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场盛行送礼，没有什么办事的需要，就要送礼，而且要根据官职的大小分配送礼的数额。官职越大，收的礼物越贵重，官职越小，收的礼物越不值钱。为什么要送礼？送礼是不是违规？
送礼是政治需要，当然违规，但只要没有达到处罚的标准，或者已经形成习惯，也就不会有罪了。春秋战国时期，没有收礼的罪过。诸侯之间礼尚往来，本来就是稀松平常的事。毕竟，诸侯雄霸一方，可以管理地方事务，甚至可以制定法律，算是土皇帝了。他们之间礼尚往来一定有政治目的，当他们联合起兵的时候，就是要谋反的时候，或者打着保护天子的旗号，侵占别人的地盘，抢夺生存资源。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已经有了权贵之间的礼尚往来，送的都是珍贵的东西。当然，诸侯还要定期给天子进贡，周围的一些附属小国，会定期给诸侯进贡。一级一级进贡，就形成了送礼的风俗。
不管是春秋五霸，还是战国七雄，都会借着称霸的机会大肆敛财。周围的小国家要依附于他们，就要进贡珍宝，甚至直接割地，进献城池。秦王经常用十五座城池诱惑安陵君，诱惑别的国家的掌权者，实际上只是一种政治骗局。可以说，那时候的送礼都是大手笔，不是大量珍宝，就是城池，还有美女。毕竟，那个时代送礼的人都是掌权者，甚至直接掌管一国的财政和军队，送礼少了，拿不出手，也达不到政治目的。送礼多少能体现诚意多少，送礼多，有诚意；送礼少，没诚意。不送礼，就点关系都没有了。至于民间老百姓之间的礼尚往来，就毫不足奇了，没有多少东西可以送。你送一只鸡，我回敬一只鸭，不算什么贵重的东西，但维持了亲情关系，其实也是一种利益关系。
秦始皇实现天下大一统之后，官员们会把属地的珍宝进献给朝廷，形成名正言顺的送礼。到了汉朝，送礼之风更严重。汉景帝时期，出台了多项官场禁令，严禁公款吃喝、行贿受贿等腐败行为，同时规定，官员调动时，不得接受原属下赠送的任何东西，违者将被免职夺爵、并处以罚金。汉武帝时期反腐力度更大，在地方上设置监察官员，检查官吏的违法失职行为，对于请托、贿赂等腐败行为严加监管，将官员收受私人馈赠视为违法行为。北魏明帝时期，出现了“收礼罪”，巡视大员要检查的个人财产，如果发现来历不明的财产，就会定为赃物，予以登记，收缴。对于收受礼金数额巨大的官员，要判处死刑“大辟”，有效震慑官员们。不过，官员们送礼之风并没有因此而消歇。
唐朝时期，对于收礼罪做出了明确规定：“公职人员外出公干时，接受当地官员馈赠，其罪责与监临官受贿相当；如果主动向过境地官员索取馈赠，也与监临官受贿同罪。”元朝破例将收受生日礼、节日礼等看似合情合理的收礼行为视为犯罪，但中后期官场送礼之风大盛，甚至各种名目的收礼都出现了。有“拜见钱”、“生日钱”等，但和时期的官场比起来，就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明清时期，送礼之风仍然兴盛，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各级官员都有收礼的“雅好”，有的直接送银子，有的送古玩字画，而且明明知道古玩字画是假的，还要花高价购买，送给京城的大官。其实，卖古玩字画的是京城大官的亲戚，等于京城大官委托亲戚卖假的古玩字画，变相收礼。和珅就经常这么干，收到的银子不计其数。明朝大太监魏忠贤收到银子很多，收到古玩字画更是不计其数。清朝官场通行送礼的名目叫做“三节两寿”。三节是指春节、端午和中秋，两寿是指官员本人和夫人的生日。吴思在《摆平违规者》一文中写道：“陕西粮道送给将军的三节两寿数目如下：银子每次送八百两，一年五次，总计四千两；表礼、水礼每次八色；门包（给门政大爷的小费，由他分发给将军的私人助手）每次四十两，一年二百两。我不清楚八色表礼和水礼的价值几何，但每年给将军的陋规尺寸当在五千两银子以上。”不仅要送礼，而且要招待下来视察的官员，固定的招待标准，有好的酒席，还要有一定数量的银两相送，不然就会出问题。
官员们之间的关系靠银子维持，一旦一个官员有事，别的官员就会帮忙。这种互助精神或许来源于民间老百姓的互助精神。老百姓过年过节的时候会提上礼物，到亲戚朋友家走动，算是维持了关系，等一家有事的时候，亲戚朋友们就会过来帮忙。而官员们延续了这种走动的习惯，而且根据官职大小，早就把送礼的数目订好了，等于按照官职大小送礼，把官职作价出售了。这就难免明清时期卖官鬻爵之风兴盛，和官场的送礼之风不无关系。
官员的工资并不多，送礼的钱都从老百姓身上搜刮而来，由此产生了腐败现象，被视为一种正常的现象，也就难以根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