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语君语：近日，收到一篇网友宜人投稿的中篇小说，讲的是女法官苏梦，从外地法院调入后，从不熟悉医疗损害纠纷案件，走过一番的弯路之后，靠着敬畏和钻研法律的精神，终于成功驾驭了此类案件。
第十二节 按重新鉴定的结果判
吴州医学会没有对案件进行补充鉴定。临沪法院把案件委托给北京京津司法鉴定所重新鉴定。2020年5月，京津司法鉴定所的鉴定结果出来了。
小潘把京津司法鉴定所的《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送到吴庭长办公室。同时，复印了三份，分发给张法官、医师、苏梦各一份。
吴庭长看了京津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书后，认为可以作为虞容灌肠案的定案依据。但他是庭长，又是案件合议庭的审判长和主审法官，按照诉讼活动规则，在合议庭其他成员未发表意见之前，他不宜率先发表自己的意见。
他拿上鉴定意见书，来到苏梦办公室，让她和邹风清审查后提出意见。
苏梦从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三个维度，对京津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进行了严格审查，实在找不出什么毛病。
邹风清审查后，表示赞同京津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
吴庭长分别征求张法官医师的意见，俩人的表态完全一致：“按重新鉴定的结果判。”
和周
起草判决书是法官助理的事。苏梦在虞容灌肠案开庭前，已提前写好了判决书。她把判决书草稿，发到吴庭长的电脑里，并提出本案可考虑当庭宣判。
吴庭长立刻把苏梦和邹风清请到办公室来，问他们：“这个案子当庭宣判的把握有多大？合适吗？要不要开完庭后再议一议？”
邹风清说：“让苏法官来解释这个问题吧？”
苏梦很有底气地解释：“我认为，这个案子事实很清楚。基本事实或者说是关键事实一共有五个：
第一，患者虞容有肠胃炎和重症冠心病两种疾病，入院治疗。医学会不承认这个事实，京津司法鉴定所根据尸检报告实事求是肯定了这个事实。
第二，京津鉴定所认定医院存在漏诊患者的重症冠心病这个事实。
第三，京津鉴定所认定医务人员有不看化验单或者不等化验结果出来，就对患者进行了灌肠的事实。
第四，认定医院未复查肌酸激酶同工酶及肌钙蛋白，存在一定过错的事实。医学会和京津鉴定所都认定了这个事实。
第五，京津鉴定所认定，患者是因冠心病发作致急性心功能衰竭而死亡这个事实。否认了医学会推定的，患者因恶性心律失常导致猝死的这个虚假的事实。
京津鉴定所认定的事实，与原始病历和尸检报告记录的客观事实完全吻合，相互认证。我们没有理由不采信。
京津鉴定所在因果关系分析和法律适用方面，遵守了《医疗事故争议中尸检机构及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认定办法》的文件规定，认定患者死因有法律根据。因果关系分析和判断这个方面，符合《医疗鉴定培训手册》阐述的因果关系判定的鉴定规则。
京津鉴定所认为医方的漏诊、未复查肌酸激酶同工酶及肌钙蛋白的过错，以及患者冠心病病情不明就给患者灌肠，与患者死亡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灌肠是诱发患者冠心病发作致其死亡的重要原因。建议医方负医疗损害次要责任。我认为道理上完全说得通。
我召集原、被告双方的律师，对京津鉴定所的鉴定意见进行过质证。并且作了笔录。双方都表示认可该鉴定结果。
我认为，这个案子可以当庭宣判。”
吴庭长不懂医疗审判，竞然突发不必要的犹豫：“如果被告庭上突然不认京津鉴定所的鉴定结果，搬出市医学会的鉴定结果来抗辩，当庭宣判还搞得成吗？”
苏梦客气地反问：“最高法院的证据规则，不是规定了重新鉴定的，原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证据使用吗？”
苏梦一语点破关键，吴庭长顿悟，有点不好意思：“我把最高院的证据规则忘了？实话实说，我不太懂医疗审判，心里发虚，有些顾虑。差点出洋相。不好意思。”
邹风清知道，吴庭长判案历来是稳中求稳，怕出差错。审医疗案，更是如此。
“吴庭，不要不好意思。不是我说法院的坏话，我在基层法院、中院、省高院都打过医疗官司，见到的法官，真正懂医疗审判的凤毛麟角。” 邹风清宽慰他说。
“医疗案，真是法官不懂就无法审呀！” 吴庭长深有感触，“我参加医疗审判越多，体会越深。”
“吴庭，说正题吧，我估计本案当庭宣判不会有什么障碍，” 邹风清说，“小苏庭前准备工作做得很扎实，她起草的判决书，我也看过，觉得没问题。”
邹风清的表态让吴庭长吃了定心丸，征求张法官医师的意见后，说：“好，那就当庭宣判！”
和周
第十三节 当庭宣判
虞容冠心病灌肠案开庭很顺利。
庭审结束时，吴庭长对案件当庭作出判决：
“本院认为：虞容因病在临沪友爱医院治疗，双方形成医患关系。
法律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对患者诊疗过程中，因过错或未尽到与当时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侵犯患者依法享有的生命健康权造成患者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对于医方对虞容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若存在，该过错与虞容的损害后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以及原因力大小（过错程度）的问题，本院先后委托吴州市医学会作第一次鉴定、北京京津司法鉴定所进行重新鉴定，重新鉴定的意见为‘临沪友爱医院对被鉴定人虞容的诊疗行为存在医疗过错，医方过错与鉴定人虞容损害后果之间存在次要因果关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条第四款“重新鉴定的，原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的规定，本院对吴州市医学会为本案所作出的鉴定意见不予采用。
北京京津司法鉴定所具备相应的鉴定资质，鉴定程序合法，结论客观真实，本院对其出具的鉴定意见予以采信。
综合被告在对虞容的诊疗过程中的过错程度，本院酌定被告对原告潘修平、潘正、潘义因虞容死亡所致损失396，777.87元承担35%的赔偿责任，即赔偿138，872.2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吴庭长竞然对疑难复杂的医疗案当庭宣判决，令双方当事人的律师都感到有点意外。
闭庭后，在法庭外面的走廊上，被告的律师郁李娜对同与自己一起出庭的友爱医院医事办陈主任说：“这个结果还是能接受的。没判40% 。当然，法院也可以判40%，也以判30%，次要责任就是30%到40%之间。法院走了中间路线，判35%。”
其实，郁李娜知道，判35%是吴惠石中庸淳厚的性格决定的。他做事总想不偏不倚，尽量让双方当事人都得到一些心理平衡。
陈主任：“郁律师，你的意见要不要上诉？”
郁李娜：“要不要上诉，最后还是要你们老板决定。我的意见还是不要上诉。当然，你们老板决定要上诉，我就给你们上诉。”
陈主任：“我就是想上诉耗一耗原告。上诉打得赢还是打不赢不要紧，我就是要看看患方个人耗得过医院吗？要赔偿，也不能让患方轻易地拿到钱。要让患方知道打官司难，不要动不动就起诉医院。”
在离郁李娜他们不远的走廊拐角处，原告律师兰克难与虞容的45岁的小儿子潘义也正在交谈。
潘义是三个原告中唯一一个出庭的原告。
潘义的父亲潘修平、哥哥潘正，把打官司的事情交给潘义一人全程办理，费用也是潘义一个人出。
潘义之所以一个人包了打官司的事，是因为父亲潘修平已80多岁，身体多病，经常自责老伴虞容死前自已没有守在医院，没有及医师护士。要不，虞容就不会死。潘义不想父亲参加打官司再受剌激，折腾不起。
时去叫
而哥哥潘正，家里不富裕，他听人家打过医疗官司的人说，打医疗官司要四、五万元钱，而且平头百姓跟医院打官司根本打不赢，会白丢钱，落个人财两空，伤心又伤财。坚决不赞成潘义去打官司。
潘义开了公司，拿四、五万元钱打官司是拿得出的。他打官司的目的是要把事情搞搞明白，给母亲虞容讨个公道。
虞容死亡后，2018年5月，兰律师就代理潘修平、潘正、潘义到临沪法院提起了诉讼，到2020年5月，官司打了整整两年。总算出了个结果。
潘义一边看着判决书，一边心里在算，打这个官司自己已支付了母亲虞容的尸体解剖检查费一万五千元、第一次医疗损害鉴定费一万一千元、第二次医疗损害鉴定费一万元、预付的律师费一万元，还要补交律师费二万七千多元，这样总共就用去七万三千元。法院只判了壹拾叁万捌千捌百元，减去自己打官司的成本七万三千元，最后得到的赔偿款只有陆万五千捌百元。
对这个结果，他仍然可以接受。
“我妈一条命，陆万五千捌。” 潘义伤心地说。
兰克难律师没有接他的话。
“不过，总算给我妈讨回了一点公道。” 潘义平定一下自己的情绪，接着说道。
“打医疗官司很艰难，这两年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艰难，你也看到了。” 兰克难说。
“兰律师，我没有怪你的意思。这两年，确实辛苦你了。谢谢，真的谢谢你！”
“没有给你拿到更多一点的赔偿，我有点遗憾。我原以为医院应该负全责，不负全责起码也要负主责。你想想，你妈进医院时就有严重的冠心病，几份化验单都证明你妈有心肌梗死的危险，如果医院不漏诊，优先珍治她的冠心病，不冒然给她灌肠，她是不会死的。” 兰律师说。
“重新鉴定，认定医方有过错，负次要责任。我想这个鉴定结果很难推翻。再做第三次鉴定，法院不可能同意。” 兰律师接着说，“我认为法院至少要按40%判，结果还只判35%” 。
这里，有一个情况潘义和兰律师都不知道。
收到京津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重新鉴定意见书后，苏梦曾口头建议吴庭长，将鉴定意见中建议医方负次责，考虑改为医方负主责，判医方负主要责任。她把从最高法院裁判文书网上下载的同类案例，打印出来给吴庭长看，类似案件多数是判医方负主责。
吴庭长和张法官、医师都没有采纳她的意见。
后来，她又在判决书草稿上写了按40%判医方应承担的责任，合议庭改成了按35%判决。
潘义对判40%还是35%倒是不怎么计较。
他接过兰律师的话，说：“我这个官司打了两年，打官司的钱也花了七、八万。要是光为了钱，我不会打这个官司。40%还是35%我已经不在乎了。我就是要给我妈，给我家人讨个公道。这是官司算是打蠃了，要是打输了，打到市里、省里，打到北京去，我都要打下去。”
兰律师被潘义通情达理的话感动了，他觉得为这样的当事人打官司，累一点难一点也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