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2月，毛主席南巡经过皖中，在当地进行了一番调研。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在汇报工作时提了句：高敬亭同志在这里影响很大，上了年纪的人至今还常提到他。
毛主席本来微笑的面容，听后瞬间涌上悲痛，叹息了一声：高敬亭不该杀，中央发电叫不杀，他们不听，还是杀了。此事再加上高敬亭被杀前延安致电的“枪下留人”，让这位在大别山征战多年的老革命充满了悲情色彩。
当年高敬亭的指挥能力很强，职务比另一位新四军名将粟裕要高，麾下的人也要比粟裕多，因此很多人叹息说如果他不死，成就或许不在粟裕之下。
一、贡献突出的名将
高敬亭1907年出生于河南新县，参加过黄麻起义，不过早期在牛人辈出的鄂豫皖苏区，他还不算突出。直到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因第四次反“围剿”失利而被迫转移后，高敬亭才真正地大显身手。
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只有一少部分人留守，高敬亭被任命为重建后的红25军75师政委。1934年局势再度恶化，红25军主力也出走了，高敬亭还是留了下来，此时的他环顾四周，发现自己已成根据地级别最高的领导。
为能更好地发展，他把为数不多的人员拉起来重组红28军，开始承担全面领导鄂豫皖边区党、政、军的重任。
即使在敌人的重重包围、多次进攻下，他依然率部在大别山地区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这个能力和勇气不是一般人有的。
两次主力转移都几乎带走了根据地拥有的资源，留给高敬亭的人手以伤兵、新兵为主，就是在如此艰辛的背景下，他还能拉起一支队伍并成功抵挡国军的多次进攻，绝对是一代名将。
毛主席对他也给出了很高的评价：高敬亭同志在大别山以极少的部队吸引国民党17万正规部队，有力地支援了主力红军的长征。
1937年9月，两党达成了合作的相关事宜，高敬亭率部下山接受改编，成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主力，此时的他麾下朋友1500余人，是整个新四军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一个支队。
后来的一年多抗日经历，高敬亭充分运用了自己总结出来的游击战术，与日寇、日伪战斗接近百次，规模达到上千人的对战有四次，共歼灭1700多名日军及4000多名伪军。
如此突出的成绩，也吸引了很多有志青年的加入，高敬亭在被杀之前，第四支队已扩张到了8000多人，还是新四军里最强的支队。
从贡献来看，他是非常突出的，同时期的粟裕也没办法跟他相比。然而人无完人，高敬亭也的的确确犯下过错误，尤其是长期独立作战后，他更有了拥兵自重的趋势。
二、自傲骄纵的悍将
鄂豫皖苏区很多高级干部都对肃反有极大的热情，张国焘是这样，戴季英是这样，高敬亭也是这样。
1932年红四方面军转移，剩下的人重建了红25军，下辖74师、75师，74师师长是徐海东，政委是戴季英，戴季英通过肃反错杀了不少人。75师师长是姚家芳，政委是高敬亭，高敬亭比戴季英更狠，他通过肃反把包括师长姚家芳在内的近千名指战员处死了。
后来红25军转移，高敬亭只能奔赴皖西与坚持在此斗争的红82师汇合并出任师政委。然而没过多久他就以肃清“第三党”为由把师长林维先抓了起来。
本来高敬亭准备将林维先处决，但红82师大部分指战员都在求情，高敬亭也不敢惹众怒，就退了一步把林维先发配到了苦工队。也幸好如此，否则新中国就会少一个开国中将。
再后来高敬亭重建红28军，成了鄂豫皖的绝对领导者，他率部多次打退敌人，但对自己人，他也没有手软，江求顺、余雄、罗作凡、刘正北等一大批干部被清理掉，就连协助他重建红28军的主要助手徐成基也没躲过去。
从这时候开始，他就有了搞一言堂的感觉，不允许别人触碰他的权威，哪怕是中央派过来的人都一样。
红28军接受改编后，中央准备派郑位三去担任第四支队副司令员（实际是政委）、肖望东去担任政治部主任。郑位三是黄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属于高敬亭的老上级。
但是，郑位三到达第四支队后，代表中央批评了高敬亭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这惹得高敬亭极为不快。他认为，这支部队完全是自己坚持下来才能发展到如此的，突然调来个人就对自己批评，那将来岂不是一直被人压在头上？
所以他拒绝郑位三到第四支队任职，要求延安将戴季英调来与自己搭档。当时中央为了第四支队能迅速出动抗日发展，就答应了。
拒绝中央派来的人，还进行讨价还价，这并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该做的事！而戴季英到了第四支队后，也与高敬亭处不来。
当时军委已经下了命令要求第四支队迅速东进，但高敬亭想尽办法推脱，戴季英抵达的当晚就与他发生了争执，要求他服从中央。
高敬亭心中不满，便在公开的欢迎大会上宣布戴季英的职务为政治部主任，这又是擅改了中央的命令。
两党合作之初，为了军队编制统一，我党暂时取消政委制度，不少部队都是副司令员来承担政委的职责，所以戴季英本来是过来当政委，硬是被高敬亭改成了政治部主任，这样戴季英的职务就要比高敬亭低，最终还是高敬亭说了算。
为了震慑，高敬亭还把与戴季英走得很近的第四支队机要秘书江腾蛟抓起来严刑拷打。据江腾蛟后来回忆，有一天晚上他听到守卫说准备后半夜进行处决，于是他偷偷翻墙跑了出去，后来转到第五支队去任职。
这件事极大地刺激到了戴季英，毕竟戴季英也是肃反狂人，他自己猜到高敬亭想做什么，连忙跟中央派过来的干部一起出走，是为“新开岭”事件。
到这一步，组织还没有想对他做什么，只是反复要求他东进。徐州沦陷后，皖东成了敌后，当时日寇的重心北部在黄河一线，南部在广州，中部在武汉，因而没留多少部队在皖东，这是一个天赐的发展良机，中央希望第四支队能完成这个使命。
但，高敬亭内心非常抵触，一方面是不想离开自己经营多年的大别山地区，另一方面他对组织也有些怨言。
在新四军成立时，他认为凭借自己的贡献，起码能在军部有个要职，结果就只是支队司令员，这个落差让他不满。新四军在武汉开会时，高敬亭带着警卫员放着安排好的客房不睡，就在走廊里打地铺，这很像《亮剑》西北铁三角闹军衔时的情绪。
因此，高敬亭就称病躲在后方，部队让其他人暂带，可坚决不准东进。新四军领导项英、叶挺、张云逸等人先后都跟高敬亭谈过，奈何没有效果。
1939年1月新四军实权人物项英在致电中央时就说得很露骨：高敬亭仍在现地收编土匪、扩大部队，企图在怀桐庐一带创造根据地，对党及上级使用他认为是限制他发展，因此正对党及军部极不满。
后来新四军发给中央的电报，肉眼可见已一步步失去耐心。
3月2日，项英、周子昆致电中央：我们正在着手解决高敬亭问题，你们有何意见？
3月14日，二人再次致电中央：高敬亭显然进步缓慢，对东进至今怀疑，对执行党的路线，态度极差......
4月18日，中原局代理书记朱理治致电中央，提出解决高敬亭的上中下三策，上策是让他到延安学习，中策是改支队为纵队，让其他同志来当正职，下策是撤销其职务。
4月21日，项英再发电：高敬亭无改变，近日又想将部队调回后方，曾见廖磊请假。跟国民党在大别山地区的负责人频繁接触，新四军军部对高敬亭已经有了的看法。
4月27日，叶挺与邓子恢、赖传珠等人过江成立江北指挥部，高敬亭的事，就由江北指挥部解决。
5月10日，叶挺亲自去舒城劝高敬亭，跟他说明中央希望第四支队东进“不仅是为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而主要的是为了使第四支队得着更大的发展前途。”
在第四支队连以上干部会上，叶挺宣布中央和军部的指示，全体参会的指战员一致表示服从命令，高敬亭见状也举手同意。
部队开拔后，叶挺就先离开第四支队，可军长一走，高敬亭又命令第7、9团停止东进。这个态度，就有点严重了。叶挺无奈，绕过高敬亭直接给那两个团下令，部队才勉强继续东进。
但在5月20日，第四支队发生了一起极为恶劣的事件——7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带着两个警卫班叛逃了。
如此敏感的时间，如此敏感的背景，新四军下了最后的决定。6月4日，高敬亭被江北指挥部扣押，随后新四军对高敬亭展开了批判，叶挺对高敬亭说：数次派遣重要代表指示你的工作、改正你的缺点，你都视若无睹、充耳不闻，实可为你的命运惋惜。
案子呈递上去时，毛主席批示将高敬亭押赴延安处理，还是想以教育为主，可惜主席的命令没到，事情就已成定局。6月24日，高敬亭被叶挺的警卫班枪杀于肥东青龙场。
此事是主席心中的一大遗憾，七大召开时，毛主席专门找新四军代表周骏鸣进行了谈话，主席问：那个高敬亭，不杀可不可以？周骏鸣回答“应该可以”。主席点了点头没有再说。
1975年10月10日，高敬亭的女儿高凤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请求重新审查父亲的问题。这封信11月30日到了主席手里，主席当即要求重新侦办。最终总政治部在1977年4月27日发出了《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文件。
文件有这么一段：高敬亭同志参加革命后，在坚持鄂豫皖地区的革命斗争中是有功的，虽在四支队工作期间犯有严重错误，但是可以教育的，处死高敬亭同志是错误的。
也就是说，中央肯定了高敬亭的贡献，认为他可以教育，可严重错误还是存在的。虽然很多层面都有错误，但最大的责任人还是高敬亭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