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林子人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在近三个世纪的相对稳定与繁荣后，明朝于1644年覆灭。从古至今，历史学家谈及这场鼎革之变时通常会归咎于满族入侵、派系斗争、朝政腐败、税收下降或农民起义，但在历史学家、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荣休教授卜正民（Timothy Brook）看来，历史真相不止于此。在新书《崩溃的代价》（The Collapse of Price: The Little Ice Age and the Fall of Ming China）中，他提出了理解明代中国经济社会史的一条新路径，通过分析粮食价格数据，揭示全球气候危机如何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该书英文版出版于2023年11月，繁体中文版于今年5月面市。本周，卜正民接受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与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的邀请，出席《崩溃的代价》新书研讨会，分享了他的研究思路与写作心得。
卜正民表示，作为一位偏重定性分析的社会史研究者，他对《崩溃的代价》涉及的一些科学性问题“完全是外行”，比如气候变化、对物价的统计学研究等等，但他对明代物价问题的关注始于90年代写作《纵乐的困惑》之时。
他发现，明代物价数据主要能从三类史料中找到：一类是官方文件，但此类文件中记载的物价更多是官方价格，而不是实际交易价格，因此并不十分可靠；第二类是私人笔记，它的问题是明人对物价的记录非常随机，研究者难以用这样的数据做深入分析；第三类是地方志，这也是卜正民在《崩溃的代价》中着重讨论的史料——他发现，地方志作者往往会用谷物价格飙升为例揭示饥荒的严重程度，“物价因此是气候（变化）最精确的数据。”
2023年11月24日，以“全球视野下的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为主题的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开幕。中国学贡献奖得主卜正民发表获奖感言。
卜正民注意到，明代第一次严重饥荒发生于1450-1457年景泰帝时期，第二次严重饥荒发生于1583-1585年万历帝时期，但与崇祯末年（1637-1639年）相比，它们都是小巫见大巫，“那些年粮价膨胀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我收集到的地方志饥荒粮价40%来自崇祯年间。”他在书中罗列了17世纪上半叶谷价（饥荒粮价）激增的情况。与以往历史的情况不同，谷价并未在饥荒结束后恢复到危机前的正常水平，而是不断上涨，带来价格冲击和普遍性的通货膨胀。
这一切都是因为17世纪全球进入了被称为“小冰河时期”的长期低温时期。17世纪30年代末，小冰河时期开始进入一个更加寒冷的阶段，即所谓的“蒙德极小期”（Maunder Minimum）——天文学家安妮·蒙德（Annie Maunder）和沃尔特·蒙德（Walter Maunder）提出，1645-1715年间地球气温的异常变化可能与太阳黑子活动的减少有关。美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认为，17世纪是一个“总危机”（The General Crisis）的时代，包括中国在内，欧亚大陆上众多国家地区遭到重创，革命狂潮和国家崩溃几乎席卷全球，得以完好无损、安然度过17世纪中叶的地区屈指可数。
《全球危机：十七世纪的战争、气候变化与大灾难》[英]杰弗里·帕克 著 王兢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4
与同时期的欧洲相比，明代中国在“蒙德极小期”这一极端气候中遭遇的打击更加严重。“人们没有粮食吃，国家没有支付国防费用的收入，就没有办法度过这样的一个危机。”卜正民认为，将气候变化与历史状况相结合，可得出以下三个结论：第一，同样位于北半球，明代中国与欧洲面临的是同样的气候趋势，欧洲的问题是雨水太多，中国则是干旱严峻；第二，小冰河时期严重打击了欧洲人和中国人的生存能力；第三，崇祯末年的气候危机削弱了明朝的生存能力，任何一位皇帝或官僚都无法解决这等规模的问题。
卜正民指出，“不是说气候控制了历史，而是历史研究不能忽视环境的状况。气候构成了普通人生活的条件，如果我们不重视、了解这个条件，我们就无法理解当时人们的生活和他们的困难，就不能准确分析国家政治上的成功与失败。”在《崩溃的代价》序言中，他这样写道：
“明朝并不是被气候一手摧毁的，但如果不解释气候变化和人类对此的反应，就无法解释明朝的崩溃。明朝做出了反应，但随着气温在17世纪30-40年代急剧下降，它的努力已然无力回天。我在这里讲述的并不是明朝末代皇帝自杀和1644年满清入侵所导致的政治混乱和军事冲突的故事，这对研究明朝的学生来说是众所周知的。在以不同的方式讲述这个故事时，我将在很大程度上撇开通常主导明朝历史叙事的政治事件、派系争斗和边疆异族入侵，转而关注普通到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价格数据。”
Timothy Brook
Princeton University Nov., 2023
卜正民说，《崩溃的代价》的初稿是成书的两倍长，但他决定出版一本更言简意赅、更专注于核心问题的书，这个核心问题就是揭示社会史和气候史的内在联系。他希望通过这本书开拓学界同行的思路，邀请其他学者继续深入探讨他在书中提出的问题。同样重要的是促进中国史和欧洲史的对话，特别是在气候变化再次展现出对人类社会有重大影响的当下。“不是说欧洲人有欧洲人的历史，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历史，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都栖息于同一颗星球上，都位于北半球，都面临气候灾害问题。”
对他来说，确保这是一本大众读者都能读懂的书也具有特别的意义。就在研读会开始前不久，卜正民接到一位朋友打来的电话，那位朋友对中国历史一无所知，但他告诉卜正民，自己非常喜欢《崩溃的代价》这本书。“到了人生的这个阶段，我不再追求解决复杂的学术问题。我想做的是提出新的研究思路，提出新的看待中国史的方法，将中国置于更广阔的全球背景下，”卜正民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