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随着中央一纸令下，一场“严打”风暴席卷全国，公捕公判大会又一次在各地召开。
短短两年的时间里，177万人锒铛入狱， “偷一元”被判死刑，“流氓罪”入狱几十年的事情，可谓屡见不鲜。
那么，为什么要掀起“严打”风暴？“严打”又究竟有多严呢？
1976年下半年开始，意识形态建设不再作为社会发展的主流，改革开放与刑法，则成为接下来中国建设的新依据。
然而，虽说国家建设再次走上正轨，但与此同时，社会并没有变得安稳。
“十年动乱”所导致的社会结构破坏，使得底层秩序一片混乱，进而催生出一系列严峻的社会治安问题。
1979年9月9日下午，上海市一处繁华的路口，执勤交警制服了一名试图抢夺农民螃蟹的流氓，并对这名流氓进行体罚教育，继而引起街区内其他一些流氓分子的不满。
这些心怀不满流氓分子结成犯罪团伙，在众目睽睽之下，开始殴打那名执勤交警，并攻击后续到场的其他民警。
民警寡不敌众，只能暂时撤退。
却不料，在他们撤退后，事态又进一步扩大了。
无法无天的流氓分子们，开始阻拦途径的小汽车与公家汽车，抢夺、推翻农民摊位，并对路过的路人实施抢劫与凌辱。
吴女士是一名上海化工轻工公司的职员，在途径江浦路口时，她被连人带自行车一起推倒，流氓抢去她的手表、皮夹，剥去她的贴身衣物，在路边陆续对她实施凌辱蹂躏持续数个小时。
直至晚上8时许，公安调集出120余名治安联防人员与交警，才将这场动乱消弭，这就是“控江路事件”。
无独有偶的是，1980年1月，广州市滨江街区派出所民警路经滨江东路，偶遇了一伙儿二十余人的犯罪团伙。
出于职责，民警上前盘查，并喝令对方放下手中凶器，却遭到对方一拥而上的殴打。
期间，由于有人以火药枪向民警射击，民警被迫抽出手枪鸣枪警告，孰料，对方非但不听，反而继续对他实施了殴打。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民警只得持枪击毙犯罪分子两人，击伤一人，但其本人却被殴至昏迷，在送至医院后重伤不治。
这起事件则被成为“滨江路事件”。
在法治社会初步实现的今天，怕是很少有人会生出袭警的念头。
然而在当时，这却只是社会动乱中的一丝缩影，其他诸如“北海公园案件”、“东北二王特大杀人案”等恶性案件可谓屡见不鲜。
也正因如此，下了班的女工们总是提心吊胆，生怕路旁窜出犯罪分子。
为人父母的，也不敢让自己的孩子在院子外面玩帅，唯恐被人拐骗。
人多的地方也不安全，扒手众多自不必说，甚至在人群里还有不少抢了包就跑的抢劫惯犯。
生活在这样一个“坏人神气、好人受气、公安怨气”的环境中，社会各界人心惶惶倒是自然而然。
可此情此景摆在眼前，又该如何扭转这股社会的不良风气呢？
“严打”二字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应运而生。
为了扭转上述种种社会中的不良风气，1979年七月上旬，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然而，由于刑法中对严重刑事犯罪量刑偏低，再加上公检法的不完善，崭新出炉的刑法并没能制止后续大多数犯罪行为。
比如，在1981年一次京津沪穗汉的城市治安座谈会上，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就如此向主持会议的彭真诉苦：
“我们处理过一起持刀抢劫案，歹徒与作案工具我们都找到了，就因为没有找到被抢走的皮包，检察院就说证据不足不能起诉……我们知道检察院是按规矩办事，但是这样怎么能给犯罪分子应得的惩罚？”
对此，彭真回应：
“找证据当然十分重要，但是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要求找到全部证据。我们可以这样规定：找到基本证据，认定基本事实，就可以起诉、定罪！”
事实上，作为中央干部中的一员，彭真其实在很久之前就已经提出了“严打”的说法。
早在1980年，他就对上海公检系统的同志表示：
“当前，对现行犯罪分子的处理，不能从轻，要从重；不能从慢，要从快。”
不过，虽然彭真始终主张对犯罪分子惩罚，但真正为“严打”拍板的还是邓公。
1983年2月，邓公前往江苏进行经济考察。
期间，一名同志向邓公汇报了社会当前面临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现阶段城市的经济发展可以了，政治环境稳定了，唯一的问题在于社会治安的恶劣情况。
那位同志就劝告邓公：“这样下去不得了，这件事，只有你老人家下决心才行！”
那么，究竟是什么最终促使邓公下定了“严打”的决心的呢？
从无锡回京后，为了调研施行“严打”的可行性，邓公开始了对社会治安问题进行调研。
结果，也正是在进行调研的这几个月里，一起案件，一个团伙儿，最终促使“严打”落实下来。
简单来说，案件，指的是发生在1983年6月16日的 “蒙古牙克石特大凶杀案”。
事件中，包括犯罪嫌疑人在内，一夜之间共27人死亡，几乎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影响最严重的凶杀案。
而团伙儿，指的则是那时的唐山一霸“菜刀队”。
上世纪8、90年代的华北地区一直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叫“东北虎，唐山狼”，这里的“唐山狼”，指的就是“菜刀队”。
在与北京“一墙之隔”唐山，他们横行霸道、无恶不作，甚至做出过拦截政府车队，抢夺重建物资的勾当。
这样一起恶性案件，一个嚣张团伙儿，不论放在哪个国家都是对社会稳定的挑衅。
那么，这种事应当怎么处理？
新任公安部长刘复之在他提交的文件里写道：
“要求对各种现行犯罪分子和流氓团伙的骨干分子……不该抓的不抓，该从宽的坚持从宽……”
不得不承认，由于十年动荡对执法队伍的摧残，公安机关的人、财、物都严重短缺，缺乏强硬执法的资本，也难怪公安部只能提出这样“和稀泥”的处理方式。
但是，这种“含情脉脉”的处理方式真的能维护社会稳定的条件吗？
当然不能！
所以，当邓公念到这份文件的这部分内容，他直截了当的表达了他对文件上处理方式的不满。
一句话，这样“四平八稳”解决不了迫在眉睫的问题，必须要“严”，才能治的住刑事犯罪活动！
只有坚持严格执法，国内恶性案件丛生的现状才能好转！
邓公发了话，也就相当于“严打”的建议被正式提出了。
紧跟着，经过一系列讨论后，时间来到了1983年8月25日，经会议通过，中央终于发出了一份名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
按文件要求，各大城市应在接到文件后大力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对犯罪分子要毫不客气地逮捕、劳教、判刑、注销城镇户口。
如确实有犯罪分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审判机关判决务必从严，要从肉体上将他们湮灭，避免他们在有期徒刑后还能继续戕害群众。
就这样，在千呼万唤中，一场以正本清源为目的“严打”行动开始了。
严打的第一个战绩，是击毙了流窜数月之久的“二王”，也就是“东北二王特大杀人案”中的主角儿。
1983年春节前夕，“二王”携带枪支，翻墙至沈阳某军医院家属院中行窃，被抓住后果断开枪行凶，打死四人，打伤三人。
此后，二人开始流窜作案，先后在衡阳、武汉等地行凶。
等到1983年9月，他们终于被被武警部队击毙于江西广昌德的一处山林中，了却了广大人民群众心中的不安。
除了二王，同样在严打中落马的还有数位上海的“公子哥”：胡晓阳、陈小蒙和陈冰郎。
1981年至1984年间，几名公子哥互相勾结，时常以招工、招干作为名目招揽妇女，随后向对方轮流施以侵犯。
3年间，仅有据可查的被猥亵者便多达51人。
随着“严打”时期的到来，他们长期强奸、猥亵妇女的罪行被揭露，胡晓阳、陈小蒙被判死刑，陈冰郎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
消息传出，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盛赞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根据事后统计，三年严打期间，官方共查获犯罪团伙19.7万个，逮捕177.2万人，其中有174.7万人被判刑，真正做到了对社会犯罪行为的从严打击，使得原本糜烂的社会风气为之一清。
可是，难道严打真的是一场“百利而无一害”的运动吗？
当然不是。
在严打期间，全国各地都流传着一个口号：
“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可判可不判的，坚决判；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
如此严格的审判标准，确实保障了其余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但与此同时，对于某些犯罪行为并不严重的犯人，他们所面临的刑罚明显超出了正常水平。
1983年初，安徽省蚌埠市某青年被告强奸，被判罚有期徒刑。
青年不服便提出上诉，谁料，适逢严打时段到来，这次上诉确实更改了对他的判罚，只不过是改成了死刑。
同样是1983年，四川泸州纳溪有一个王姓小伙儿和朋友打赌，说敢不敢去亲路上一个女孩儿一口，结果这王姓青年倔脾气上来，居然真的上去亲了对方一口，结果被判成了流氓罪，被抓了枪毙。
除了上面的故事，类似的情况中最出名的还要数迟志强被判入狱一事。
说起迟志强，年轻人们可能不清楚，他是80年代一名电影明星，不仅有“全国优秀青年演员”的身份在身上，也还曾接受过中央领导人的接见。
可即便是这样一位大腕儿，也难逃在严打期间锒铛入狱的遭遇。
原来，迟志强生活很有小资情调，会时常邀请一些女性来家中跳舞、看电影，只不过从来没有发生过肉体关系。
也正因如此，在接到迟志强邻居对他的举报后，警方原本打算口头对迟志强进行教育。
然而此事一经记者报道，很多愤怒的群众纷纷打电话给南京公安局，要求他们对迟志强的处理务必从严，甚至还有要求对迟志强公审枪决的。
迫于压力，迟志强最后还是被以流氓罪提起公诉，唯一幸运的是，由于案件中没有被害人，所以他只被判处了4年监禁。
话说到这儿，我们不得不承认，严打对于社会风气的改良效果十分显著，但与此同时，它的副作用也很大。
以至于时至今日都还有人对严打持有“支持”与“反对”两种不同的意见。
今天，“严打”斗争似乎已经成为往事，它留给我们的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您怎么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