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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云激荡、刀光剑影的中国近代军事、政治舞台上，西北军是一个最具神秘、传奇色彩的重要角色。它既是国共两党合作北伐的同路人。
1、冯玉祥的出身
这个一度非常强大的军事集团的建立、发展和瓦解，与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密不可分。
冯玉祥，字焕章，1882年11月6日出生于河北青县兴集镇一个清军下级军官的家庭。祖籍安徽省巢县。父亲冯有茂原为泥瓦匠，后投淮军刘铭传部为哨官。冯玉祥的童年是在穷困中度过的，仅断断续续受过一年零三个月私塾教育。
1893年，十二岁的冯玉祥在他父亲服役的营中当了补兵，挂名领饷。他本名冯基善，玉祥这个名字，是当补兵时管带随手给他写上的，以后就一直沿用下来。十五岁时，正式入营当兵。二十岁那年，升为教习。当他得知袁世凯的新军在教练、装备等方面比旧式军队先进后，便投入了新军。
冯玉祥勤奋好学，紧张训练之余埋头读书。到新军以后又读过一些兵书和操典，练过国外步兵操，且无不良嗜好，加上体格魁梧强健，声如洪钟，颇得上司赏识，所以升迁较快。
1902年在袁世凯的武卫右军被提升为头棚副目，1903年升任四棚正目，同年末便升至哨长。第六镇十一协协统陆建章对冯非常器重，甚至将自己的内侄女刘德贞许配给他。
1906年，冯提升为第二营后队队官。那时的镇相当于师，协相当于旅，标相当于团，团以下设营，营以下的队、哨、棚，分别相当于连、排、班。
1910年冯玉祥升任北洋军第二十镇第八十标第三营管带（相当于营长)。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随后，冯玉祥与王金铭、施从云等“武学研究会”的青年军官一起，在滦州举兵响应，宣布成立北方军政府，通电南北主张共和。
公推王金铭为北方大都督，施从云为总司令，冯玉祥为参谋总长，奉孙中山之命北上联络的革命党人白雅雨被推为参谋长。但这次起义很快就被清政府镇压下去，王金铭、施从云、白雅雨等十四人壮烈牺牲。冯玉祥被拘禁，后因陆建章大力施救得免，随即被押送遣返。
2、冯玉祥的崛起之路
清王朝被推翻后，袁世凯攫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建立了北洋政府。
作为袁世凯亲信的陆建章奉命编练左路备补军。为扩大自己的实力，陆建章起用冯玉祥为第二营营长，并令其赴河北景县招兵。
冯玉祥自定招兵标准，只收农村质朴精壮青年，凡当过兵的“老兵油子”一概不要。孙良诚、刘汝明、石友三、佟麟阁、冯治安、过之纲等就是此次被招入伍的。
这是冯玉祥建立自己心腹队伍的开始。1913年，左路备补军改编为京卫军，冯玉祥晋升为左翼一团团长，又赴河南招募新兵。这次招的有田金凯、吉鸿昌、梁冠英等人。加上原二十镇来投效的旧属李鸣钟、韩复榘等，这些人成为后来他建立西北军的骨干。
在北京任京卫军团长期间，冯玉祥经常到崇文门教堂听牧师布道，对基督教产生浓厚兴趣，并于当年由牧师刘芳施洗礼，正式成为基督教徒。
但冯入教也许有很大的实用主义的成分。
冯曾对人说：“若将基督教义在军队中加以深入宣传，必收绝大效益”，并决定以基督教义治军。
从此，冯部官兵一律受洗入教。在军营中还设了礼拜堂，每逢星期日必请牧师向全体官兵宣讲教义。
因此当时人称冯为“基督将军”。
1914年春，陆建章被袁世凯任命为“剿匪督办”，率五旅兵力赴陕西追剿白朗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冯团随行并扩编为左翼第一旅，途中又改为第十四旅，均以冯为旅长。
这年秋，第十四旅又改编为第十六混成旅，冯玉祥任旅长并晋升中将。
1915年12月中旬，冯玉祥奉命入川，先与护国军作战，后与之联络，还秘密加入了讨袁护国的行列。
他一方面与护国军首领蔡锷联系，一方面力劝陈宦不要与护国军为敌，应宣布四川独立，反对袁世凯称帝。
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后，很快在郁闷中死去，其一手创建的北洋军阀集团分裂为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和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
冯玉祥隶属直系。直、皖、奉之间互相攻伐，内战不断。各派系内也矛盾重重，不时发生内讧。
1916年，冯玉祥在北洋集团内受到排挤，离开部队到北京郊外的西山闲住。
张勋率“辫子军”入京扶植清废帝溥仪复辟后，冯玉祥奉陆军训练总监张绍曾之命，立即回到部队驻地廊坊，率部参加段祺瑞“马厂誓师”，讨伐张勋，并通电全国反对复辟。冯军会同讨逆军攻入北京城，很快平定了复辟闹剧。
冯玉祥开始在北洋军界展露头角，所部成为北洋军一支劲旅。
3、西北军的缘起
1917年，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爆发，段祺瑞派冯玉祥率第十六混成旅去福建与护国军作战。在南京，冯见到了孙中山的代表汪精卫，从此开始和孙中山的南方政府人士发生联系。
冯率部到武穴后，停兵不前，接着通电主和，反对段祺瑞对南方用兵。段十分恼怒，要撤换他，但全军将士坚决要求他继续留任。因害怕逼迫太急造成冯公开倒戈，段只好收回成命。同年10月，冯玉祥被任命为湘西镇守使。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在奉系支持配合下，直系打败皖系，控制了北洋政府。1921年，北洋政府撤销皖系陈树藩的陕西督军职务，改由直系阎相文继任。
陈树藩拒不卸任，致使阎相文决定以武力接收。
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成为入陕武力接收的先锋部队。冯玉祥将全旅编成三个纵队，分别由张之江、李鸣钟、张维玺率领，从河南直入陕西，经过一番激战，击败陈军，将陈树藩赶出西安。于是，阎相文顺利入城接任陕西督军。
第十六混成旅因驱陈有功被扩编为第十一师，冯玉祥升任师长。同年8月23日，阎相文突然吞服鸦片自杀，冯玉祥接任陕西督军，正式成为坐镇一方的军政大员。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刚开始奉军占上风，吴佩孚在长辛店作战失利，直系急调第十一师驰援，同时任命冯玉祥为后方总司令。不久，冯部大败奉军。
5月5日，与奉军勾结的河南督军赵倜发兵偷袭郑州，冯部又与赵倜和鲍德全的部队在郑州展开激战。5月9日，冯军大败赵部，并追击赵部残兵至开封。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冯玉祥被任为河南督军。
冯玉祥就任河南督军后，立即进行整训和扩充军队，增编了两个补充团和一个学兵团，不久又将这三个团扩大为三个混成旅。这样，冯玉祥便有了一个师加三个混成旅的兵力，冯军成为北洋军事集团内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4、西北军崛起的缘由
当时冯玉祥已有一些新派思想及平民作风，治军严谨，严禁烟赌嫖，这些做法，使吴佩孚大为反感，斥责他是“赤化”。
加上冯玉祥屯兵开封，与驻军洛阳的吴佩孚在一条铁路线上，朝发夕至，对吴形成威胁。这样，冯玉祥便成了吴佩孚的心腹大患，冯吴矛盾日益激化。
为打压冯玉祥，吴佩孚操纵中央，于1922年10月通过黎元洪总统调冯玉祥到北京任陆军检阅使。这是个有职无权的闲差，实际上是为了把冯玉祥赶出河南。
冯玉祥由士兵出身，深知士兵的苦楚，所以他既治军严格，又十分爱护士兵。他不准官长侵犯士兵利益，要求官长与士卒同甘苦。
他特别规定，只准上级请下级吃饭，不准下级请上级吃饭，只准上级给下级送礼，不准下级给上级送礼。
冯玉祥对下级军官都很熟，不但能叫出他们的名字，而且记得很多人的外号。他常常与士兵亲切交谈，同他们打成一片，毫无首领的架子。就在担任陆军检阅使时，他曾亲自给一个得败血病的士兵献过血，这在近代军阀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就爱兵如子这一点看，冯玉祥的确是军阀中的一个异类。
冯玉祥要求部队要爱护老百姓，他令士兵左臂都佩戴“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白布蓝字袖章。
他还亲自编了《爱百姓歌》，命令部队传唱。对于害民、扰民的官兵，他的处罚相当严厉。冯军中曾发生过一个连长强迫老百姓换马，和一个士兵吃老百姓西瓜不给钱的事，结果那连长和士兵均被枪决。
有一次，冯军行军途经怀柔和密云，道路两边的枣树挂满鲜红的大枣，整整三个旅开了过去，但没有一个人去采摘枣子。
冯玉祥极为重视军队训练，数年如一日地坚持教育训练，并且不断改进训练方法和提高训练水平。
1917年7月他率第十六混成旅进驻常德，有了两年能正规、系统地训练部队的时间。他组织教导队培养干部，成立官佐体操团提高武术水平，经常组织阅兵和行军拉练，并对官兵进行文化、政治教育。
他出任陆军检阅使后，又有了两年训练部队的时间。他在办教导队的基础上又办了高级教导团，对以前教导队毕业的人员再作培训。此外，还开办了学兵团和电学传习所等。
由于冯玉祥注重部队的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注重军纪约束，冯军的作风与当时凶恶蛮横的军阀部队颇不相同，军民关系相对融洽，战斗力也较强，这为他日后发动北京政变，自成一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冯系部队从此成为民国时期引人注目的军事力量。
5、北京政变
1924年9月，属于直系的江苏督军齐燮元、福建督办孙传芳，与属于皖系的浙江督军卢永祥之间为争夺地盘爆发大战，史称江浙战争。
战争爆发后，奉系军阀张作霖以粤浙奉同盟为由，通电攻直，并率兵入关，支持卢永祥反直。
9月15日，十五万奉军兵分六路攻向榆关、朝阳，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
曹锟火速电召吴佩孚到京指挥战事，吴于9月17日到京，18日被任命为“讨逆军”总司令。吴佩孚任命王承斌为副总司令兼后方筹备司令；以彭寿莘为第一军总司令，以王怀庆为第二军总司令，以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任张福来为援军总司令，命杜锡硅为海军总司令。
这次战争双方各有二十万人参加，战争首先在热河揭开，主要战场在山海关一带。
冯玉祥所率第三军的任务是出古北口经滦平、承德向北进军。这一路交通不便，人烟稀少，地瘠民贫，不但行军困难，而且给养也无法解决。
冯玉祥断定这是吴佩孚故意所为，企图以此使冯部陷于绝境。这使冯玉祥最后下定决心，趁这次直奉战争进行倒戈，发动政变。
冯玉祥表面接受了命令，但借口筹措军粮，修理军械，故意拖延出发时间。待部队终于开拔，每天却只挪动二三十里，10月1日才到达古北口。
到古北口后又以筹措给养为名停了下来。他一面秘密与张作霖的代表达成倒直的协议，一面与驻喜峰口的直系援军第二路司令胡景翼和京畿警备副司令孙岳秘密计划倒戈。
胡景翼和孙岳二人，早年都曾加入同盟会，民国成立后，都曾参加倒袁运动和护国战争，胡景翼还曾出任陕西靖国军总指挥。冯、胡、孙三人一拍即合，决定联合倒直。
几天以后，冯玉祥得到东线直军屡屡失利的消息，同时又接到讨逆军总部参谋长张方严“九门口危急，望速进军”的电报，他认为时机已到，便于10月21日命令部队后队改为前队，24小时急行军向北京进发。
22日午夜，李鸣钟、鹿钟麟分别率冯部第八旅、第二十二旅首先开到北京，在负责戍守北京的孙岳配合下，一枪未发占领了北京的交通、电讯等重要部门。
鹿钟麟又派出一营兵力包围了总统府，将还在床上的曹锟抓了起来，并囚禁在中南海延庆楼。
10月24日，冯玉祥到达北京，立即发出停战通电。24日，冯玉祥迫使曹锟发表命令，撤销吴佩孚讨逆军总司令等职务。不久，冯玉祥又迫使曹锟自动辞职。这就是历史上的所谓“北京政变”，也叫“首都革命”。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使直奉战争形势急转直下，直军军心大乱，迅速溃败。吴佩孚由秦皇岛仓皇逃回天津，接着率残部乘军舰狼狈南窜。
北京政变后，11月5日，京畿警备总司令鹿钟麟向清室宣布了以上条件，令溥仪交出玉玺并即日离宫。
6、孙中山北上的来龙去脉
北京政变成功之后，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联合宣布脱离直系军阀系统，并将所部改称为国民军。国民军共三个军，冯玉祥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孙分任副总司令兼第二、第三军军长。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立即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得知北京政变的消息及接到冯玉祥的电邀时，正在广州忙于与共产党合作、改组国民党、成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孙中山非常高兴，马上致电冯玉祥，电文说：
“…大憝肃清，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建设大计，即欲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先此电达，诸维鉴及…”
冯玉祥立即再次致电孙中山，请早日北来，指示建国方针。并派马伯援为代表持他的亲笔信，前往广东迎接孙中山。
但是，由于政治眼光的局限和对自身力量的估计，冯玉祥在电邀孙中山的同时，又与奉系军阀张作霖联合，推出段祺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致使政权落到了段祺瑞、张作霖手中，形成国民军、奉系和直系暂时共同控制北京政府的复杂局面。
孙中山于1924年11月13日启程北上。
但当孙中山于12月抱病到达北京时，冯玉祥已因张作霖和吴佩孚的联合施压，而离开了北京。直到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冯玉祥都没有安排与孙中山见面。
原来，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三派共同把持北京政权，此时皖系的军事势力所存无几，段祺瑞政府的基础只是建筑在冯奉两系的军事均势之上。冯奉控制北京政权后，双方的矛盾产生并不断激化。
为缓和与奉、皖的矛盾，冯玉祥在1924年12月12日通电取消国民军的称号，并且宣布解除自己国民军总司令一职，也不再坚持与孙中山南方政府合作。
但冯玉祥与奉系的矛盾并没有得到缓解。冯玉祥和张作霖先后采取“以退为进”的手法，提出辞职，要挟对方。段祺瑞不得不从中调解。
1925年1月，段祺瑞准冯玉祥辞去陆军检阅使一职，专任西北边防督办；准张作霖辞去东三省巡阅使一职，另加任张作霖为东北边防督办，以便与冯的西北边防督办相对称。
对冯奉两系的势力范围也进行了明确划分，津浦线为奉系的发展方向，京汉线为冯系的发展方向。由于段祺瑞的撮合，冯张两人互换兰谱结为异姓兄弟，双方的矛盾暂时得到了缓和。
由于冯玉祥部将鹿钟麟任京畿警备司令，张之江任察哈尔都统，李鸣钟任绥远都统，冯玉祥的西北边防督办并不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空衔。
原国民军第一军归西北边防督办公署直辖，经陆军部长吴子堂建议，改称“西北陆军”，冯玉祥对他原来的部队拥有直接指挥权。
这大约就是冯玉祥部被称为“西北军”的最初由来。但是国民军这个名称仍然被沿用，与西北军并称。
当然，张作霖也获得了与冯玉祥同样的“待遇”，奉军也就有了所谓的“东北军”的称呼。这是军力薄弱的段祺瑞的无奈之策。
当时的国民军第一军名义上仅有三个师，即宋哲元的第十一师、鹿钟麟的暂编第一师和刘郁芬的暂编第二师，但是实际上该军已经扩充到七八万人，加上国民军第二、第三两军，共有十七八万人，成为北方除奉军以外最大的一支武装。
7、冯奉的战与和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驱逐清室，脱离直系军阀系统，组建国民军，这些都是带有革命性质的重大政治举动，具有显著的民主进步倾向，因此引起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极大的关注。
李大钊派人到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工作，并亲自对冯做工作。经李大钊和孙中山的代表徐谦介绍，冯玉祥结识了苏联驻华大使，表示愿意为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努力，并请苏联政府派顾问帮助自己训练军队。
1925年10月，苏联顾问到达张家口，冯玉祥派他们去训练军队，他自己也听苏联政治顾问给他讲政治课，并任命共产党员刘伯坚做他的政治部部长。
在苏联的军事援助下，国民军武器装备大为改善，人员素质也有了很大提高。
国民军的日益强大以及冯玉祥的“赤化”倾向，引起了帝国主义及其各系反动军阀的恐惧和敌视，一场直、奉、晋联合讨伐国民军的战争很快爆发了。
1925年下半年，奉系加紧扩展地盘，多次入关，不仅南侵至长江下游地区，占有江苏、安徽、上海，在北京又极力压迫冯玉祥，在京畿地区构成了对国民军的三面包围之势。
1925年11月，冯玉祥支持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反奉，与郭松龄签订了“反奉密约”。
11月23日，郭松龄在滦州起兵倒奉，将所部改称东北国民军，奉军阵脚大乱。冯玉祥乘机出兵占领了热河，继而攻下天津，赶走了本来准备策应配合郭松龄的奉系直隶督办李景林，占领了直隶。
如果郭松龄反奉成功，国民军的处境会大为改善。但郭松龄与张作霖激战一个月，终因张有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加上冯玉祥配合不力、进退失据，最后兵败被杀。此时，南方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已东山再起，在武汉组成十四省讨贼联军，率军北上。
吴佩孚与张作霖很快达成“谅解”，“讨贼”变成了“讨赤”，联合进攻国民军。
1925年12月30日，为打击皖系，同时因为感念陆建章的提携和救命之恩，冯玉祥以陆建章之子陆承武为父报仇的名义，杀了皖系大将、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1918年6月14日，正是徐树铮诱杀了陆军上将陆建章。这两件事都是民国时期轰动一时的事件。
国民军受到直奉两军的前后夹击。冯玉祥为了转移视线，保存实力，于1926年1月1日发出“下野”通电，并竭力表白自己没有“赤化”。冯玉祥还派人分别去见张作霖、吴佩孚，希望停战议和。
但冯玉祥的妥协没有动摇直奉军阀消灭国民军的决心，他们仍然调兵遣将，向国民军进逼。冯玉祥只得将部队交给张之江、鹿钟麟等，然后出走包头，准备赴苏联访问，争取军事援助。
1926年1月下旬，国民军与奉系的战争正式爆发。这场战争也称冯张战争。驻东北的奉军，以讨伐郭松龄残部魏益三为名，兵进山海关，攻打热河、滦州；在山东，由李景林、张宗昌组成的直鲁联军，沿津浦路北上反攻天津；直系军阀吴佩孚在河南打败了国民军第二军岳维峻部后，兵进河北石家庄；晋系阎锡山，与吴佩孚相呼应，兵出娘子关。
国民军遭到了直、奉、晋等军阀的联合进攻和包围，最后只得退守北京。
国民军退守北京后，为了打破直、奉、晋联盟，鹿钟麟发动了第二次北京政变，把段祺瑞赶下台，释放了曹锟，并表示愿意迎吴佩孚进京主持政局，但遭到吴佩孚拒绝。
8、南口之战
4月15日，国民军撤出北京，退至怀柔、延庆、蔚县、多伦、怀来、涿鹿等地，主力各部退到南口的预设阵地。
准备赴苏联前，冯玉祥推张之江为国民军总司令，将部队整编为七个军，任鹿钟麟、宋哲元、李鸣钟、郑金声、门致中、石友三、刘郁芬为军长。以鹿钟麟为东路司令，率国民军主力守南口、怀来；以韩复榘、石友三守地泉、丰镇，以防晋军断其退路；以宋哲元为西路司令，由热河撤防回守多伦。
1926年5月，南口大战爆发。
“讨赤”联军分别在延庆、赤城、独石口、沾源、多伦和南口等地约两千里战线上向国民军各部发起进攻。直、奉、晋联军共五十多万人，兵力数倍于国民军。战况空前惨烈。
直军吴佩孚在直鲁联军张宗昌的配合下，担任南口正面攻坚；奉军吴俊升率部出热河攻多伦，直取张家口；晋军商震部北出大同以断国民军的退路，企图将国民军消灭在塞北草原上。
在南口战场，国民军顽强抵抗，防御阵地沟深壕固，前置电网，后设地雷，防御工事长达百余里，联军猛攻多日，士兵积尸成山，竟不能前进一步。
联军虽然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但各派军阀各有各的利益打算，内部思想并不统一，作战行动难以协调。
在直军中，孙传芳陈兵徐州，准备夺取山东；靳云鹗在南口前线按兵不动，并和国民军信使来往不断，准备配合国民军夺取山西；在奉军中，李景林因曾支持郭松龄而见疑于张作霖，准备回师天津。
国民军既与孙传芳、靳云鹗、李景林有如此默契，便于5月中旬，在晋北丰镇、阳高突然向晋军发起猛攻，大破晋军，雁门关外要地尽归国民军所有。
6月，吴佩孚免去靳云鹗的十四省联军副司令、第一军总司令等职务，张宗昌也将李景林部缴械。7月，直、奉、晋各派军阀取得暂时谅解后，又重新部署兵力，再攻国民军。
国民军在多面围攻之下，艰苦作战三个多月。最后，由于给养困难，饷械无补，且各部联络将断，加之士兵伤亡过半，不得不承认作战失利，于8月15日下令总退却，向西突围。
由于撤退路线均是穷僻之地，交通不便，给养医药无着，加之天气寒冷，后面追兵不舍，国民军节节溃败，伤亡惨重。各部将深感前途无望，因此自寻出路，一部投向山西阎锡山，一部开往绥远等地。
至此，南口大战全部结束。这场大战从1月战至8月，交战双方死伤惨重。
冯玉祥通电“下野”后，离开部队先到了包头。在南口大战已爆发的情况下，踏上了赴苏联考察访问的旅程。在莫斯科期间，冯玉祥经徐谦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任命冯玉祥为西北国民军党代表。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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