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为日俄战争系列的第12期,也日俄战争第一部分——双方战前背景《菊与熊的远东争霸》的最后一期。本期将讲述战争爆发前日本在外交与军事上做出的最后准备……

(本期全文约6500字,内容较长,感谢您的观看)

最后时刻

御前会议结束的时候,天色已渐晚。血色残阳透过早春时节皇居内光秃秃的枝条,照在返回寝宫的天皇睦仁以及侍从们的身上。一直面色凝重低头走着的睦仁木然地站住,他慢慢地扭回头看了看这漫过树梢的血色。18:00时,太阳已经落到了地平线之下,残留在地平线上的余晖把最后一缕光芒投向大地,晚霞将天空染成了鲜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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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一天的拂晓,彻夜未眠的睦仁匆匆召来了伊藤博文。在21天前的1月13日,已经为漫长谈判耗尽耐心的日本内阁将具有最后通牒意味的“第三次修改案”提交给俄方。答复迟迟未来,日本政府也没有对这份修正案的答复限定时间。也许他们根本就不指望能得到满意的答复。漫长而无期的等待以及诸多不确定的变数,使得天皇已逐渐趋向于对俄国开战。但是现在、他需要一个人来帮他下最后的决心。奉召而来的是暂无官职的明治维新元老伊藤博文,他曾是国内最著名的“亲俄派”。

伊藤博文在凌晨接到天皇召见的圣谕,和睦仁一样,他最近也睡得不怎么安稳。早春的寒气能使人清醒,在前往皇宫的路上,伊藤思考着,他知道睦仁召见他的目的,而他也早就不对同俄国达成和解抱有任何的幻想,当仆人将他从睡梦中叫醒并传达天皇召见的御旨那一刻起他便明白,这是一次不可多得的说服天皇下决心对俄开战的机会,也许是最后的机会……懂得妥协才是合格的政治家,而优秀的政治家明白什么可以妥协什么不能。而且,从日本的利益出发,伊藤也必须说服天皇来为开启这场战争下定最后的决心,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正在向东延伸,必须在日本还能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把握一切的最后时刻做出决定……

伊藤是个优秀的政治家,也许在整个日本历史上都是此中最出类拔萃的人物。他和30余年后的那些同僚以及军队中的“丘八”们不同的是,他是绝对不信诸如“仰仗神明庇佑,日本必胜”、“唯存帝皇,乃吾等庇佑”之类的鬼话的,而实际上这些“理念”中有很多是他这一代的政治家为了某种需要而炮制的。

从步人皇居面见天皇至日出的几个小时内,他列举和分析了日本和俄国之间的种种条件,从俄国愈发不稳的政局至俄国极不完善的军事准备,并指出了能期待获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日本实际上不是在和整个俄国交战,而是在同它位于远东的军事力量战斗。而就俄国的整体来说,碍于西伯利亚铁路还很有限的运力,根本无法将其位于欧洲的庞大人力与物资调运至东亚。

(上图)长州战争时期的伊藤博文(右)。中为长州藩“志士”老大哥、奇兵队创始人高杉晋作。左边少年即日后官拜陆军中将、在“大津事件”中下台的司法大臣山田显义(-一-说是高杉晋作的随从三谷国松) 。1865年(庆应元年),摄于长崎。

这一夜漫长而又短暂,太阳升起来的时候,看着睦仁在晨曦中若有所思的伊藤博文知道,他成功了。当天下午,睦仁正式召开御前会议。伊藤博文、井上馨、山县有朋三位明治维新的元老,以及首相桂太郎、藏相(藏相,即掌管国家财政的大藏省的首脑)曾你荒助、海相山本权兵卫、外相小村寿太郎等人陆续进入皇宫。持续了整个下午的辩论带着东方内阁或者议会会议所特有的激烈,即便是面对一个拥有“现人神”身份的君主。但争执的双方最终还是达成了妥协,傍晚时分,出席御前会议的全体内阁成员敲定了对俄开战的方针。

异常刺眼的鲜红使得睦仁眼花缭乱,他举起手遮挡着刺目的红色,然后默不作声地转回头继续向着寝宫的大门走去。无奈地沐浴在这血一般艳丽的晚霞中。尽管“明治”这个年号已经在日本乃至世界上成为了国家奋发的代名词,日本也确确实实地在这个明治时代里走向了强盛。但是现在,明治天皇真的已经老了,糖尿病使睦仁显得神形萎顿,仅仅52岁,他的双肩已经早早地显出几分伛偻,国民供奉的戎装怒目的天皇御像上的神情早已从他身上褪去。虽然,他还是睦仁,也必须继续扮演好这个角色,为了整个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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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正当盛年的明治天皇睦仁。这是一张最著名的天皇“御真影”,由意大利版画家基奥索内于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1月绘制完成。后由摄影师丸木利阳拍摄制作成天皇标准照,分发国内外各界使用。

有一些细节可以反映出这位近代史上传奇的统治者的真实心境。当晚,宫内省的记录人员记下了睦仁和他历来宠爱的典侍柳原爱子之间的读话。“终于决定要和俄罗斯断交了……”他言犹未尽却欲言又止,“如果这场战争失败了……实在对不起……”虽然对俄开战的方针已经定下,但睦仁已没有了10年之前决定同清帝国开战时的那份自信满满。疾病、衰老,以及日本和俄国之间巨大的实力悬殊,纵使御前会议全体内阁成员的决定以及元老伊藤博文有理有力的分析,仍旧无法根除他内心的动摇。晚间,睦仁又开始犹犹豫豫,一度几乎要动亲自向尼古拉二世去电谋求和解的念头,但旋即被深晓其中利害的侍从武官所劝阻。

这一天,是公元1904年2月4日。

俄罗斯的时间过得比整个欧洲都要来得慢,他们那有缺陷的历法使俄国比整个欧洲都要晚进入20世纪13天之久。从天文学角度来解释,这只是因为俄国独特的历法,但如果有人蓄意要用社会学角度去诠释其隐含的意味,却也没什么不妥之处。

作为一个封建的专制帝国,俄罗斯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20世纪初的俄罗斯,已经不再是那个可以纵火焚毁首都以抵挡征服者的国家(指拿破仑战争)。随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衰落,他曾一直自诩的“基督教文明位于欧洲东方的壁垒”也已经变得毫无意义。而它落后的社会制度、脆弱的基础工业、复杂的民族构成、巨大的国土面积和相对松散的控制,以及和实力并不相称的野心,这一切让这个拥有空前版图的国家变得混乱不堪。

沙皇尼古拉二世时代的名臣谢尔盖·维特是最早认识到这个国家弊病的人之一,从1892年起至1903年他一直担任着俄罗斯帝国的交通大臣和财政大臣,一手促成了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建造,以谋求俄国加强对不久之前夺取自清帝国的远东滨海边疆地区的控制。此外,他在任内致力于俄国重工业的基础建设,试图增强俄罗斯作为一个近代化国家最欠缺的基础工业体系。但是他激进的全面偏向重工业的政策导致农村的贫穷,随着大量工厂的建立和外资企业的出现,除了拥有大量财富的资产阶级登上了俄国的政治舞台,呈几何数字增长的工人数量也导致了第三股势力,即“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俄国兴起。

日本并不被西方列强放在眼里,即便是俄罗斯这种只是尺寸大实质上虚弱的“气球”型列强。不过到了1904年,随着俄国社会矛盾的激化,对于沙皇来说现在即便是和一个不起眼的对手进行一场小规模的战争胜利,在某种意义上也能满足其提高威望、巩固统治的意愿。尼古拉二世并不将日本放在眼里,至少在俄罗斯面临来自于日本的明确的战争威胁之前。但是到了1月初,当战争的前景已经明确地展现在未来的地平线上时,这些都变了。

俄国政府开始认真讨论日本带有最后通牒意味的“第三次修改案”,俄历1月14日,公历1月27日,俄皇接见了德国大使。尼古拉二世向大使叙述了当前的处境,并抱怨在俄日之间的外交危机中,英国对俄国采取了对德国一样的“背信弃义的政策”。德国大使接口道:“在这种严峻时期才能看出真正的朋友。”

心有戚戚的沙皇说道:“如果我们三国(还要加上法国)保持一致,这就是巨大的保证。”这是尼古拉二世给他那位表兄威廉二世的暗示,他寄希望于同法德再次构成“三国干涉还辽”政治同盟。

然而,柏林没有理会莫斯科如此显而易见的呼吁和暗示,德皇只是在私下里幸灾乐祸地说道。“这是(尼基)第一次用德语谈话……”

尼古拉二世没有参加次日那个具体讨论日本提交的“第三次修改案”的国务会议,只是在事后一个一个接见会议的参加者并听取他们报告。

会议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是美国驻日公使格里斯科姆似乎提前知道了内容,在1月29日他致电华盛顿说俄国的答复将在30日送出,并且“俄国几乎在一切方面”都向日本作出了让步。

然而,对于决心发动战争的日本来说,退让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俄国带有妥协性质的答复是在公历2月1日拟订的,次日被尼古拉二世批准之后于3日傍晚向旅顺及东京发出。而在这个时候对于日本来说已经是2月4日凌晨,也就是日本内阁讨论决定开战的那--天。

一个总是被无数人忽略的细节向我们昭示了日本的未来。东京时间2月4日的早晨,长崎电报局收到了发自莫斯科的电报,但是电报被扣押,没有能送交到俄国驻日本公使罗森的手中,也就失去了被俄国公使递交给日本政府的机会。

这是日本近代史上首次上演关乎国家命运的“下克上”行为,但绝不是最后一次。

箭在弦上

政府最高层在犹犹豫豫,直到最后阶段才下定决心,但是日本军部却是早有准备。至明治三十六年( 1903年),常设师团数量已经由甲午战争结束时的7个增加到了13个。而同年6月30日,鉴于同俄国之间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为应付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日军大本营更是下令以现役13个常设师团为基础编组第1、第2、第3、第4军(集团军)。

被编人4个军的12个常设师团(第11师团后来被编人了新组建的鸭绿江军)以及战时动员的后备部队正在向出发地广岛和横须贺集结。和天皇的犹豫不决相比,满脑子“皇国精神”的日军大本营和各级官兵显得自信满满,有了10年前对清帝国的战争经验,所以他们人人都相信日本能取得胜利。尽管这一次的对手,要比没落的清帝国强大得多。

日本陆军对战争作了充分的准备,他们的新式陆军配有全套近代制式武器,接受过完普的西式操典。更重要的是,军队接受过10年之前的甲午战争的洗礼,一脑子“忠君爱国”思想,并深受“明治武士道”精神“熏陶”的日军官兵个个摩拳擦掌,以一脑子“火球式的美学”为逻辑,期待着自己能“创立不世的功勋”为“天皇陛下尽忠”。当然,后来在旅顺城外的203高地,他们也确实这么干了。

然而,陆军投人作战还为时尚早,整装待发的军队进人集结地需要时间,原先处于预备役状态的士兵重新转人现役需要时间,国家机器更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完成战争动员。日本和满洲并不接壤,甚至和朝鲜半岛亦无陆上的通道。所以,这场战争的先锋是海军,而“前哨战”也必定会是一场海上交锋。

至1904年初,日本海军已经完成了对各舰队的编组,各现役舰艇被统一配属到东乡平八郎海军中将的麾下(同年6月6日晋升大将),联合舰队已然成型。进入2月,舰队主力已经完成集结,于佐世保港整装待发。

日本海军的主力以现役的6艘一等战列舰和6艘装甲巡洋舰为主。战列舰和装甲巡洋舰在设计上都考虑过协同作战的要求,安装有口径一致的武器系统,并在不久之前经过了详尽的检修和维护,状态良好。尽管其总体实力逊于俄国海军,但是对比驻旅顺和海参崴的俄国太平洋舰队,日本联合舰队仍占据相当的优势。而俄国从波罗的海和黑海方向提供海上增援也很不现实,波罗的海和黑海与东亚相隔万里不说,英国方面也作出了明确的表示“为了预防万一,我们当然不能容许俄国黑海舰队哪怕1艘军舰参加军事行动”,因为这“对英国和俄国都是极其危险的”。

当然,在日本尽心竭力地做战争准备的同时,俄国人也并未闲坐着等日本人杀过来。但是俄国的武装力量被诸多客观条件制约着,难以做好充分的准备来迎接随时可能爆发的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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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上将接到圣彼得堡发来的局部动员令是在1904年的1月下旬,圣彼得堡没有转告更多的关于日俄谈判的细节,甚至没有透露目前谈判的进程和是否值得乐观的情报。面动员令本身也仅局限于俄罗斯远东地区和“新关东州”以及中东路沿线地区,与动员令同时下达的还有组建第1满洲集团军的命令,以阿列克谢耶夫上将为第1集团军司令。

在远东地区,战争的气息逐渐浓郁,但战争的准备却根本算不上充分。驻扎在奉天(今沈阳)和旅顺的西伯利亚第1师以及东西伯利亚第4师虽然人员齐备,但缺乏机枪及山炮等重武器。那些属于20世纪初近代化陆军师标准配备的重武器:机关枪、山炮、榴弹炮,都被西伯利亚铁路极低的运能堵在了俄国的欧洲部分。而且,西伯利亚大铁路本身也没有完全建成,位于贝加尔湖段地区还远未达到通行标准,由于沼泽地和湿地的缘故,绕贝加尔湖段的施工进度严重拖延,不得已之下只能将铁轨铺在冬季厚达数米的冰层上。

其结果就是,位于圣彼得堡的海军兵工厂和皇家兵工厂内堆满了预定运往远东地区的重炮和弹药,但是目前根本没有足够的车皮能将这些武器弹药运抵远东。就算有车皮,也因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漫长加上俄罗斯铁道部的官僚作风而难以投入到运输中。一个常常被忽略的问题是,尽管铁路已经大半建成,但是相配套的调度系统未能及时跟上铁路的施工进度,在漫长的4000多公里的铁路干线上,列车的调度工作只能由几个有限的分区来维持。为了安全起见,每昼夜只能由叶卡捷琳堡向伯力(即哈巴罗夫斯克)发出3列火车。

物资的紧缺、战争的逼近,这就造成了另一个恶果,通过西伯利亚铁路运来的有限物资和装备,被位于远东的各个单位炮兵、工程部队.驻屯军、海军、政府机构,甚至铁路机构本身,争相以各种名义占用。有限的资源被多方发动关系、用尽手段来占据,许多当地的中国人和在辽东谋生的朝鲜人也投身其中。黑市一度非常繁荣,市面上各种日用品开始短缺,这更进一步加剧了物资调配的紧张和混乱。士兵们往往更乐意去搞一块肥皂或一双靴子,而不是战争更需要的枪支弹药,因为那些东西更有利可图。

旅顺的亚瑟(Arthur,俄占旅顺港海军基地的名称)海军基地虽然不缺乏各种口径的要塞炮且有充足的弹药,但是舰队却缺少12英寸大口径舰炮的弹药储备,由于中长路旅顺支线调度的混乱以及缺少火车头和足够的车皮,储存在海参崴的上千发12英寸舰炮炮弹只能存放在仓库内,迟迟无法运抵旅顺。面旅顺要塞本身,尽管在俄国新关东州工程部的一再努力下,已于11月底基本竣工,但依照原设计,这座要塞的所有重型炮垒全数朝向黄海方向,由于材料和设备的紧缺,指向陆地方向的堡垒和防御体系仅完成很小的一部分。

战争前夜

英国外交大臣兰斯多恩对日本公使林董的突然造访没有多少准备,但是近年随着“英日同盟”的确立以及日本同俄国之间的摩擦,他对这种突然造访已经见怪不怪。但今天的会谈似乎不大寻常,日本公使没有玩弄任何花样,而是非常坦率并且“极其秘密地”预先通知他,日本政府将在次日宣布进行总动员。“虽然俄国政府的答复尚未到达,日本政府却预见到了答复将会是无法满意的”。换句话也就是说,日本政府知道俄国已经就“第三次修改案”作出了回答,虽然尚不知道具体内容,但却已经决心发动战争。

这个信息实在太重要了,兰斯多恩立即召见了美国公使告知他“战争已经不可避免”。而美国公使的态度也很明确,他希望能让日本放手一搏,“我们如果阻拦日本,使日本失去它显然决定加以利用的良机,那么必将遭致它永世的仇恨”。但更重要的是,“如果它(日本)失去这个机会,(不久的)将来将会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具不图独霸满洲的怪物,是不讨各方喜欢的。因此,法国外长德尔卡塞希望“法、英、美应保持一致行动”。

这个“极其秘密地”通知给英国外交大臣的信息很快就变成了公开的秘密,但欧洲的各方都很清楚地认识到,“要使日本改变它不肯妥协的方针和防止战争,问题在于英国政府的意志”。但未经充分的战争准备便匆匆上阵的俄国在日本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的景象,显然是英国政府所喜闻乐见的。

但作为俄国的传统盟友法国,也并非全无作为,至少法国人成功地阻止了英国直接参加到日本和俄国之间冲突的可能。对于还未从“布尔战争”的巨大消耗中缓过劲来的英国,法国债权人在伦敦金融市场的投资举足轻重。

像是催化剂一样,林董通过兰斯多恩放出的信息也对俄国人起了作用。英国时间2月7日早上,圣彼得堡派来的驻英公使卞肯多大前来试探。尽管俄国的军队止在如出社远东地区集结,但是“俄国人显然希望能华在最后关头脱身而出”-然而英国外交大星关上了门。“我担心,即使俄国政府希望如此,也可能已经太迟了。”

日本的公使正在伦敦贩卖着战争,玩弄着敲山震虎的伎俩。跨越差不多半个地球相隔14000余公里之外,日本天皇正在他的寝宫内为战争的前景心力交瘁。

对于日本的战争能力,日本公使林董曾对英国外交大臣兰斯多恩说过,“日本政府的储备可维持一年”,通过提高税率和增发纸币能再“维持六个月”。1年加上6个月,这就是日本政府所能接受的战争期限。换句话说,1年又6个月之后,日本将破产。

日本时间2月6日深夜,东乡平八郎指挥舰队悄悄离开佐世保港开往长山列岛锚地。箭己被射出,再无回头的可能……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