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米芾 研山铭帖 (局部) 纸本设色 纵36厘米 横136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来源 l 北京画院
作者 l 石钊钊
一、 早期发端——由研至砚的文明飞跃
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流域作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已经出现了砚，陕西临潼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出土了一合完备的石砚、研棒及砚盖，其时代距今约7000年。殷商时期随着文字的普及，利用研磨石板加工石墨以便书写的“研”开始流行，青铜时代专门整制陶石材料的手工业也已非常发达。至战国秦汉时期砚已颇为流行，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墨砚，仍需辅以研棒来磨碎天然石墨，故依旧为“研”。直至汉代由于人工制墨的发明，墨不再需研石辅助，可直接研磨，“砚”才真正成为服务于墨的文房用具。
河北省沧县四庄村曾出土一合东汉时期的双龙钮盖三足石砚。此砚青石雕成，圆形带盖，盖面圆雕双龙，盖内圆凹;砚台中央放置一圆锥体研石，合盖后研石正好包容在内;砚下三足粗壮，足上装饰阴刻熊面纹，通高已达18厘米。东汉时期的坐具多为低矮的席或榻，人物大多为“跽坐”之姿，高足砚在书写取墨时更加便捷。与其毗邻的望都汉墓壁画之中则忠实记录了此类高台三足砚的形象。1952年发掘于河北望都县城东的望都汉墓是一座东汉晚期的大型砖券多室墓，前室北壁门道两侧绘有“主记史”和“主簿”壁画，两人均头戴黑色进贤冠，着黑色长袍，跪于矮榻之上。榻前均设有三足砚台，三足高耸，砚面平整，上置有圆锥形物，通体黑色，或为墨丸或研石。其中“主簿”身份较高，一手持笏一手执笔，似正为墓主拟稿奏事。
甘肃省博物馆藏有一合汉代的蟠螭盖三足石砚，分为砚、盖两部分。砚呈高台状，三足，正面浮雕熊首;砚面平整呈圆台状，略高于口沿;盖上雕两条蟠龙互相盘绕，四周阴刻虎纹与斜线，残留朱色痕迹，为汉砚佳品。这件汉砚盖内平坦，也并未伴随出土研石，与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的墨丸相配，或许正是河北望都汉墓壁画中记录的东汉晚期书写形式。
现存上海博物馆的南宋佚名《莲社图卷》所绘题材为东晋高僧慧远于庐山结社的故事，全画无作者款印，为宋人据李公麟《莲社图》所作的摹本。卷中第六景绘刘程之、张诠、惠叡、惠持、惠永五人于石台校经，旁立童仆二人。小童手执如意，年长者双手捧经帙。此画中所绘三足砚不见有盖，砚面平坦，打磨光滑，砚堂中尚留有墨迹。砚底扁平稍带弧形，有三个粗壮的圆柱状足，颇有汉代出土三足砚的韵味。这种汉晋时期摆脱研石的以砚研墨方式，使文字的书写方式与商周时期相比产生了质的飞跃。
(宋) 佚名 莲社图卷(局部)
绢本墨笔 纵28.1厘米 横459.8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二、天象四灵——古代砚中记载的天象与灵龟信仰
汉唐是华夏文明的全盛时期，此时的社会文明包含礼制、宗法与信仰。对天的崇敬与“天圆地方”思想的衍生，都促进了礼制性建筑的出现。而表现方位的四神与四灵信仰也成为此时社会生活与墓葬艺术的主题。
辟雍砚始见于东汉时期，因其造型为圆形高台，形似周朝太学“辟雍”而得名。汉代班固《白虎通·辟雍》载：“辟者象璧，圆法天;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辟雍之地四周环水，东西南北四方各设一学，东为东序，南为成均，西为瞽宗，北为上庠，中为辟雍，故典籍亦称“璧雍”，地位最尊。魏晋时期的辟雍砚多为原始青瓷制的圆砚，常见三足或四足，之后足数渐多，至南北朝时期砚足数量则增至五足到十足不等。隋代辟雍砚的砚足数量在前代基础上继续增加，且原有的蹄形足足跟逐步膨大，最终发展成珠形足。此时的砚面也多见凸起，整体器形由矮扁向高瘦发展。唐代的辟雍砚则达二十余足，足跟多恢复蹄形，环绕圆形砚面排列，远看好似镂空圈足一般。唐杨师道《咏砚》中有“圆池类璧水，轻翰染烟华”语，所指即当时的辟雍砚。
唐代辟雍砚的代表便是出土于西安市长安区韩家湾村的唐白瓷辟雍砚，现藏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此白瓷辟雍砚砚面浑圆，砚面与外沿之间设一周凹槽用以保存墨汁，砚底以多只兽足形圈足承托砚面，犹如镂空圈足。全砚除砚面外皆施以白釉，釉色光洁，积釉处微泛青色，胎体洁白细腻。此多足辟雍砚也见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槐荫消夏图册》，图绘文人高士褪去冠服，高枕小憩于庭院之中，其身后桌案陈设颇为精细，可见紫红色多足辟雍砚、经卷包袱、斑竹毛笔与“宝”字形笔架。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元代张雨题《倪瓒像卷》，以疏体画形式绘倪瓒书斋。全卷背景留白，仅通过床榻、屏风与桌案陈设表现倪瓒窗明几净的书斋内景。卷中倪瓒一袭白衣安坐于榻上，右手执笔倚靠凭几，左手持纸，似正欲书卷。画中倪瓒呈游戏坐姿，为唐宋时期佛教故事画中维摩诘居士所用坐姿，可见此时元代文人托古寓今的生活形式。画中所见床榻上放置的高足辟雍砚则仅见三足，质地清灰，砚堂平缓且周有凹槽承墨，或为倪云林收藏的魏晋时期辟雍砚名品。
魏晋时期书法艺术取得长足发展，这其中以东晋王氏一门最为著名。故宫博物院藏明杜堇《古贤诗意图卷》共九段，是明弘治年间书法名家金琮选取古代贤能诗篇书写后，再由杜堇按其诗意而作的，其中第一首诗李白《右军笼鹅》典故出自南朝宋虞《论书表》，讲“书圣”王羲之以书写《道德》《老子》二篇换鹅的轶事。画中王羲之提笔回望，若有所思，石案之上已写完的二篇收卷于辟雍砚一侧，此砚低矮，砚足仅见正面五根，砚堂平缓，一侧倚有墨锭。虽画中砚形已发生变化，但其多足、浑圆的外形依旧证明其或为晋唐时期流行的辟雍砚。
除辟雍砚外，此时亦流行表现方位的四神形砚。中国古代神话中常以龙、凤、龟、麟合称“四灵”，这其中龙、凤、麒麟皆为臆想而来的神物，唯有龟为取自自然的动物形象。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传)宋赵伯驹《海神听讲图》轴，这一佛门尊者双手执铃杵坐于蒲团之上，面色喜乐似作说法状，右下侧胡王正进献聚宝盆，双手合十跪地参拜。尊者右上绘一双龙足朱漆方案，上置金龟砚与净瓶。此作风格虽与宋宗室赵伯驹不同，但人物刻画细腻，陈设服饰皆绘画精细，画中漆案上所陈设的龟形砚在唐代出土文物中颇为常见。
(宋) 赵伯驹 (传) 海神听讲图
绢本设色 纵137.4厘米 横73.2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早在商周时期灵龟信仰就已出现，此时器物中以龟纹盛行。古人认为龟与神灵相通，品质坚忍，长寿，商代常以龟甲刻辞与牛股刻辞卜筮吉凶。甚至在周代，春官之下设有“龟人”官职，专掌捕龟和龟甲加工技术以备王室卜筮。古籍曾载龟千岁生毛，五千岁为神龟，至万岁者则被称为灵龟。千岁神龟能与人对话，而万岁灵龟则能知吉凶。故古代皇家宫苑、宅院的建筑基址与陵墓中常见神龟题材的器物。汉代龟的形象常代表皇权，官方印玺多作龟钮，神龟则是大汉皇权的象征。唐人受道教传统长生之术影响，灵龟崇拜到达顶峰，此时虎符改为龟符，北方边陲的都护府改名为龟林府，凡五品以上官员即生前可享佩龟殊荣，死后可赐龟趺碑，成为流芳百世的象征。更有甚者以服食“五石散”来“壮元气”，这其中所使用的日常器皿亦多作龟纹装饰，以祈祥瑞。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龟形澄泥砚是唐代龟形砚的代表。澄泥砚特指经仔细淘洗、过滤的细泥陈化风干后雕琢烧制的陶砚，耐磨且不易渗水。此砚全身作龟形，灰黑陶，原有一足缺失而后配。砚盖上阴刻龟背纹，砚堂近头部有新月形墨池，砚面前低后高向砚首倾斜。灵龟头颈扭向一侧，眉眼刻画清晰，鼻圆孔、嘴微张、双耳贴伏，其憨态可掬的形象栩栩如生。砚底以阴刻表现龟腹甲上的纹样，并刻有楷书“开方”铭文，证明此砚产自河南省三门峡市灵宝市开方村(古称“虢州”)。
与“四灵”信仰并行发展的则为表现方位的“四神”信仰，有关“四神”的起源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早期的四神多有变化，这其中以表示北方神的“玄武”形象最为复杂，除以“灵龟”代表北方外，龙、龟或者龟、蛇的组合形象也经常代表四神中的北方神。商代晚期殷墟妇好墓出土文物中，表现北方的形象是象，而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博山炉中则以骆驼与龙、虎、朱雀相配表现“四神”。直至东汉早期，随着画像砖与画像石墓的盛行，出现于墓葬之中的“四神”才逐步明确，并以东方青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玄武的形式固定下来。
1974年，沈阳新民唐辽滨塔城址窖藏出土一合石龟砚，现藏沈阳博物馆。此砚体高，作伏龟形，由浅绿色砂岩雕造，龟首作龙头形，为龙、龟组合的灵龟形象，灵龟头部昂起扭向一侧，刻画精细，背部驮负箕形砚池，砚足浑圆，上阴刻盘曲四足。辽滨塔位于辽滨塔城址西侧，为八角十三层实心密檐砖塔。据《辽史·地理志》载“辽州统辽滨、安定二县，辽滨为倚郭县”，可知此地为辽州州治。
高体砚在唐宋时期颇为盛行，与宋朝对峙的辽国的辽墓壁画中也保存有珍贵的高体砚形象。宣化下八里辽代壁画墓群位于张家口市宣化区下八里村北，是辽代晚期至金代中期的汉族官吏、商人家族墓，其中以M10张匡正墓纪年最早，年代为辽大安九年(公元1093年)，发掘于1993年。墓主张匡正字无邪，清河郡人，卒于辽清宁四年(公元1058年)秋八月十八日，终年七十五岁，至大安九年(公元1093年)岁次癸酉四月丁朔十五日辛酉乙时改葬。墓中备经图壁画右侧两仕女或掌镜或托钵，左侧山花前绘一仙鹤，中央彩绘直棂窗下设一桌案，桌面从左至右分别绘白瓷葵口形盏及盏托、高体箕形砚及“风”字形笔架，下置海棠形大盆。画中高体箕形砚与前文所述辽滨塔城址窖藏出土石龟砚形制相似，皆为高体箕形砚，唯张匡正墓壁画中高体箕形砚下承方形须弥座，雕琢华美，每面有门装饰;而辽滨塔城址窖藏出土高体箕形砚下承伏龟座。宣化辽墓出土壁画内容丰富，技艺精湛，其中天文图、备茶图、备经图是研究辽金时期物质文化史的宝贵资料。
(唐) 石龟砚
高9.3厘米 宽18厘米长18.5厘米
沈阳新民市辽滨塔城址窖藏出土
沈阳博物馆藏
三、砚德清风——宋代文人书画用砚
至宋代，石砚逐渐取代陶瓷砚，成为文人钟爱之物。宋代随着文人赏石、玩古意趣的生发，砚学也随之发展。古时用来研墨的砚台也成为可以题记的文人书斋风雅之物。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蔡襄《致彦猷尺牍》记载，“宋四家”之一的蔡襄曾于北宋英宗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见到一件大可盈尺的砚台，视作珍爱之物，并称其“风韵异常”。帖所寄送之“彦猷”为北宋著名文房鉴赏家唐询，他本人极为推崇山东青州所产的红丝砚。欧阳修《砚史》也曾记载“红丝石砚者，君谟赠余，云此青州石也，得之唐彦猷”。
宋代出土壁画与传世绘画中常见箕形砚。箕形砚又称“箕斗砚”，因形如畚箕而得名，又因砚尾外撇犹如“风”字形而名“风字砚”，最早可见于南北朝时期，唐宋时期盛行。宋代出土的绘画中也有“风”字砚的形象，江西赣州慈云塔建于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该塔第三层转角处暗龛出土绘画残片近千片，修复后得到五代至北宋时期绘画三十余幅。其中北宋《对幅人物图》轴构图呈双条屏对幅。左侧主绘男子肖像，右侧主要为女子像。左侧男子像端坐于重帷桌案之后，右侧女子像与左侧男子像相对，女子斜倚，面左而坐，女子身前桌案上置箕形砚、笔架与一件手卷，桌案左侧一胡人，双手捧一琉璃碗，内置火珠。桌案右前侧绘一文官。画中所绘“风”字砚砚体狭长，砚尾外撇，形如畚箕，确与文献记载相符。
北宋中晚期，文人雅集活动特别流行。驸马王诜于府邸后有西园，这场李公麟与王诜、苏轼、苏辙、黄庭坚、晁补之、张耒、郑靖老、米芾等人参与的文人雅聚，以李公麟所绘《西园雅集图》为纪念。此后历代文人画家多以此题材作画，成为文人画传统题材。传说苏轼极爱龙尾砚，曾多次赋诗赞美。欧阳修的《砚谱》载：“所用澄心堂纸、李廷硅墨、龙尾砚三物，为天下之冠。”黄庭坚亦有《砚山行诗》：“日辉灿灿飞金星，碧云色青端州紫。”认为龙尾砚中的名品金星石，可比端州紫砚。关于苏轼与米芾的交往逸事，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紫金研帖》也见记载。藏砚名家米芾曾将自己挚爱的紫金砚借与好友苏轼，苏轼直至临终仍未归还，并因十分喜爱，竟然“嘱其子入棺”。米芾爱砚极深，实在不舍便将此紫金砚索回。帖中所提“紫金研”原为紫金石所制，米芾《乡石帖》记：“新得紫金右军乡石。”《宝晋英光集》则云：“吾老年才得紫金石，与余家所收右军砚无异，人间第一品也，端、歙皆下。”以紫金砚与王羲之砚并峙，可见此砚品质之上乘。
米芾一生酷爱奇石，有“米颠拜石”之说。故宫博物院藏《研山铭》帖是其大字行书中罕见的珍品。《研山铭》本镌刻于一块山形砚石之上，米芾亲自刻铭并视若宝珍。史籍载米芾所得“李后主尝买一砚山，径长才逾尺，前耸三十六峰，大犹手指，左右引两阜坡陀，中凿为砚”或即为此砚。后此砚因米芾营造私园“海岳庵”而换与苏仲恭。台北“故宫博物院”另藏米芾行草书《致景文隰公阁下尺牍》[又称《箧中帖》或《天机笔妙帖》，约书于北宋哲宗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是写给隰州太守刘季孙(字景文)，欲以《怀素帖》和砚山与之交换藏品的信札。《研山铭》帖通篇三十九字，全卷运笔大气磅礴，雄健瑰玮，魅力非凡。卷后第二段绘《砚山图》，据《南村辍耕录》载“宝晋斋砚山”后附有《砚山图》，原为陶宗仪邀请吴镇所绘。图以篆书题款“宝晋斋研山图，不假雕饰，浑然天成”，并用隶书标明研山各部位榜题，遂为传世名品。
以山形制砚，唐人亦然。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山峦形灰陶砚，为唐长安西市遗址出土。此砚池周堆塑山峰两重，主峰下嵌水盂，下有力士承托。传世唐代山形砚则以故宫博物院藏十二峰陶砚为代表。此砚为细灰陶质，砚面呈箕形，前高后低，砚面两侧及背部堆塑山峰十二座，居中山峰形似龙首，两侧山峰下各塑人像，山峰错落浑然天成，颇显雄伟生动。
四、帝王品味——皇帝行乐图中的宫廷用砚
历代流传至今的文房用具皆为文人墨客竞相追逐的珍贵古物，品古、鉴古的收藏热潮在明清两代皆因考据学的兴盛而风靡于世。宫廷内府中收藏的各色行乐图向我们展示了历来秘不示人的帝后御容，其深藏内廷的宫苑生活也跃然纸上。砚作为唐宋时期文人收藏品鉴的雅物，其上镌刻的名家题诗、官款也颇具传奇色彩。古物收藏以清代内府尤其皇帝为盛，这其中藏砚颇丰，除流传自前朝各代的名砚外，当朝授命创制的新砚佳品也成为颇得皇帝“上意”的艺术珍品，成为这一时期时代美学的缩影。
清康熙时期，对皇家的艺术营造已经发展出较为规范的形式。此时对于皇子艺术品位的教习也颇为严格，熟读经典、习满汉文字等内容皆贯穿于宫廷日常生活之中。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康熙帝便装写字像》轴是一件颇为难得的记录年轻皇帝日常生活的行乐图。图中的康熙皇帝眉宇间英气逼人，身着一身灰色便服坐于龙椅之上，手中执笔悬停半空，似正在思考如何下笔。而皇帝面前的黑漆描金桌案则以云石作面，其上陈设有笺纸、青铜水丞、书函与紫金色玉带砚等文房用具。康熙帝自幼喜好书法，时常观摩古人墨迹、临写书帖。其书风博采众长，不拘一家，尤其雅好董其昌书法，颇得董书精髓。
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清康熙长方玉带端砚即《康熙帝便装写字像》轴中所见的紫金色玉带砚形。此砚通体呈深紫红色，砚形长方，周边有一道灰绿带纹，砚面光平，款题“康熙戊子制”，所配木盒光素无纹，简洁雅致。据考证，以端石制砚约流行于唐代中期以后，此时随着端石的大规模开采，其坚实细腻的质地颇受文人追捧。至唐末宋初，品质上乘的端砚已成为地方贡品，端石品类众多，因开采石坑不同，各具特色，这其中以水坑、宋坑出品最为珍贵。而石色则以猪肝色、青紫色为贵。
故宫博物院藏《雍正十二美人图》原为胤禛为雍亲王时在圆明园深柳读书堂的围屏图画，后拆下贮藏宫中，约绘于康熙至雍正年间。画中十二位宫中女子皆着汉装，品茗读书、闻香赏花，尽显闲适。其中《博古幽思》图绘女子斜倚斑竹靠背椅而坐，回首望向画外。女子面前黑漆金银彩桌案装饰华丽，桌上陈设青铜兽耳扁壶、仿哥窑葫芦瓶、紫砂砚滴与一合松花石砚;身后多宝格中亦陈设各色珍玩，如青铜觚、特悬钟、汝窑无纹水仙盆、汝窑天青釉三足洗、白玉四足壶、鲜红釉僧帽壶、天蓝釉盏托等，均为当时盛行的陈设。
(清) 佚名 胤 十二美人图·博古幽思
绢本设色 纵184厘米 横98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两岸故宫博物院均藏有多方清康熙时期松花石砚，其中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松花石夔龙砚与《博古幽思》图中所绘最为相近。此砚呈方形，边饰浮雕回纹，上端有长方形砚池，砚堂扁平，砚背中央阴刻行书铭文“以静为用，是以永年”，并阴刻四字篆体方印“康熙宸翰”。盖面浮雕夔龙纹，中有横栏。松花石原产长白山松花江流域，因地处清代“龙兴之地”而备受尊崇。松花石品种多样，以绿色为佳。乾隆中期后因矿脉枯竭而逐渐式微。
乾隆皇帝不仅喜欢收藏古物，也时常参与宫廷器物的设计，谓“盖古之物朴于今，今之物华于古”。故宫博物院藏有五本《弘历是一是二图》轴，其中养心殿御题本上有乾隆皇帝御题：“是一是二，不即不离。儒可墨可，何虑何思。养心殿御题并书”，下钤“乾隆宸翰”印。此画构图陈设全学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历代画幅集册》第一开宋《无款人物图页》，图中乾隆皇帝化为文人隐士坐于榻上把玩各种古物，身后山水画屏风上则挂一轴乾隆画像，桌上陈设以瓦砚最引人关注。瓦砚盛行于汉魏时期，汉未央宫、魏铜雀台等宫殿所用瓦厚实细腻，背可砚墨，唐宋时期被文人取来制砚。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汉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铜雀瓦砚为乾隆皇帝极珍爱之物，砚呈长方覆瓦式，砚面凸起中央琢成下凹墨池，池中仍存墨迹，砚额中央有清高宗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8年)隶书铭，砚背中央有阳文隶书款“建安十五年”，细腻温润，砚质极佳。此砚与未央宫东阁瓦砚、另外一件铜雀瓦砚合装一匣，合称“古陶三友”。
故宫博物院藏清郎世宁《乾隆皇帝朝服像》为乾隆帝较为正式的写字正面像，此类盘坐正面像也见于《康熙帝读书像》，为宫廷肖像中的传统样式。画中乾隆帝结跏趺坐于桌前，身着龙袍，面向画外，手中提笔正欲书卷。画中桌案上有一装饰精美的镀铜金匣暖砚，考故宫博物院收藏清乾隆时期松花石铜镀金龙纹匣暖砚。暖砚为冬季用砚，为防笔墨冻结，常在下侧安装炉或匣用于加热。考古出土的最早的暖砚为宋代陶暖砚。此外，辽有三彩暖砚，元有玉石暖砚、明中后期则出现金属铁、铜匣形式的暖砚，成为文人文房常备用具。清代宫廷造办处所制御用暖砚有炭火、水暖炭火合一、石匣三种。雍正、乾隆时期的御用暖砚形式复杂，多配铜镀金匣、珐琅匣使用等。
清人绘《乾隆帝写字像轴》今藏故宫博物院，画中乾隆皇帝一身文人汉装于书斋内，一手拈须，一手执笔，窗外梅竹清幽，高逸雅致。乾隆帝自幼勤于吟诗习字，终成汉学功底深厚、注重文化建设的一代帝王。画中所绘澄泥龙珠砚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此砚制作于元代，澄泥质，琢成蟠龙形，砚堂如蟠龙抱珠，墨池在龙口作呼风吐雨状;砚背右侧刻乾隆皇帝御题铭，钤“乾”“隆”连珠印;砚背亦刻铭，钤“仲圭”印，或为元四家之一吴镇所作。澄泥砚以特种胶泥烧制，颜色多样，偶发性强，有时甚至出现一砚多色现象。因澄泥砚质地细腻，具有贮水不涸，历寒不冰，发墨而不损毫，滋润胜水，可与石质佳砚相媲美的特点，因此多有赞誉。古澄泥砚以朱砂红、鳝鱼黄、蟹壳青、豆绿砂、檀香紫为上乘颜色，尤以朱砂红、鳝鱼黄最为名贵。
(元) 澄泥龙珠砚
纵15.4厘米 横9.6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砚之于国人，有根深蒂固的文化属性。早期的砚中包含古人的世界观，书写与图画被认为是先民沟通上天的方式，天象与方位则成为砚的装饰主题。至两汉时期，礼制完备的华夏文明已将“建中立极”的思想融入生活各处，大一统之下的大汉王朝也赋予砚新的“礼”，辟雍砚颇为流行。随着文人书法的兴起，唐宋时期的砚已不仅是书写的必需品，而且成为文学与文人学派的风雅体现，文人用砚与名士藏砚都成为这一时期雅集、品古的重要内容。明清两代砚学已全面发展，砚的品类繁多，如传统四大名砚的端砚、歙砚、洮河砚和澄泥砚在此时均已出现。明清时期，砚不仅服务于文人墨客，更成为帝王鉴古的重要雅器，是文艺品位的象征。中国古代艺术中出现的这些砚串联起来便是一部无声的华夏物质文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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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陈丽玲
主编 | 廖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