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年被判枪决他从容大笑，死后妻子才知他身份，知他娶她另有目的

“我的冤还未白，而不讲理的特刑庭就决定了我的命运，但愿你勿过悲痛，在这不讲理的世上不是有成千成万的人在为正义而死亡，为正义而子离妻散吗？不要伤心，好好保重身体，好好抚导两个孩子……（今后）如有自己看得中的好人可作为你的伴侣，我决不怪你，而这样我才放心！”

这是1948年地下党人王孝和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刑场英勇就义前留给妻子忻玉英的最后一封绝笔信……

倒在黎明前夕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人民终于在黑暗中迎来黎明。

而就在此前一年，24岁的王孝和却永远倒在了黎明到来前夕，此生再无机会见到毕生追求的革命理想实现的这一天。

最后，王孝和留在世间的，只有那张他在被判处死刑的法庭上坦然大笑的照片。

那是在1948年9月30日，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刑法庭上，法官宣判，王孝和被判处了“死刑立即执行”。

听到这6个字的时候，王孝和的脸上没有丝毫恐惧，反而露出了坦然的笑容，庭上守在王孝和身边的几名法警，见此状，无不面露惊讶。

两相衬托，王孝和周身更凝结的杀身成仁的从容和坦荡仿佛愈加震慑人心。

这张照片，后来也成为了他的妻子忻玉英和两个女儿一生中最珍爱的一张照片。

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批准王孝和为革命烈士。

当年11月5日，忻玉英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还有婆婆，孤儿寡母为王孝和举行了追悼会。

追悼会当天，上海电工会和全市各业职工代表一万余人全部前往了现场。

上海市市长陈毅和上海市委第三书记、上海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刘长胜分别为王孝和题写了“为工人阶级牺牲”和“我们踏着王孝和同志的血迹前进，为建设新上海而奋斗”的悼词。

而后不久，王孝和就义前的血衣以及三封血书，先后出现在了上海工人运动史料陈列室、市工人文化宫。

也是直到这时，忻玉英才明白，丈夫真正从事的事业，远比她想象中的要复杂和伟大。

忻玉英和王孝和都是宁波人，他们的婚姻来源于一场封建家族式包办婚姻。

因为忻玉英家和王孝和外婆家只一墙之隔，在忻玉英5岁，王孝和9岁的时候，两个人便由王孝和外婆做主，订了婚。

按照他们当地的习俗，女方15岁的时候，男方家里就要送聘礼，等到女方16岁的时候再顺利完婚。

不过忻家却没有如期等到王家的聘礼。

眼看着女儿已经18岁，在当时的乡下，别人家的女儿这个年纪已经为人母了，忻妈妈不禁十分着急。

而另一边，王家实际也很着急，他们只知道儿子在上海，具体的消息却不曾了解。

1947年，忻玉英19岁这一年，忻妈妈打定主意，带着女儿去到了上海忻玉英的姑妈家，并联系了王孝和的妈妈。

两家一经商定，决定第二天就让忻玉英和王孝和碰面。

彼时，王孝和明面上的身份是上海电力公司杨树浦发电厂的一名工人，但实际上他早在1941年17岁的时候，经地下党组织的培养、考察，就入了党。

1946年，王孝和作为电厂控制室的工会总组长，领导和组织了部门工人大罢工。

革命事业如火如荼，这也致使他一早将外婆给他订的娃娃亲抛在了脑后。

另外更早之前，他曾在上海听人误传忻家的女儿在乡下既信佛又嗜赌，本就因为接受了新思想观念，对这种封建包办的婚姻有抵触情绪的王孝和于是给自己的堂妹写了封信，说是个人的终身大事不能由父母做主。而他的堂妹收到信，并没有想到要将堂哥的意思转告给忻家。

就这样，忻王两家订婚的事宜就被一拖再拖。

直到忻妈妈带着女儿来上海，约好见面的第二天上午，王孝和的弟弟先跑进来和忻妈妈说：“哥哥已经来了！”

而肚子里本就有气的忻妈妈就生气说道：“架子那么大！还要我们下去！”

不过说归说，操心女儿终身大事的忻妈妈还是陪着女儿去到了门口，去见王孝和。

忻玉英后来回忆说，她当年一走到门口，就看到一个身着一件土黄色灯芯绒夹克衫，人看着格外精神的青年，那便是王孝和。

也就是这一眼，少女春心萌动。

那个时候的忻玉英，扎着两条辫子，区别于当时上海女学生当时流行的学生头，大字不识一个，又是第一次离开农村，对于十里洋场的上海滩的一切，倍感陌生和新奇。

而14岁就到上海读书的王孝和对上海这座城市相对比较熟悉，他看出来了姑娘的心绪，既带着她去逛了上海大世界，又去了跑马厅。

两个人一路上聊了很多，王孝和不时问忻玉英：“你信佛吗？平时都喜欢干什么？乡下的局势现在怎么样？”

忻玉英就一一回答，这一次见面，两个人聊得很投机。

午饭时间，王孝和又带着忻玉英去远东饭店吃了一顿饭，而对于那顿饭吃了什么，忻玉英一直到丈夫牺牲50年后依然记得清楚。

接下来的几天，王孝和每天都会给忻玉英姑妈家打电话，忻玉英说自己是乡下姑娘，不会听电话，王孝和就耐心地同她说：“多听听就会听的。”

再后来经过两个多月的相处，两个人就结婚了。

这段时光，成为了忻玉英印象中同王孝和最甜蜜的一段时光，给她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每每讲述起来她都会露出发自内心的微笑。

不过也是在解放以后，忻玉英才知道，这段时间，王孝和同时向地下党组织汇报了忻玉英的情况，两个人的婚事是经过了组织上同意的。

而王孝和从开始的反对到见过面后同意结婚，其实除了解除误会，对忻玉英有好感之外，更是为了更好地开展地下工作。

婚后，两个人在电厂附近租了一间房，王孝和的一份电厂工人的工资要掰成四份来花，但是忻玉英从未抱怨过，每天不管多晚，她都会在门口等丈夫归来。

正因如此，那时候，王孝和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便是：“我那么穷，你也肯跟我，我欠你的太多了，以后我会报答你的。”

只不过世事无常，他终究没能报答妻子。

作为地下党人，他知道自己干的是什么工作，也知道自己性命没有保障，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给妻子拖累。

所以在婚后，他不止一次劝妻子不要孩子，不过当时无人理解他，他遭到母亲的一顿臭骂，再加上妻子期盼的眼神，他后来还是心软了。

婚后第二年，两个人的大女儿出生了，王孝和为女儿起名佩琴，女儿的出生，另两个人都倍感喜悦，对未来的生活也充满了期望。

尤其是王孝和，他了解全国的形势，盼望能够和妻女一起亲眼见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这年冬季的一天，王孝和带了一帮朋友们到家了“打麻将”，并安排自己的妻子抱着女儿守在门口，如果看到可疑的人就打暗号。

后来一直到她在门口坐了许久，怀里的女儿都睡着了，她才听到丈夫那句：“你是不是坐冷了？对不起，我们马上就好了！”

一向对丈夫深信不疑的忻玉英当时尽管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但是想到为丈夫做事，她心甘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