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战在即，左宗棠却上疏光绪帝及慈禧太后，希望他们能临阵换帅，他愿辞去本兼各职，待“要事”了结后再往军前效力。
这份奏折递到朝廷，立即引起轩然大波。要知道，在此之前，为了收复新疆，朝廷付出了千般艰辛，做足了万全准备，左宗棠本人也早早坐镇肃州，为筹措物资、制定作战计划殚精竭虑。而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他却为了一件所谓的“要事”想推翻此前的一切筹谋。
到底是怎样的“要事”，值得他舍弃大义，非要完成？
原来，在左宗棠西征前，千里之外的京师，光绪乙亥（1875）恩科正广邀天下举子同场竞技。
左宗棠自20岁那年（1832）考中举人起，此后便屡试不第。若非生在乱世，他大概也无甚机会获得名臣曾国藩的青眼，以湖南巡抚幕僚的身份，被保举入京，任四品京堂，加入湘军，与太平军作战，在阵前挣得军功，加官进爵。那么多年过去，尽管官至总督、大学士，但看着满朝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的红顶大员，左宗棠还是如芒在背。特别是在朝廷中，因派系斗争，他遇到了以其功名出身作文章的政敌。这让他更加坚信，要想消弭质疑自己的声音，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会试、殿试上证明自己，用功名堵住悠悠众口。
左宗棠的执念，让帝后犯了难。但，慈禧太后也清楚，大战在即，临阵换帅乃兵家大忌。既然左宗棠需要功名，恩赏一份荣耀予他即可。于是，在慈禧太后的主持下，左宗棠获赐进士出身，成为千年科举史上的一个特例。
“要事”已办妥，左宗棠尽情释放出优异的军事才能，剿灭阿古柏势力，一举收复新疆，为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作出了彪炳千秋的卓越贡献。
01
在中国科举史上，进士是殿试及第者的统一头衔，也是功名的尽头。一旦参试的举人们通过会试、殿试，无论名次如何，都意味着他已经真正地步入了仕途，开启为国效力的生涯。因此，对于许许多多“左宗棠”式的有识之士而言，考取进士是他们的终极目标，无论前路多么艰难，他们都会怀着一颗赤诚之心，期待有朝一日金榜题名。
然而，普通士子想从举人跃升成为进士，需要经过一次比童试、乡试更加严酷的资历筛选。
明清两代，参加殿试以前，符合资格的举人们通常需要在礼部的组织下，参加一场全国性的士子大比拼，入围者才有参加殿试的资格，直面君主，获赐进士或同进士出身，成为正式的国家官员。而这场礼部试，即今人所熟知的“会试”。
依照规定，会试应在乡试过后的第二年春天举行，地点设在京师贡院。凡为当科举人又或是前科落第举人、入监成为监生者，皆可参加。
据学者不完全统计，明清两代共开科201场。其中，明朝276年至少产出举人102389人，而通过会试的举人总数仅在24500人左右。到了清朝，举人的数量进一步上升。在清朝入关后的267年间，总共诞生了至少15万名举人，最终得中进士者才26846人。可见，从人才筛选的角度上看，举人要跃升成为进士，考试形势相当残酷，试后带来的举人功名停滞也成为上层社会的普遍现象。
实际上，这一结果并不符合朝廷改善用人机制、实现阶层流动的初衷。因此，从明朝中叶起，朝廷有意拓宽会试、殿试的参与渠道，让更多的举人有机会脱颖而出。
比如天顺八年（1464）正月，明宪宗即位，即下诏令“学官有由举人署职九年考满该升、年四十以下有愿会试者听”。意思是给在职满年限的、符合年龄且拥有举人功名的学官开放应试会试的渠道，让已经充任学官的举人能够有条件地参加会试，给予他们晋升功名的机会。这项诏令颁布一年后，朝廷再度拓宽教职举人应试会、殿渠道。
成化元年（1465），朝廷又规定，凡教职举人应试会试者，年龄由“四十以下”改为“五十以下”，只要“教官考满到部”，符合应考程序，概可参考。后来，这项规定又从放宽教职举人参考年龄拓展到放宽其任职年限，学官举人原需任职满九年方有资格参加会试，到成化末年改成了六年。到了清代，朝廷更进一步放宽举人应试的渠道，规定“各省举人，无论新科、旧科，凡无匿丧、冒籍、过犯、黜革、罚科等项，均准会试”。
改革的结果促成了举人公平应试的机会，但也导致越来越多的举人反复投身到会试的备战中，考取进士越来越卷，得中概率越来越低。改革悖论由此可见。
02
明清会试的考试机制基本与乡试、童试类同，除了执行严苛的资格审查和锁院程序外，选派高级别官员作为会试的主考官及同考官也是当时考场上的一大特色。
依照惯例，明清两代的会试考官分为主考官、同考官、监考官和知贡举官。所谓同考官，即接受主考官统领的、专门负责评阅某经卷的考官，大概相当于各专业科目评卷老师。同考官所作出的批阅意见，将会直接影响主考官对该考生的印象分。所以，同考官应由具有翰林及进士出身背景的官员担任，而会试的主考官则由更高级别的官员，如阁臣、军机大臣等兼任。至于知贡举官，从唐、宋以来就是朝廷“特命主掌贡举考试”的职位，一般由具有名望的朝臣兼任，相当于会试考官们的“顶头上司”，负责统管会试的一切事务。
由于会试中式后，举子无论成绩高低均可参加殿试，且殿试不再黜落参考人员，因此，能被选中为会试的主考、同考，对于官员本身而言，不仅是自己仕途上的能力体现，更是一次收纳门生和发展未来官场人脉关系的绝佳机会。天启五年（1625），内阁首辅顾秉谦、礼部尚书魏广微和吏部尚书朱延禧三人在会试前就竭尽所能争当主考。此三人中，顾秉谦、魏广微两人均是魏忠贤的“死党”，唯朱延禧一人秉持公道。最终，经明熹宗出面，这起“几近同室操戈”的会试主考争端，才以顾、魏二人平分会试主考权收场。
当然，对于参试的举子们而言，他们身处其中，无论会试主考争斗得如何激烈，都不太会对他们造成直接的不良后果。反倒是协助主考官的同考官以及知贡举官，才是真正掌握他们命运的关键人物。
本来，知贡举官作为全面负责会试考务的官员，并不具备干预或参与会试主考、同考衡文录取的权力，但在朝廷官品级别的论资排辈上，知贡举官往往比会试主考、同考身份尊贵，这就导致某些知贡举官可以轻松接触到考生的试卷，从而对最终取士结果产生直接的影响。明英宗、宪宗朝的礼部尚书姚夔，平日就喜欢提携后进，与当世名士交游。成化二年（1466），他出任会试知贡举，将这种个人偏好融入会试奖拔机制中，要求主考、同考多多留意名士们的投考试卷，一定要做好誊录朱卷的工作，尽量不要让朝廷背负“遗珠之憾”。
姚夔干预会试的出发点算是好的，可若遇上糊涂的知贡举、同考官等，会试举子们将前途未卜。徐珂《清稗类钞》记载，同治年间，滇中名宿、举人谢焕章进京参加会试，他文章写得极好，义理深奥，文笔流畅。结果，遇到了一个姓李的同考官，此人墨守成规，阅卷时见卷子上居然没有出现他看得懂的文章格式，便批出了“文理不通”四个大字，将谢焕章的试卷当废卷处理，导致谢焕章此前考取的举人资格，也因为他这次在会试中极差的成绩，而被官方无情剥夺。
好在谢焕章参加会试前已经名声在外，会试结果一公布，谢焕章的八大弟子就裹挟着舆论向朝廷施压，迫使朝廷重新选人再评谢焕章的试卷，并严令受命的阅卷大臣必须实事求是，给天下士子一个交代。如此，谢焕章的举人资格才得以重新恢复。
03
人为干预固然会对士子们的考试结果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有时候，制度因素同样会产生无法预见的偶然性影响。左宗棠就是这样的例子。
道光十五年（1835）三月，时年23岁的左宗棠第二次赴北京参加会试。
此前，在湖南乡试中，他与其二哥左宗植均超常发挥，双双中举。但他在随后的会试中名落孙山。这一次再赴京会试，左宗棠的试卷写得不错，运气却属实“太背”。清朝的会试录取方法是“分省取中”，即在每科会试前由礼部统计各省及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应考人数，根据“省之大小，人之多寡”的原则，以省为单位，由当科主考、副主考联同各级学官商量调剂会试中式名额。按照规定，只要举人被取中，即称“贡士”；而贡士中成绩最优者，则会被冠以“会元”头衔，一律保送至殿试环节，成为日后名满天下的进士预备人选。
清朝会试采用“分省取中”体现了科举考试的地域公平性，避免教育落后的省份“颗粒无收”，可这种照顾区域公平的制度考量，对于考生个体而言，或许恰是不公平的。左宗棠就如此不幸地被这项制度给“牺牲”了。那一年，他不偏不倚正好考中湖南省会试第十五名。而在当年的湖北省，赴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员额实在太少了，为凸显科举考试的公平性，朝廷经过慎重考虑，决定采取临时措施，即从湖南省减少一名举人的录取名额，并将此名额调配至湖北。就这样，左宗棠又一次与他梦寐以求的进士功名擦肩而过。
此后，左宗棠虽于道光十八年（1838）第三次应战会试，但成绩始终不理想，这成了他心中的一根刺。即便后来他加官进爵，谈及往事，依旧难以释怀。
有人欢喜有人愁，就在左宗棠屡试不第的时候，他日后的“伯乐”曾国藩却迎来了人生的重大转折。
巧合的是，曾国藩也是参加道光十五年以及道光十八年两届科举会试的湖南籍举人。但与左宗棠随兄应考、落第后愤而返乡的结局不同，曾国藩一家对应试科举的执念更深。道光十五年，曾国藩首次参加会试，是承载着父祖的期盼而来的。在此之前，他的父亲曾麟书曾前后17次参加童试，直到43岁才考中秀才，此后便将家族争取功名的希望寄托在曾国藩身上。首次会试失利后，曾国藩的心情十分低落，父亲曾麟书鼓励并勒令儿子必须留在京中发奋攻读，随时做好参加下一次会试的准备。
很快，道光十六年（1836），清朝迎来了皇太后六十寿诞。按惯例，每逢皇室庆典、帝后生日，朝廷便会特别开科考试，称为“恩科”，以与平日三年一度的“正科”相区别。倘若恩科之年与正科会试之年恰好同年，朝廷则会实施“恩正并科”，即在这一年科举考试中分两榜录取会试举子，提高录取率，扩大举人晋升的资格面。曾国藩留京复习，侥幸获得了这次恩科考试的资格，可还是未能如愿中式。
连着两年在会试正科、恩科中落榜，曾国藩的心情跌到谷底，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曾家虽比左家富裕，但充其量也不过是乡间小地主。曾国藩兄弟五人，除了他，其余四人也被家族寄予厚望，父亲、祖父都希望他们能突破读书人的界限，成为一代名臣，名垂青史。因此，摆在曾国藩面前的唯一出路，也只有黯然回乡，备战下一科会试。
待到道光十八年，科举会试临近，父亲曾麟书便日日奔波于亲朋好友之间，替儿子借钱进京赶考。曾家亲戚虽多是乡间务农之户，但对读书改变命运的道理深信不疑，最终，曾国藩得以拿着父亲众筹而来的22吊铜钱，再次进京赶考。
考虑到身上的钱属实不多，曾国藩对每一笔花销都十分小心。可纵然如此，抵达京师时，他身上的钱也仅剩最后三串。凭借这最后三串铜钱，曾国藩总算成功突围，考取了当科贡士，获得参加殿试的资格。
04
明清两代，只要举人得中会试，成为贡士，就意味着他可以参加殿试，随后步入仕途，留名后世。
事实上，殿试并非会试的“升级考试”，而是会试的复试，旨在让皇帝本人亲眼看看大臣们为自己选上来的这些天下优才是否具备超越平常读书人的治国才能。自明朝以来，只要会试发榜，朝廷便会编纂《会试录》，“录会试之程文、士之中式洎百执事之姓名，登诸天府、传之天下者也”，所以，中式会试后，也有部分贡士会选择放弃参加殿试的机会，以贡士身份求职仕进。然而，这一小部分特立独行的贡士，仕进之路并不好走。明初有一段时间急于用人，会试结束后没有举行殿试，便开始选官。据黄明光的《明代科举制度研究》统计，有明一代，“会试中考取贡士的仅三十三人在朝廷中任职，仅占贡士总数的0.55%”。可见，在朝廷的取士机制中，以贡士身份步入仕途，在官场上仍然是相对吃亏的。
而殿试，作为一项直面君主的临场面试，存在着诸多令士子们不得不注重的规则与限制。
明清时代的殿试，通常选择在会试结束后的两三天内进行，由皇帝亲自主持。殿试要求应试者于开考当天黎明时分入宫，历经点名、散卷、赞拜、行礼等各项繁文缛节后，方才颁发制策考题，让考生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一篇符合要求的策论文章。
按规定，凡会试录取者皆可参加殿试，不论其考中会试的时间及场次，以此照顾因故未参加殿试的前科贡士。所以，在殿试的考场上，往往是前科贡士与今科贡士同台竞技。但殿试只会影响参试者的排名，不会影响他们的最终功名，因为明清时代的殿试已经摒弃了殿试设计之初的淘汰机制。
北宋时期，殿试曾实行过淘汰制。北宋学者邵伯温在《邵氏闻见录》中记载：“本朝自祖宗以来，进士过省赴殿试，尚有被黜者。远方寒士殿试下第，贫不能归，多至失所，有赴水而死者。”
众所周知，宋朝是个尊重士人的政权，不杀大臣言事官，而宋初皇帝实行殿试淘汰制，势必会引起落第士子的反弹。宋仁宗年间，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个因殿试黜落而叛国投敌的举子——张元。在殿试屡试不第后，“负气倜傥，有纵横才”的张元干脆铤而走险，出走西夏，成为西夏开国君主李元昊的首席谋士，并在日后的好水川战役中，献计发挥西夏骑兵优势，采用“设伏围歼”的战法，让宋军吃尽苦头。张元叛逃事件给北宋带来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嗣后不少大臣都认为，是殿试黜落的机制导致了这起灾难性事件的发生。因此，殿试自此不淘汰参试者，“会试定去留，殿试排名次”成为惯例，并一直沿用至清朝。
虽然殿试不具有淘汰性质，但殿试的名次却对考生将来入仕和升迁具有终身影响。为此，进入殿试阶段的士子普遍都铆足了劲，只为在此一篇三五百字的策论中，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希望获得帝王青睐。明朝名臣于谦就有过这样的打算。
永乐十九年（1421），在京城会试时，于谦考中了第一名，成为令人艳羡的“会元”。那时，明成祖朱棣正积极用兵漠北，为明朝开疆拓土，于谦遂在殿试策论中提起皇帝一向不愿过多阐述的穷兵黩武等话题。这次殿试，明成祖朱棣原想录于谦为殿试第一，让其做状元。但在看到这篇策论文章后，朱棣将于谦贬至三甲第九十二名，让其勉强够得上同进士出身。
不过，这种情况是极少发生的。按照成熟的殿试流程，皇帝根本无法通阅所有答卷，于是会让大臣们遴选出十套最优秀的殿试试卷，这些卷子一如前面的乡试、会试那般，均采取隐去个人信息的弥封方式誊录。在此基础上，会试的主考会综合各方意见，进一步拟定状元、榜眼、探花的人选名单，再供皇帝本人御览。日理万机的君主为图省事，通常也会采纳会试主考的建议，通过正式程序确定状元、榜眼、探花的人选。只有在头甲人选的姓名出现音韵、意义或字形上明显犯忌讳，或者不够文雅得体时，他们的名次才会发生戏剧性调整。
殿试结果出来之后，依照程序应该进入传胪阶段。所谓传胪，就是向天下公布殿试结果，让士子们扬眉吐气、名扬四海。但，事实上，在进入正式传胪之前，为保障选士足够公平，皇帝还会在传胪的前一天，于乾清宫内召见那十名最优秀的进士，此程序谓之“小传胪”，相当于一次真正的“面试”——让皇帝本人及读卷大臣仔细端详遴选出来的状元、榜眼、探花等人，看看他们是否符合人物印象，有无形象猥琐、有碍观瞻等问题。
如果以上不良情况皆无，则经过小传胪的进士将自此迈入仕途的光辉之旅。当然，倘若有人不把皇帝召见的小传胪当回事，那么他原先所录的名次，也很有可能会因此一面之差而出现天差地别。乾隆年间的进士潘奕隽便是如此。
在殿试之后，潘奕隽即被乾隆皇帝认定为状元的最佳人选。对此结果，潘奕隽本人似乎也胸有成竹，于是考完试后，他便与另一名被钦定为探花的同考生一起到京郊香山一带度假，乾隆皇帝派人请他出席小传胪，他也没去。最终，乾隆皇帝便将他的状元及友人的探花名次一并夺取，仅以普通进士功名录入朝中为官。事后，潘奕隽笑着说：“状元三年一个，失何足惜？游山之兴一发断不可遇也。”此话一出，顿成美谈。后来，同朝为官的刘统勋总是拿这段轶事跟潘奕隽开玩笑，称他为“天子呼来不上船”大人。
然而，与潘奕隽的豁达相比，大多数用尽一生精力“杀”上殿试的举子，并没办法做到将功名置之度外。哪怕是被誉为“完人”的曾国藩，亦不能免俗。
考过道光十八年的会试后，他终于顺利进入了殿试环节，并考取了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明清科举殿试的名次分为一、二、三甲。一甲三人，即状元、榜眼和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清朝时通常为四五十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清朝时通常为一百到三百人左右），赐同进士出身。
面对自己“同进士出身”的名次，曾国藩显然有一种说不上来的不甘。在他看来，“同进士出身”类似为给小妾抬房硬称作“如夫人”，而自己就相当于“进士及第”“进士出身”者的小妾。即使官位相当，名分上总是差那么一截。因此，曾国藩后来耻于提及自己的功名，认为这是身上的一道瑕疵。
不过，放宽历史的视野来看，无论是考取还是恩赐得中进士，曾国藩和左宗棠终归是幸运的。在特殊的时代里，他们凭借自己的才能，跻身朝堂，建立不世功勋。任何历史时期，即使得中状元，其成就亦未过于此。
千古留名者，是因为他们的历史功业，而不是因为他们的科举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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