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敬中在历史上确有其人，这一点不用笔者强调，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都知道，沈醉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到的老朋友、老同事吴景中，就是吴敬中的历史原型。
严格一点来说，吴景中甚至算不上吴敬中的历史原型，因为他们原本就是同一个人，比如在《特赦1959》中，我们可以说蔡守元的历史原型是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三兵团司令官罗盘将军张淦，刘安国是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文强，却不能说谁是王耀武、杜聿明、王陵基、沈醉、徐远举、周养浩的历史原型，因为他们都是以真名实姓出现，属于“本色出演”。
吴景中在《潜伏》中名叫吴敬中，我们甚至不能判定那个名字是真的——吴敬中也曾是我方高级人才，所以才被选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进修，在那里结识了蒋建丰和郑介民，回国后改弦更张当了特务，所以他可能原名吴敬中，叛变后才改名吴景中。
沈醉对吴敬中的称呼有三个：第一个称呼是老同事，他们在临澧特训班的时候，一个是总务处事务股股长兼行动术教官，一个是一大队二中队指导员兼情报学教官；第二个称呼是老朋友，他们在搞总务期间（沈是局本部总务处长，吴是中苏情报所总务科长）没少来往，油水共享有钱一起赚；第三个称呼是“叛徒”——这当然是说吴敬中回国后走错了路。
吴敬中要是不叛变，以他的能力，很有可能会成为克公的助手——我们现在还能查到他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在我方期间写的很重要的论文。
跟电视剧《潜伏》演的一样，历史上的吴敬中逃离天津后就销声匿迹，他的老朋友文强和沈醉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而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当然知道，那个“海峡计划”并非虚构，类似的潜伏计划多得数不清，就连《风筝》中的影子、《黎明之前》中的“木马计划”、《渗透》中的“渗透计划”、《潜伏》中的“黄雀计划”，也都能找到历史事件原型。
我们细看之下就会发现，跟影子一样，木马和黄雀、渗透三个计划，都是培训一批专业技术人员，改变身份潜伏下来，长期蛰伏，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破坏，所以有人说郑耀先并没有抓到真正的影子，除了江万朝和韩冰之外，还有很多影子漏网，并以三种身份公开出现，至于是哪三种身份，正文里不能写，睿智的读者肯定会在评论中给出明确答案。
且不管影子出现在阳光之下会是什么身份，咱们还是来聊一聊吴敬中逃离天津后去了哪里。
吴敬中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班同学小蒋在接班之前，就组建了自己的特务系统，连二弟纬国的情报系统，也全交给了大哥。
毛人凤到了岛上就坐上了冷板凳，吴敬中和小蒋共同的同学郑介民则混得不错，1954年保密局改成“安全局”的时候，首任局长还是郑介民——之所以用“还是”二字，是因为军统局副局长戴笠坠机后，郑介民接手并被正式任命为正局长，军统局改成保密局，郑介民又成了保密局首任局长。
郑介民能力不如戴笠，也不一定比毛人凤高明，他频频被授予重任，应该跟小蒋同学的努力有关——老蒋想让小蒋接班，自然会给他配置比较可靠的班底。
这样一想，问题就出来了：既然小蒋的同期不同班同学郑介民都能一帆风顺，跟小蒋同班且关系极好的吴敬中，为什么连个副局长或处长都没捞着？
吴敬中“消失”得很彻底，以至于他的两个老朋友文强沈醉特赦后到香港和美国探亲访友，也都没打听到吴敬中的消息，所以在这二人的回忆录中，再也没了关于吴敬中的描述。
沈醉到香港与前妻见面期间，还会见了很多故交，这在沈醉的回忆录中写得很清楚：“1980年12月23日，我偕女儿终于来到了香港，见到了许多亲朋好友。”
沈醉在回忆录中提了很多老朋友的名字，但是却偏偏没提“吴景中”，笔者从那些隐藏了真名实姓的“朋友”中，并没有发现吴敬中的影子：“有一些老朋友责怪我老说北京比香港好，有天专找我辩论。他们邀集了十来个人，事先说明：谁辩输了谁请客。我满口答应了。从上午9点多开始辩论，到11点半了，我理直气壮地像连珠炮一样地发射着……我胜了，还是由我请客，因为我来自首都，于是皆大欢喜，快快乐乐地来了一次观音请罗汉。”
吴敬中在不在沈醉的饭桌上，沈醉没写，但以吴敬中的性格，有这样的饭局，他可以参加的话，是一定不会错过的——吴敬中有多好吃，沈醉子啊回忆录中写过，即使戴笠骂得口沫横飞，吴敬中和沈醉在戴笠的“漱庐”别墅还是照吃不误：“戴笠大骂吴景中不中用，吃饭时还在边吃边骂，因为与我无关，我吃得很舒服。”
沈醉吃得很舒服，吴敬中舒不舒服，只有他自己知道，我们知道的，是吴敬中被戴笠在饭桌上痛骂一顿后，就从中苏情报所总务科长步步高升，先后当了总动员会第七经济检查大队队长、军统西北区区长、第八战区长官部调查室主任、军统东北区区长兼北满站站长——一个“叛徒”能担任如此要职，除了程一鸣和吴敬中、谢力公，军统局好像还找不出几个来，谢力公。
说起程一鸣，叛徒两个字就不能不加上引号了：程一鸣是假叛变真潜伏，直到1964年才公开身份凯旋，这可能也是吴敬中彻底消失的原因之一。
程一鸣和吴敬中的履历基本相同：都是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后改弦更张，程一鸣完成潜伏任务从澳门带着电台和大量情报回来，在香港的吴敬中或者会受到更严格的监控，或者要用实际行动向他的小蒋同学表示自己没有二心，他不见沈醉，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吴敬中没有在香港见沈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见小蒋和二小蒋共同的朋友文强，就有点说不过去了：两蒋对文强极力拉拢，文强不为所动，连“建丰”给他存下的一百万美元薪水都不肯要，吴敬中为何不出面当说客？
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都知道《特赦1959》中刘安国的历史原型是文强，《渗透》中李维恭的历史原型绝不是文强，但很少有人知道，吴敬中和文强在东北期间也算平级搭档：军统（保密局）的大区和大区督察室是平级单位，督察室有监督大区工作之责，文强和吴敬中在工作上的来往应该不少。
文强不在乎权力，吴敬中又比较会做人，两人绝不会像徐远举和周养浩那样互相掐架掣肘——周养浩和徐远举并不像电视剧演的那样形影不离联手坑人，他们在西南区经常闹摩擦，连毛人凤都没办法调和，只好请沈醉出面做和事佬，沈醉在《人鬼之间·徐远举的特务生涯》中回忆：“周养浩一直不愿屈居当徐远举的副手，经常与徐顶撞。毛人凤听了周养浩妻子的话，又在重庆成立了一个保密局西南督察室，以周养浩为主任。按照军统一贯的做法，督察室不但与西南特区是平行单位，而且可以对西南特区和各省站实行监督考察，但谁也不理这回事，结果是徒有其名，从未实行过一次督察室督一督、察一察的权力。”
文强肯定不会与吴敬中闹别扭，但是吴敬中不见特赦后到周游各地的文强，就不能不让我们产生一些疑问了：莫非吴敬中假叛变真潜伏的身份已经暴露，小蒋念在异国同窗的情分上没有杀他，但也对他进行了严密布控，以至于他没有机会再见老朋友文强沈醉了？
吴敬中离开天津后被毛人凤逮捕，在小蒋担保获释后确实去了香港，这是有史料可查的。吴敬中之所以去香港，是因为当时香港站的站长，就是吴敬中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在军统临澧特训班的同事谢力公，吴敬中在谢力公的地盘上，相对来说还比较安全一点。
吴敬中如果没有“问题”，小蒋肯定会对他委以重任，所以吴敬中的“消失”，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蒋家父子已经不敢再相信吴敬中那样的“叛徒”，程一鸣公开了身份，谢力公也于1961年“退役”——谢力公生于1907年，比吴敬中还小四岁，绝对还没到退役的年龄，跟程一鸣、谢力公有相似经历的吴敬中，去了哪里还用猜吗？
吴敬中肯定是活动受限，所以才会在老朋友的视线中消失，这就给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留下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把史料和电视剧结合起来看，吴敬中的真实身份，是不是还得二三十年后才能水落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