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退休老干部67（素材/潘新桥）
我今年已经54岁，在人生的路上，六年多的服刑岁月让我没齿难忘，其中，在看守所的那半年时光，更是铭刻于心。
1998年6月4日，我因报复他人故意纵火，被羁押在浙江某看守所，在等候判决的日子，我先后服侍过两个“死囚”，一个在当年9月份被执行死刑，另一个在11月份被改判为“无期徒刑”。
那年6月3日下午，纵火后的我，在逃跑的路上被警方抓获，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审查，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我不得不低下了头，随后，在笔录上签字画押，并由办案人员拍照，按下十个指头的指纹。
第二天一早，我就被两名警察，送到了市里的看守所。
我记得，当时戴着手铐走出警车时，我的内心既乱又慌，因为在我读书的日子，曾听人说起过看守所的生活，因此，我对即将到来的一切充满了恐惧。
刚踏入铁丝网围绕的高墙，就感受到那种不一样的沉闷气息。在高墙里，我抬头仰望天空，只能看到一片蓝色的顶空，眼睛无法极目远眺，最远也只能看到每个转角处，有武警荷枪实弹值守的塔楼。
那一刻，我一下子站在这灰突突高墙之中，心里还是有点莫名的忐忑不安，心想，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这里将是我接受审判的地方，我的世界只剩下几十个平方。
负责前来交接的民警，在做好记录之后，带着我跨过一道道门，一直往深处走去。直到在一处空地上停了下来，接下来，我宽衣解带，脱得精光，接受各种检查。
像现金、钥匙、相机之类的，都被管教员放在一个专用袋里，他让我一一核对无误后，让我再次签字，说是等判刑之后，这些物品到时一并移交到监狱。
随后，我被带到所长的办公室，进行各种档案的登记。
一切都结束之后，我带着简单的生活用品和棉被，跟在所长身后，穿过阴森的长廊，在写着22号的一间监舍面前停了下来，随即，所长熟练地打开了铁门“咣当”一声响，铁门开了，我抱着行李，将目光瞄向有些昏暗的室内，发现有十几个人老老实实的端坐在炕边上。
监室里，一双双带着异样神情的眼睛瞪着我，真的有一种满满的窒息感。
那时，我才知道，这些嫌疑犯睡觉的地方，并不像学校的单人床，而是像东北农村的炕一样，只不过，更宽更长了一些。
所长站在门口，对着里面的人说：“这个人是今天新入监的，你们不要乱来！”
说完，所长关上门，走了。
我站在门口，显得是那么的无所适从。我正抬脚往里面走的时候，突然传来一个人的叫声：“把鞋子脱下来”。
我赶紧脱下了鞋子，拿在手中，把手里的东西，放在了坐后面的炕上。
接下来，众目睽睽之下，我全身赤裸，由几个犯罪嫌疑人帮忙给我洗澡，一盆一盆的水浇过来，让我睁不开眼睛，
等我穿好衣服之后，我靠着墙根站着，那帮嫌疑人开始围着我，问东问西。
羁押在看守所里面的人，来自很多个省份，但大多以外地打工者为主，而浙江本地人，大多都是协助所长管理监舍的人员，当时，我们监室有16人，盗窃的人占了大多数，剩下的人中有诈骗、贩毒、介绍她人卖淫、抢劫和贪污的。
我进去看守所的当天，人一直小心翼翼，担心被他们欺负，但在吃午饭的时候，我才留意到，我们监舍里居然有一个“死刑犯”，因为他走动时，脚镣发出的声音特别大。
我留意了一下，那个脚镣很粗，看上去很重的样子，因为影响走路，他行动时，都是用一根绳子提着脚镣。
饭后，大家还是围着我问外面发生的变化。而这时，那个死刑犯开始和我搭话。
他问：“你犯什么罪进来的？是哪里人？”
我如实做了回答。
当他知道我是山东微山的时候，他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
随后他客气地对我说：“我们还是老乡呢，我是江苏沛县的，老家离你们那里也就几十里路！”
听他这样说，我顿时如释重负，因为在看守所，如果有个老乡在，自己将来的日子也会舒服一些。
然后，那个死刑犯也进行了自我介绍，并用家乡话和我聊天。
那个死刑犯名叫张利民，当时26岁，未婚，我看了下他的判决书，他牵涉到十七多次盗窃，和六次抢劫，其中盗窃案值超过了22万，被判处死刑，抢劫被处有期徒刑15年，两罪合并，最终决定执行死刑。
我看了下判决的时间，是1998年3月初。张利民告诉我，他已经向高院上诉了，尽管知道自己改判的希望渺茫，但多活一天是一天吧。
在我所在的看守所里，每天相对而言，还是比较轻松的，除了定时进行学习之外，其余的时间可以下棋，可以拉家常，说一些笑话。
里面的人员，大家都有明确的分工，我们里面的人，只有死刑犯张利民和协助管教管理的那个人，没有具体的工作内容，其余的人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而我，在里面当时的活，就是在早上起床后，和一个江西广丰的一个嫌犯，叠被子。
由于内务要定期检查，因此，叠被子还是有很多讲究的，四周要叠得整整齐齐，然后，用一个干净的被单罩在外面，看上去有棱有角。
空闲的时间，张利民就让我和他闲聊，更多的时候，他在谈论自己“辉煌”的过去。
张利民初中毕业后，就开始在社会上混了，俗话说，近墨者黑，他小小年纪时，就好勇斗狠，已经服刑过一次了，不过，他那时算是幸运，被判刑三年，但他出狱后，重蹈覆辙，甚至变本加厉，最终他老帐旧账被一起清算，从而让自己的人生走上了末路。
在我进去的第56天时，有一个负责照顾张利民的犯人，被判刑9年，离开了监室，于是，张利民提名，让我接替那个犯人的位置。
当时，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忙给张利民洗澡，换衣服、用铝皮牙膏，制成夹子给他拔胡子之类的事情。有时，他也会让我给他按摩，尤其是戴脚镣的那个地方，几乎每天都要给他按摩好几次，以促进血液流通。
在看守所，死刑犯和普通的嫌疑人，还是被区别对待的，由于大家都知道他人生的日子不长，故每个人都张利民表示出足够的尊重。
看守所的所长经常单独带张利民到谈话室，进行针对性的谈心，从交流中感受他的心态，以防发生意想不到的差错。
劝他对未来要有信心，因为毕竟被改判的先例还是有的。
为了防止死刑犯张利民脱逃，他的脚镣几乎每周都有警察过来检查，如果铆钉出现了松动，还要进行加固处理。
在看守所，最让人难以承受的事情，就是一日三餐。早饭是一盒有糊味的稀饭，让人难以下咽。午饭是一盒米饭，上面浇入一些青菜汤或梅干菜。
记得每个周五的中餐会改善一次伙食，可以吃上一次红烧肉，也就几片肥肉。由于里面的饭菜缺少油水，以至于方便面和火腿肠，都成了最好吃的东西。
在看守所，看电视只准放中央一套，电视机嵌在三四米高的墙上，有些嫌犯，为了能够看到精彩的节目，就会趁着值班的武警不注意的时候，两个人搭成“人梯”，偷偷换成其它的频道。
面对生命的终结，没有一个人是坦然面对的，张利民经常对我说，自己说不定哪一天被被国家，安排去做某种特殊任务，到时就能够免除一死了。
我发觉张利民特别喜欢抽烟，我觉得那是他减压的一种方式，但在看守所，嫌犯是明令禁止抽烟的，但他们总能想办法搞到。当然最常用的方式，则是用监舍嫌犯的高档时装和皮鞋，与负责打杂的短刑犯做交易。一件价值上千的名牌服装，可以换几包香烟。
在看守所，每天都有十五分钟的放风时间，张利民在这个时候，就会显得比较活跃，他喜欢跳霹雳舞，一招一式，真的还是有模有样。
为了安全起见，看守所的警察和值班的武警战士，会不定时到各监舍检查，他们到来之后，所有的嫌犯，双手扶墙站着，不得动弹，然后他们会将里面所有的东西，翻个“底朝天”。
这样突查的目的只有一个，担心有嫌犯私藏刀具或其它危险品，尤其是死刑犯，担心他们绝望时会自杀。
正常情况下，一个人的案子，从开庭到拿到判决书，大概要半年左右的时间，如果同案犯太多，审判的时间就会相应地做出推迟。
铁打的牢房，流水的嫌犯，每个监舍的人员，都是在不停地流动中，有人判刑后，就被送到了监狱服刑，然后又有新的嫌犯填充过来。
就这样，我照顾死刑犯老乡张利民的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就到了九月下旬。
有人说，死亡是有预感的，但我却不这么认为。
1998年9月末，那天一早，天还没太亮，监室的铁门忽然被打开，所长和两个武警站在门口，我们赶紧穿好衣服，端坐在炕上。
随后，所长走到了张利民跟前，对他说，你的上诉没有改判，然后，张利民只对我说了一句话之后，就被两个武警押出了监舍。他说的是：等你将来自由之后，麻烦到我家乡看望一下我的父母。
我使劲地点了点头。
其实，张利民是没有任何觉察的，就在前一天晚上，他和我聊天时，没有任何的异样，执行死刑的头一天晚上，睡得也很香。
我服侍过的第二个死刑犯，是在1998年10月中旬。
那个犯人名叫胡铁中，浙江本地人，33岁，他是从隔壁监室调过来的，家庭条件比较优越，犯的是故意杀人罪，一审被判处了死刑。
他的案情相对比较简单，他是一家企业的人事部经理，因为工资的原因，和一个贵州籍的员工发生了口角，结果那员工出言不逊，一怒之下的他，拿起办公桌上水果刀，将对方刺死。
随后，那个被刺员工的弟弟，马上从车间里冲了过来，拿着一根铁棍和胡铁中拼命，结果又被他打成了重伤。
最初的时候，被致死员工的家庭，不肯出谅解书，最终胡铁中被判处了死刑。
一审被判处死刑后，胡铁中的律师想法说服了被致死员工的父母，后来赔偿了对方40万元，最终获得了对方出局的谅解书。
也正是律师的操作，救了他一命，在1998年11月底，他被改判为无期徒刑。
他从所长那里拿到改判通知书的时候，开心得不得了，不知他从哪里搞到了两箱方便面和两箱火腿肠，宴请大家。
两个月的交集，我们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那天，他被送往已决犯监室（专门关押已经判刑的犯人）时，还特意给我写下了他家的具体地址和电话，说是等我出狱后，可以找他的家人，让他父母到时给我介绍一份工作。
一周后，我也收到了自己的审判书，我被判刑八年，被送往浙江乔司监狱服刑，改造的那些年，我先后两次获得减刑（共减刑一年十一个月）。
获得新生的我，彻底洗心革面，违法乱纪的事情绝对不做，因为在看守所和监狱的日子，实在不堪回首。
因此，我也再次告诫每一个人，人生短暂，一定要活得问心无愧，做一个有良知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