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范建
孙长江
1978年，改革开放的发轫大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曾掀起全国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也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可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46年来最响亮、最深刻，最有意义的口号之一、理论之一。它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人的人生。
胡福明
然而，在公开的报道中，当谈起这篇划时代的杰作的背景时，人们只听到或看到作者胡福明，而却不知道还有一位重量级的作者却一直隐姓埋名。那么，为什么另一位作者却在这个史实中销声匿迹？公开的报道为什么对他讳莫如深?
实际上，这种不顾史实而抹杀参与者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已是司空见惯。因为某种忌讳，往往实行的是回避、搁置和尘封。
46年过去了，今天我们需要还原历史真相。好在这位不可忽视的作者，一直将他修改润色的发黄稿件的复制品珍藏在家，并将可以佐证当时他起草和修改的原版稿件，献给了国家博物馆。
无论历史烟云如何忽隐忽现，当时的真切的影像他依然记忆犹新。他说：“我从头到尾参加了起草和修改这篇稿件。当时，一个字一个字斟酌，记不清修改了多少回。当年，是经胡耀邦同志亲自审阅定稿后才发表出来的。”这位作者叫孙长江。写作此文时，他40多岁，时任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理论组组长。
孙长江是怎么写这篇文章的
1977年4月，胡耀邦同志主持党校工作。到任后，主抓了两项工作：一是组织揭批“四人帮”；二是组建党校行政机构和各教研室。此时正缺得力人选，耀邦同志看上了一直赋闲的理论家吴江，任命他为理论研究室主任。而理论研究室也缺人手，吴江又想到了他的学生和下属孙长江。
1978年初，吴江将孙长江调到中央党校。耀邦在省部级高干班上提出，”工作也要看实践”。对这种提法，当时有一些学员有不同看法。认为检验真理不仅要看实践，还要看毛泽东思想。对此，孙长江不以为然。他反问：如果实践与毛泽东思想发生矛盾怎么办?这个疑问，当时无异于一颗重磅炸弹。立刻引起他的领导，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的注意。于是，吴江叫孙长江起草一篇文章，连名字也想好了，就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巧合的是，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此时也在写一篇文章拟投稿给光明日报，叫《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除了有个“一切”，标题惊人的相似。
据孙长江回忆：“这篇文章，一开始就命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约在3月初完成初稿，交吴江并理论动态组有关同志传阅，征求意见。吴江说讲得还不透，要我再加把劲改一改。正好《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同志派人送来一份《光明日报·哲学》版文章校样，就是胡福明的题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杨西光让我把我们俩的稿子‘捏在一起’。”
原先，《光明日报》曾计划把胡福明文章发在1978年4月11日的哲学专刊上，也就是一般处理。而总编辑杨西光看出了这篇重头文章的分量，决定放在头版发表。知道孙长江也在写这样的文章，经中央党校和光明日报商量，就由孙长江把两篇文章合并修改完善。
4月13日，杨西光在与胡福明、孙长江、王强华等人讨论对文章的修改意见时，明确提出要坚持邓小平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观点，解放思想，批判“两个凡是”，冲破禁区。
为此，孙长江对稿子作了较大修改，增加了不少重要的论断和分析。改成后，又征求党校内外一些理论工作者的意见，最后送交胡耀邦两次审阅后才最终定稿。如今看来，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写作，在当时是一个多人酝酿合作的成果。
1978年5月10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首次发表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
5月11日，《光明日报》在头版以“特约评论员”发表。接着，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党报、党刊纷纷转载，文章发表后，立即在党内外引起轩然大波，引发社会各界不同反响。有的说好，有的说坏。从而掀起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讨论主要集中在“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不同思想主张的激烈争论上。
一种声音是“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当时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社论定下调子，力挺“两个凡是”。中央高层也认为这篇文章“政治上砍旗，理论上荒谬，思想上反动。”其突出表现在平反冤假错案上，凡是遇到毛泽东批准或定案的就不能动。比如，“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泽东定的，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也自然遇到阻力。
另一种声音则是打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恢复“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权威，开启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征程。
最后，还是邓小平出来说话。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支持和肯定了这篇文章。批评了在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上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态度。号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思想来一个大解放”。
写文章冒生死受谭嗣同影响
在那个年月，写这样的文章显然要冒生杀之祸。据孙长江回忆，文章发表后，有人以 “砍旗”上纲上线，他做好了蹲监狱的准备。无独有偶，他的想法与胡福明写完文章“准备做牢”一样。“如果不是邓小平支持，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孙长江感叹道。
青年时代的孙长江善于独立思考、思想解放，也敢想敢说。
1952年他幸运地被选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历史系。他的大学毕业论文是《论谭嗣同》。他一直记得谭嗣同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有人劝他躲避时，他以死来殉变法作反抗时的那句话：“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尽管这个论文距今十分遥远，但无时无刻不在影响他。他当时参与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看到了先贤的影子，为此他感到欣慰。而之于孙长江的行事，能否经得起实践的检验，会不会只有影而却无形？或许，这也是他的一个遗憾吧。
曾是哲学大师冯友兰的助手
孙长江从人大毕业后留校任教，从事中国哲学史教学和研究。“文革”期间，他被下放到江西劳动。1973年才回到人民大学哲学系。1974年刚调到了国务院科教组（教育部的前身），就又来到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
老孙的哲学功底深源于受哲学大师冯友兰的影响。我在科技日报当文艺副刊编辑时，常联络一些作家。1987年的一天，他听说我要去冯友兰的家中找他女儿、作家冯钟璞谈约稿事，就和我滔滔不绝地说起冯友兰先生的故事。这是因为他在科教组工作时，与著名哲学大师冯友兰有过一段难忘而深厚的友情。
那年，毛泽东主席提出要找一个学马列主义的年轻学者给冯友兰当助手，协助其编写《中国哲学史》。孙长江的好友，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汤一介就把他的名字列在了名单里。后来他被选中。可这么好的机会，他却不愿去。他说：“我不愿去是觉得冯先生是哲学权威，怕难当大任。”最后，只好改成每周去冯家两次。在与冯先生的交往中，大师长长的飘逸胡须，好一派大学者的风度，使他终生难忘。后来，孙长江没想到的是，冯先生却喜欢上这个个性十足的青年助手。从这点可以看出，孙长江实在，不装。
七十年代，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的冯友兰正作检讨，冯友兰把写好的检讨让孙长江提意见。孙长江看了检讨中的这句话“我是全国最大的一个尊孔派”就说：“不要这样写，您怎么能这么说呢？还有比您更大的呢？”冯友兰认为孙长江说得有道理，就去掉了“全国最大的”改为“像我这样一个尊孔派”。
与先生在一起孙长江感到愉快而充实。但也有一件事使他终生懊悔。在给冯先生当助手前，他作为“革命”青年，在当时的环境下，经常与汤一介一起在报上发表文章批判冯友兰。为使文章有力，还生搬硬套一些马列理论。尽管有那时的大背景，先生也没有责怪他。但他一直深深地自责和后悔：冯友兰先生是中国真正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和谐，而他的承百代之流，会当今之变而自成一家的“和”的哲学。与冯先生的这段交往，使他获益匪浅。
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转折、迈向改革开放新时期做了思想准备。这本是一件好事。可在历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纪念活动中，尤其是三十周年后的一系列纪念，尽管在理论界和文化界，有不少人知道这篇文章跟孙长江有关，但他却就是不能就此执笔前后的真实情况，公开接受主流媒体的专访，更不能在媒体露面。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他不能在公开场合出人头地呢？
在科技日报工作名声远播
孙长江在中央党校工作了五年，1983年夏，被调到首都师范大学政教系任哲学教授。 1986年，由邓小平题写报头《科技日报》正式创刊，他被调来任常务副总编辑。他分管副刊部，是我的直接领导。说来也巧，我与孙长江不仅在一起工作，后来还住在一个小区。因此有些近距离的接触。要说当时孙长江的名字在媒体上被封杀，主要因为他是那场风波的敏感人物，尤其是科技日报当时在“舆论宣传上的导向错误”。
他在报社最为知名的就是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主要作者。也是因为这个，他在社会上广有知名度。科技日报因为他这个名人，而被社会上高看一眼。有时，我们出去采访，对方听说是科技日报的，就说，噢，你们那儿有个孙长江吧。好像孙长江成了科技日报的代称。记者听了，自然也有几分得意。可见当时这篇文章的影响之大。事后想想，文章虽然让孙长江长脸，但当时他要付出多大的的勇气？！按他的说法，就是已经“准备了做牢”。
老孙是福建厦门人，说话带有明显的闽南口音。他爱穿圆口布鞋，黑中山装。他为人谦和，给人一种亲和力。因此，我们不喊他孙总，只喊他老孙。老孙一点架子没有，平时总能看到他和编辑记者混在一堆。报社搬家，他早早来到单位，和大家一起在楼道里搬上搬下，开着玩笑。年轻人从没把他当领导。有的调皮记者，进他的办公室，见虚掩着门，就一脚踢开。他不发脾气。还一个劲地笑着说，“什么事？是不是要快办？”。有时他也有急的时候。有一次一个编辑未经核实，将一个作者的署名文章有关曲格平的一段事实写走样了，他知道这件事，不是这样。于是，他手拿着当天的报纸摇晃着厉声道：“这是谁干的？”
老孙是49年9月参军，也打过仗。正好划到离休待遇的杠杠。有人戏称他是拿二把盒子的军人。我也当过兵，但老孙是前辈，自然加深了我们的亲近感。话也自然多了起来。
记得1987年第一次评职称，名额有限，有许多资历深、学历高的同志都要评，只要评上，工资就要长一截。我当时拿的是部队保留工资，即使不评，也比同事的工资高。老孙是高评委主任，他知道后，就找我让我发扬风格。没想到第二年因为政治风波评职称一停就是五年。他感到十分歉疚。再到评时，老孙已不在报社工作了。但他仍然为我写了证明。还说，已经叫人吃亏了，不能让老实人再吃亏。在他的身上，亏别人是关心，挽回歉疚也是关心。里外的关心他人，就是他在文章中主张的实事求是的风格。
老孙在文化理论科技界的威信很高。与一些社会各界精英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其中的一些敏感人物自然也影响到他的前程）。报社要搞个什么活动，无论是理科还是文科的权威一请就到，什么原因？就冲着他的人格魅力。
我曾因为工作的关系，参加过他组织召开的几次会议和沙龙，全部是社会名流和精英。在那样的会上，老孙的话不多，就像一个记者一样，偶尔插话、示意、提示，把时间留给更多有思想有见地的学者和名流。由于他对政治气候拿捏把控的恰到好处，让那些玩政治的人抓不到把柄，所以，风波过后，有人想整他却没有“证据”。只好说他是“滑头”。事后想想，在如今这样的气候下，太暖了定会被人嗤之以鼻，太冷了就会自认倒霉。看到老孙那样的“滑头”，还真得学学不可。
都说做新闻有风险，尤其媒体领导会遇乌纱帽的风险。对此，不少新闻官为保住脑袋上的乌纱帽，就会曲意逢迎，溜须拍马。甚至胡说海说假说。但也有不去附合的，老孙就是。起码对得起良知和良心。
在那场风波中，老孙曾遇到一次未遂的风险。一些记者凭一时激奋和热血，意欲将新闻真相发表出去，当晚正值老孙当班，他是个有头脑的人，也老于世故。其中的风险他了如指掌，而感情用事的年轻记者就想了一招，到时将他五花大绑，达到见报目的。老孙知道后，为了保护下属免遭不测，不顾安危，在谨慎把关的同时苦言相劝，终于化解了一场大难。事过之后，老孙既不邀功，也不举报。风平浪静，像无事一样。尽管老孙被认为“有问题”，但他由于政治态度拿捏的适度，没人抓住他太多的把柄。所以，风波后的调换班子，一下子走掉三人，其中就包括老孙。他悄悄地从首师大来，又悄悄地回首师去。那天，我见他像普通人离职一样，端着个放有资料的纸盒子出现在马路上。我向他默默点头示意，心里如打翻五味瓶。
他并没有受到什么处理。但明眼人知道，他是因为这样的“问题”而受到牵连。也正因为这个众所周知的问题，社会上再也无人知晓孙长江。
他回到首都师范大学，我们住在一个院子。偶而的时间我去他家里坐坐。他满满一墙壁的几层书籍，那些书陪伴着他的余生。有的时候，我能在院子里看到他在老伴的陪同下散步。他的腰渐渐地弯了下来，如同辛勤了一季而弯下的稻谷。那种更加成熟而厚重的体态使你凄凉而崇敬。有一段时间，我看不到他出来散步了。心想，他或是去国外女儿那里，或是又住院了。再后来，我看到他出来就坐轮椅了。他被人推着，还如以前那样地笑笑。岁月的风霜在他的脸上又刻下了深深的印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