全国之力支援上海”的决心，还算安然地度过了后面几次难关。但上海市政府面临的财政困局依然存在。这也是之前八九月间对旧政权留用人员资遣裁撤的直接原因。
歌舞升平
1949年5月11日，刚从香港抵达北平的夏衍见到周恩来，才知道有了新任务：中央命令他赴上海接管文教系统。在布置具体工作时，周恩来最犹豫的是民办报纸的存废。
当时上海的民办报纸主要有三种。一种是比较有影响的大报，比如《申报》《新闻报》；一种是显然的左倾报纸，如《新民报》《文汇报》《大公报》；还有一种就是以社会百态的花边新闻和文人墨客的闲情笔墨为主的小报。这些小报往往因本小力弱而倏起倏灭，却深受上海市民的喜爱，许多小报编辑和作者也因此红极一时。
随着党报《解放日报》的发行，上海的其他大报也就偃旗息鼓了。左翼的民办报纸则得以保留。至于那些小报，刚解放就自动歇业了，因为资方完全没把握应付今后的政治形势。然而，在七八月间，上海市民惊喜地发现，报摊上新出了两家小报，《大报》和《亦报》。
两家报纸的作者群很厚实，有周作人、张爱玲、包天笑、张恨水等，大多是同左翼文化运动无涉的海派旧式文人。《大报》的主编是冯亦代和陈蝶衣，《亦报》的主编是唐大郎和龚之方，都是当时全国文化界赫赫有名的编辑和作家，三十年代就同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夏衍相识，而创设这两份新型小报，正是夏衍比较个性化的设想。这也是有科学依据的。
据当时新闻处的调查，“以现有小报的本质来说，小报实在是应该淘汰的。但以作为对落后的小市民的一种改换气质的辅助教育来说，则利用其习惯上对小报的嗜好，未始不是一种很好而且现成的工具”。
解放后的上海，不仅小报存在，所有旧时代的游艺场所，还都保留。陈毅自己就说，“上海有几十家戏院、书场和大世界之类的游艺场所，直接间接依此为生的人大约三十多万。要是硬干，这些人马上就会发生吃饭问题”。
他分析道：“因为我们并没有新的节目给人家看，多少年来，还只有一出《白毛女》。不能天天都是《白毛女》，只好逐步逐步地改。估计真正做到符合工农兵的要求，需要十年。”所以陈毅指示，无论从观众需要还是这三十万人的生计，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逐步逐步地改”。
一般认为，接管上海分四个步骤，接、管、清、改。解放以来到年底，前三个月接管，后四个月清改。军事接管且不论，在政经文三界，政务界的接管最为轰轰烈烈，只是到了“清”的阶段就发生资遣风潮，幸好及时纠偏，没有蔓延深化。
财经界的接管则效果最为明显，“接”的阶段兑换金圆券，“管”的阶段取缔银元投机，“清”的阶段抵住了物资匮乏，“改”的阶段制住了货币贬值。
而文教界，尤其是文化界的接管，则春风化雨，接、管、清、改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有破坏，有改造，更有延续，还有建设。
这些做法，当然和中央的战略部署有关。上海解放前夕，在北平举行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周恩来特别指出，“文艺工作者（一般所说的旧艺人）在数量上比新文艺工作者多，在和群众联系这一点上，也比新文艺工作者更宽广、更密切”，然后他强调，“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而是党中央的决策，少奇同志不止一次和我谈过，要花大气力团结旧艺人的问题，特别是京剧和地方戏艺人的问题”。
夏衍向毛泽东请示工作的时候，毛也对他说，“关于文化方面的事，少奇同志最近去天津视察了一下，有些要注意的事，他会具体地和你们交代的”。可见刘少奇对于文艺工作的观点已经是中央的共识。据夏衍的回忆，刘的具体态度是这样的：
“少奇同志忽然想起似的对我说，他对天津解放后禁了一批旧戏很有意见，他说，对京戏和地方戏，先不禁，禁了戏大批旧艺人就会失业，就会闹事。旧戏宣传封建迷信，但我们也不怕，它宣传了几百年，结果还是共产党得了天下，戏剧要改革是肯定的，但不要急，你们要抓大事，这些事可以放一放，等天下平定了再说。”
可见陈毅的立场和言论由来有自。
由于大环境和小气候的相得益彰，也由于陈毅和夏衍的配合默契（陈毅自兼文教接管委员会主任，夏衍是常务副主任），解放后的上海，文化界、文艺界、教育界、娱乐界都没有受到重大影响。“按入城政策，凡私立大、中、小学和私营文艺单位，一律不接管，也不实行军管。”（夏衍语）
外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和小报照常出版，舞厅照常营业（只是白天改为书场），传统剧目照样上演，电影照样拍摄，美国电影照样放映。当时有人反对美国影片《出水芙蓉》上映，说是“黄色影片”，陈毅干脆地答道：“不要禁，让那些道学家去吼一阵吧！”
共产党终于进城了。进城是胜利，进城以后则获得了更大的胜利。经过华东局、上海市政府和全体上海人民的精诚团结和努力奋斗，新上海安乐舒畅、稳定繁荣地跨进了19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