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遥远的青藏高原，曾有过一个强大部落的存在，那就是吐蕃。
与其说这是一个原始的部落，不如说这是一个强大的王朝。
吐蕃王朝从西方对整个大唐的统治产生威胁，其内部的行政和民事建设，也渐趋完善。
在整个国家建设体系中，法律制度起到了基础性和奠基性的作用。
不过吐蕃王朝却有着这样一个怪象，他们的民事法律建设非常完善，普通民众之间的相处模式，也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之中进行。
但他们的行政法律却有所欠缺，法的公平公正的本色，并未在吐蕃王朝的行政法律中有所体现。
更关键的是，他们的法律制度和宗教有着极其紧密的关系。
为何吐蕃王朝的行政法律会出现断层？他们的法律制度又从何而来？
联系佛法，建设法治
大唐是一个繁荣的朝代，唐朝统治者们也有着一贯的骄傲。
作为中原王朝的绝对控制人，他们一向不把少数民族政权放在眼里，但只有一个政权，曾令他们感到深深威胁。
这个政权来自中原的西南部，是位于青藏高原的吐蕃王朝。
后来的人提起吐蕃王朝，总是会想到那位最著名的领袖，松赞干布，提起松赞干布，人们又总是会想到文成公主进藏的故事。
实际上除此之外，他也是一位相当具有政治才能的领袖。
在他的统治之下，吐蕃王朝由一盘散沙变成更有凝聚力的集体，王朝的各方面体制建设也渐渐完善。
松赞干布最为人称道的政绩，就是在吐蕃王朝建立了相对严密的法治体系。
他们的法律制度和思想理念，与根植于本土的宗教有着深深联系。
宗教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甚至某些宗教信仰则成为了人们的生活标准。
正因如此，王朝内部的民事法律才会建设得如此充分，因为这直接与宗教相关。
至于行政法律，则变成了断层式的存在，毕竟宗教与政治之间，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
西藏地区影响力最大的宗教，除了大众所熟知的佛教之外，那就只有受到了人们普遍认同的本土宗教，苯教。
苯教在西藏地区生根发芽之时，佛教还没有从天竺，也就是印度传入中国，作为本土宗教，苯教对民众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它的核心思想是万物有灵，人不是天地万物之间的主人，也不能在高高在上的位置俯瞰众生。
天地之间，每一种生物都自有其运行规律。
人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应当尊重他们的规律，尊重世界的自然法则，尊重身边的一切。
万物有灵，这是上天对民众的宣告，同时也是一种行为上的约束。
正是因为其他动植物都有灵性，所以人类才不能随心所欲地伤害别的生灵。
也正是因为万物有灵，不同部落之间在产生斗争和纠纷之时，大部分人往往会在宗教精神的指引之下，给敌人留下最后一点退路。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一宗教与强调仁义的其他学术流派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复杂的信仰往往会使人与人之间产生一定的距离感，所以在宗教的影响之下，整个西藏地区也呈现出相对松散和分裂的状态。
若是能在宗教的基础之上建立一种赢得共识的制度，整个地区才能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佛教的传入，给宗教团结带来了一丝希望。
松赞干布成为吐蕃王朝的首领之后，佛教才传入西藏。
他是一位相当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者，从当上首领开始，他就一直在向王朝内部的诸多官员和民众强调，整个王朝一定不能以封闭的形式发展。
人们必须走出去，以包容的眼光去看待和接纳其他文化的先进之处，甚至能以辩证的方式去引入先进文化的长处，本地区的文化才能够实现创新和长远发展。
至于佛教，这正是松赞干布为吐蕃王朝带来的一丝光明。
在此之前，本土宗教一直倡导民众重视自然，重视世界万物，但唯独忽视了自身的价值。
而佛教不同，佛教讲究众生平等，每一个人都是被浩瀚的佛学文化包容的个体，每一个人的人生尊严和价值都应当得到肯定。
佛教的出现，让大多数处于迷茫状态的民众重新找到了方向，久而久之，它也得到了更多认可和接纳。
在发展过程中，佛教逐渐取代本土宗教，成为了最受当地民众推崇的一种宗教形式。
而佛学文化的传入和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王朝内部法律制度的建设。
佛学文化当中的某些观念，更是成为了民事法律制度建设的蓝本。
比如佛学当中讲究不偷盗，它强调个人财物的所有权和归属权，每一个人只能享用自己所有的财物，不可随意侵犯他人的财产权利。
在此基础之上，王朝法律作了更为完善的规定。
凡是偷盗之人，将会根据其情节轻重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
法律给偷盗的数量定下一定的标准，在标准之下，偷盗者需要全数返还所有物品，并作出相应的补偿。
若是在标准之上，偷盗者也许会面临抄家乃至杀头的惩罚。
又比如说不杀生，不可滥杀生灵，不可侵犯他人的生命权，在此基础上，法律又作了延伸。
杀人者，必将付出生命的代价。
若是故意杀人，凶手将会被法律处以死刑，若是意外杀人，法律也会根据凶手的犯罪过程而作出相应的处罚。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些传统文化中天经地义的事情，也被写进了法律体系之中。
由此可见，吐蕃王朝的法律几乎都围绕着民事行为展开。宗教本身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而与宗教相关的法律，自然离不开民事的框架。
但是在行政权力层面上，法律没能作出相应的规定，这也是吐蕃王朝法治体系的一大漏洞。
内部问题，导致缺陷
行政法律之所以会出现断层，这与吐蕃王朝的内部问题有很大的关系。
王朝内部的松散结构，让行政法的出现变得极为困难。
众所周知，早前的吐蕃王朝由各大各自为政的部落组成。
部落与部落之间有着竞争甚至敌对关系，有些部落首领甚至抱有你死我活的斗争观念，王朝内部并不团结，整体结构趋于分裂。
这样的现象，正是大唐统治者喜闻乐见的局面。
王朝内部松散，政权就不可能真正强大。
只要吐蕃王朝不做强做大，他们就绝无可能对大唐产生统治上的威胁，可松赞干布的出现，却扭转了社会现实。
他是一个具有强硬手腕的统治者，也是一位相当睿智的政治家。
在他的领导之下，各个部落逐渐放下分歧与隔阂，开始向着团结和统一的方向靠拢。
政权内部的松散程度有所减轻，行政法才有出现和发展的可能性。
但是与传统的民事法律相比，行政法律出现的时间实在太晚。
由于起步较晚，在后续发展过程中，它也呈现出先天不足的特征，甚至出现了断层的现象。
王朝内部的财产归属和权利划分，同样也不利于行政法的发展。
众所周知，法律和财产可以直接挂钩，尤其是在财产私有制社会中，法律可以保障财产所有者的利益。
然而在吐蕃王朝，底层民众几乎没有财产所有权，对于占据着庞大人口数量的奴隶来说，财产更是空中楼阁。
他们是人，同时也是贵族和奴隶主的财产，当人沦为财产之后，他们就可能被贵族肆意分配，他们的人生结局也没有办法被自己掌控。
这是一种畸形的财产现状，导致了严重的阶级落差和分化。
王朝中的贵族占据着绝大部分的土地资源以及其他的社会生产资源，所以在生产劳动中享有绝对的优势。
而底层百姓，既是劳动者，也是贵族手中的工具，他们创造的一切劳动价值，最后都会成为贵族占据的财产。
奴隶经济的存在，限制了吐蕃王朝的财产发展以及制度完善。
那么相应地，整个王朝的行政法律也会发展缓慢。
松赞干布作为一个头脑清醒的领袖，他也意识到王朝存在着这样明显的短板和漏洞。为了推动社会进步，他必须想办法弥补。
只是，整个社会的发展基调，注定了他的弥补效用有限。
吐蕃王朝本就是一个以宗教为核心建立起来的行政集团，只有宗教才有可能成为民众心中的信条。
至于法律，它最多只能成为底线，成为一种强制性的保障。
深入人心存在的，往往是宗教。而宗教在行政层面上的欠缺，也就导致法律在行政层面上的欠缺。
久而久之，就连统治者也对行政法的问题无能为力。
对外交流，积极学习
从吐蕃王朝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在没有法理精神奠定基础的情况下，民事法可以从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中产生。
这一点，与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建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西方国家首先产生了法理思想，比如罗马法的思想，比如人文主义思想，比如启蒙运动中的某些思想观念。
在此基础上，资产阶级建立并完善资本主义法律制度，以此来保障国家政权平稳运行。
先有理念，后有制度，再有创新，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可是在吐蕃王朝，法律的建设根本谈不上理想。
这里的地理环境相对封闭，文化建设也相对落后，先进的法治理念并没有生存空间。民事法是在民事行为中产生，而非从法治理念中产生。
在后续的行政法发展过程中，松赞干布意识到了对外交流的重要性。他积极来到政权更为先进的唐朝，积极与周边国家的政治领袖结交。
从他国的治理经验中，他能够对症下药，找到行政法的发展方式。哪怕速度缓慢，他也能推动整个王朝走向光明，这就已经足够。
结语：
吐蕃王朝的法律和法治建设，实在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文化发展背景，使他们的法治体系与宗教文化密切联系在一起。
宗教与民事相关，所以他们在民事法律上有着许多创造性输出，宗教忽略了行政，所以行政法也就成为了他们的法制短板。
参考资料：
《唐书》
《西藏王统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