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场诗：
三百万年人类史
匮乏塑造贪嗔痴
物演天择终有意
总把新知换旧知
本文是百花园清风读书会第19期的文稿，由主理人@老稻介绍河森堡出版于2018年的《进击的智人》一书。
河森堡原名袁旭，1988年生人，国家博物馆讲解员。河森堡是网名，为了致敬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
《进击的智人》在极其宏伟的视角下，回顾了早期人类300万年的演化史，以及8000年的农耕文明史，其中的核心关键词是：
匮乏。
匮乏统治了人类99.99%的历史，塑造了人体器官的工作模式，而应对匮乏则是我们思维方式的逻辑底层，也是历史与文明发展的一条暗线。
食物的匮乏让直立人走向草原，性资源的匮乏让男人们彼此搏斗，而饥荒中蛋白质的匮乏让人们不得不吞噬彼此的血肉。可以说，匮乏塑造了人类、人性和历史。
河森堡身为国家博物馆的前讲解员，在《进击的智人》这本书中旁征博引，纵横捭阖，横跨生物学、地理学、气象学、历史学、心理学、考古学、医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个领域，但实际上回答的却是小区保安的经典问题：
你是谁？
你从哪里来？
你要去哪里？
【读书会信息】
主题：匮乏如何塑造了人类、人性及历史——读河森堡《进击的智人》（百花园清风读书会第19期）
主讲人&日期：@老稻 |2024年4月24日
提纲：1、我们可能都是食人族？2、汽车、火车、铁轨如何分类？3、明朝灭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4、文明是被野蛮推动的？
【文稿】
《进击的智人》这本书很有趣，我做了16000字的笔记摘抄，限于篇幅，这里只介绍几个印象深刻的片段，推荐大家购买纸质书，相信我，值得一读。
书一开始，就给我们描述了一个恐怖的情节，同时也带来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推论：
一、我们祖上可能都是食人族？
1957年，美国一位病毒学家在新几内亚岛担任医疗官时，接触了几个被巫术诅咒的原始部落（处于石器时代）的妇女，她们的身体突然开始出现了一些异样：
脸上不可自抑地露出奇怪诡异的傻笑，全身不停地颤抖，说话颠三倒四，走路丧失平衡能力等等，这让她们看起来就像被恶灵附体一样。
通常在3到6个月后，她们会彻底失去平衡能力而瘫倒在地，颤抖着发出凄惨诡异的狂笑，最后把自己活活饿死。因为他们会渐渐失去吞咽的能力，口中就算塞满了食物也无法下咽。
而这只是死亡的方式之一，另外的一种死法就煎熬多了——被诅咒的人会因为大小便失禁而整日瘫痪在自己的屎尿中狂笑，最终褥疮中毒而死。
科学家后来发现，这些“被诅咒者”的脑部被某种东西蛀成了海绵状的中空结构，这就是她们出现各种疯狂举动的直接原因。这个东西叫做“朊病毒”。
朊病毒的传播途径是——吃人。
新几内亚岛位于太平洋，马来西亚群岛与澳大利亚之间，是世界第二大岛。因为长期与世隔绝，且岛上环境不利于饲养猪、牛、羊、马一类的大型牲畜，造成蛋白质的匮乏。在这种情况下，几十公斤重的新鲜人肉在当地一部分土著人眼中自然没有任何浪费的理由。
但为什么有些土著人也吃人肉但没有被传染呢？科学家发现他们的染色体中有抵抗朊病毒的基因。然后科学家们干了一件特别损的事儿——在全世界范围内做了广泛的调查，发现这种抵抗朊病毒的基因在各个民族中普遍存在。
这事儿为什么特别损呢？我们推理一下：
在上古洪荒之际，远古时代的人类也面临着新几内亚岛上的那种绝境，在食物或者蛋白质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我们的祖先彼此追逐和杀戮，胜利者肢解了失败者，并且吞噬了他们的血肉，那些对朊病毒没有抵抗基因的胜利者随即被蛀空了大脑，在屎尿中惨笑而死；那些有抵抗基因的胜利者则存活下来，生下了同样具有抵抗基因的后代，他们就这样一代一代地延续到了今天。
所以，这个推理指向了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可能：我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是被食人的历史筛选出来的。
另外一个结论是：人类历史中任何社会行为，都有其自然科学的底层逻辑。
二、什么是人？
朝鲜动物园有一只90后（1998年出生）的网红黑猩猩，它会抽烟。它用打火机给自己点烟时的样子熟练得像个老烟枪，目光放松淡然，深沉的侧脸在迷离的烟雾中看起来像一个厌倦了江湖恩怨而选择在胡同里修车维生的“老炮儿”。
所以你看，所谓会使用工具、火，并不能把人类和其他动物区分开来。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用她将近50年观察野生动物的经验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任何一条清晰的边界可以将人类和其他动物分开。”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发现什么事情是只有人类能做而别的物种绝对做不到的。
目前的一种学术观点认为，所谓的人类，可以被大体描述为：“习惯性直立行走的灵长类”。
直立行走是一种复杂的行为，其起源和发展肯定存在多种因素，但是这些因素都受一个底层逻辑的支配，那就是像幽灵一样的两个字：“匮乏”。
采用直立的姿势，腾出双手协助吃东西更快，这在食物匮乏且充满竞争的环境下是个巨大的优势；在能量补充困难且需要长距离转移的环境中，站起来走路更加节能，走得更远，也就是说获取食物的半径扩大很多，这也是个巨大的优势。
早期人类用直立行走的方式去应对匮乏，实在是个妙不可言的主意，但它也有没有缺点呢？有，那就是相对于身高来说更窄的盆骨。
狭窄的产道
本来呢，盆骨变小可以让我们在直立行走时靠轻微的身体摆动保持平衡，大大减少能量的损耗。但是同时也意味着女性的产道也随之变得狭窄——偏偏人类为了匮乏，长出了一个大脑袋（后面会讲），这两个性状的残酷共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杀死了无数的妇女和儿童，也深刻而久远地改变了人类的命运轨迹。
不说旧石器时代，即使到了20世纪20年代的民国时期，新生儿死亡率最高还能达到匪夷所思的30%，产妇死亡率也高达到1.5%，平均下来，当时的中国，每天因分娩而死的孕妇就有大约500个。
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人体本身的结构：相对于母亲窄小的盆骨和产道来说，婴儿的头颅实在是太大了。为什么人类会有大脑袋呢？
大脑袋之知识
因为，在严酷的自然条件造成的普遍匮乏下，关于生存的知识对于物种个体乃至族群的延续是至关重要的。
对于脊椎动物来说，每当致命的匮乏来临时，那些脑容量大的个体会更加高效地调动自己脑内的知识，以更好地应对匮乏的考验，而那些脑容量小的动物个体在匮乏来临时，更有可能因为脑力不足而走向毁灭。
要想更好地应对匮乏，人类需要更大的知识储量，也就是脑容量在物理尺度上的增大。
大脑袋之“彼此”
除了知识，早期人类还需要记住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彼此”。
老虎狮子等猛兽也明白这个道理：一对一捕食一个古猿很容易，但是面对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古猿，恐怕就只能止步不前。
集体行动看似简单，实际很难，因为真正意义上的集体行动，并不仅仅意味着他们在空间上彼此靠拢，还意味着在精神上要彼此连接，这需要具有额外的脑力。
比如说，黑猩猩是自然界中与现代人有着最近亲缘关系的动物，它们的群体规模通常在40~60只，这个数量是由它们393.8毫升的平均脑容量决定的。
人类祖先的脑容量应该在450~600毫升之间，其团体规模应该超过黑猩猩的平均40只的水平，南方古猿群体的规模大概在67个左右。将近70只古猿拎起棍子和石头，任何猛兽恐怕都会陷入深深的沉默。
今天的现代人平均脑容量为1500毫升左右，据罗宾·邓巴先生的观察和统计，现代人的团体规模极限是148人，粗略估算大概为150人，这就是著名的“邓巴数”。这是现代人建立稳定关系的人数极限，一旦超过了“邓巴数”，我们的大脑就会出现记忆模糊。
人类的祖先在集体行动之外还具备了另一种特质，使得恐猫的袭击无法轻易得逞，也使得我们在面对危险和苦难时可以相互照应，那就是——共情（Empathy）。
大脑袋之“共情”
在匮乏的大环境中，那些共情能力更强、更能团结一致彼此照顾的个体也就更容易成功地应对威胁、进行迁徙。当食物紧缺的时候，共情又使得团体内部的不同成员懂得彼此分享，共同承担生存的压力。
对于人类来说，共情涉及的主要脑区是前脑岛、前扣带回以及杏仁核等大脑边缘结构，这些脑区与基本的情感反应有关，在人类进化中出现较早，对人类的基本生存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共情同知识一样，不可能凭空存在，它们也需要相应的脑部结构作为其存在的物理基础。所以，几百万年来，我们的大脑是被知识、彼此、共情一起撑大的。
我们都是早产儿
刚才讲了，为了应对匮乏，人类既需要狭窄的盆骨以便直立行走，又需要一个大脑袋存储知识、集体行动、产生共情……既要且要，就造成了婴儿和产妇死亡率极高的后果——这显然不利于繁衍，按理说这样的物种早就该灭绝了。
幸亏，我们的一部分祖先的基因里带有早产的特征——这是一种尴尬但是取巧的方式，解决大脑袋小盆骨的困扰，那就是趁胎儿没有完全发育成熟时就先把他“挤”出来。瑞士生物学家波特曼称之为“生理性早产”，他认为人类的婴儿普遍早产了1到3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就是婴儿对母亲窄小产道的适应。
这个早产儿的解决方案堪称完美，不仅“既要且要”，还带来了一个额外好处：长寿基因更好地被扩散了下来。
著名人类学家詹姆斯·奥科纳尔曾经提出过一个姥姥假说，大意为当一个年轻女性在生育后由于照顾孩子而陷入困境时，孩子的姥姥就会挺身而出，帮助自己的女儿搜集食物、照顾孩子，这无疑大大减轻了女儿和宝宝的生存压力。
但是要想实现这一点，首先就是姥姥的寿命要足够长，至少要能活到自己的女儿性发育成熟并且完成生育。这种相对长寿的基因也会因此被筛选和扩散开来，于是人类的寿命也变得越来越长。
同时，寿命的延长往往意味着更长的发育时间，而更长的发育时间会让成年后的个体具有更大的体格。或许可以说，正是母亲对女儿的关爱使得人类变得长寿和高大，这真是一件让人感觉暖心的事情。
如此看来，人类无论是在性状上的适应还是在行为上的适应，都是为了应对那个永恒的难题：匮乏。
三、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有关性的
英国诗人奥斯卡·王尔德曾经说过一句话：Everything in the world is about sex, except sex. Sex is about power.
这句话的意思是：“世界上一切都是关于性的，除了性本身。因为性是关于权力/力量的。”
解释这句话，可以用中国的例子：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出现的性的匮乏，形成了巨大的历史惯性，直到今天，中国绝大多数人都依然生活在这个性的匮乏所带来的影响之中。
上海复旦大学的严实博士曾经在全国范围内做过广泛的采样，他发现大约60%的中国男性都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五大超级祖先的后代。
超级祖先是指新石器时代有几位男性似乎得到了更多的生育机会，这使得他们繁衍了非常多的子孙，这些子孙继续开枝散叶，实现了广泛的基因扩散，他们的血脉最终汇聚成了中国人口的汪洋大海。
他们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繁育出了大量的后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目前有学者推测，很可能是因为他们靠权力实现了对性的垄断。
旧石器时代智人部落之间曾有的暴力冲突，到了新石器时代变得更加激烈了，因为农业使得人们无路可退。
在采集和狩猎的时代，人们居无定所，交战失败的一方可以迁徙到别处生活。然而到了新石器时代，农业使得人们定居下来，胜者通吃。交战双方往往会以死相搏，于是很多男性战死，而与女性生育的权力则集中在了少数胜利者手中，他们是被一场场胜利筛选出的统治者和战斗英雄。
科研团队根据数学模型推测，在新石器时代，成年男女的婚配比例为1∶17，大多数男性都没能留下自己的后代。性的匮乏使得男性一刻不停地相互竞争、打斗甚至彼此残杀，广泛且频繁的暴力行为在新石器时代达到了空前的高潮。
四、男女之别
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男性的主要工作是狩猎。那些注意力狭窄而集中便于锁定猎物的男性更容易生存，经过漫长的演化，男性大致都具备了这种特点；而女性的主要工作是采集，注意力分配得宽广有助于在采集的过程中发现各种难以察觉的细节，同样原理，女性也大致具备了这种特点。有趣的是，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出现的性别差异到今天依然影响甚至支配着我们的行为。
在采集和狩猎的部落中，大概有60%~80%的食物是由女性提供的，因此在旧石器时代的很多族群中，女性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并不低。今天有很多人类学家坚信一点：
父权社会极有可能是在农业生产开始之后才形成，男女的社会地位之所以会失衡是因为社会的经济生产方式变了。在农业生产开始以后，人们开始在居住地附近种植农作物，相对来说，谁的力量大、耐力好，谁的产量就更多。因此在农业社会中，男性成为了主要劳动力，他们也为家庭提供了更多的食物，其直接结果就是男性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都得到了提升。
然而，人类真正开始农业生产的时间大约只有一万年左右，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占非常小的比例，对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间来说，男女之间的失衡并不是常态。
从生产方式来看，“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价值观仅仅源自极其短暂的一段时间，与整个人类进化的辽阔尺度相比，这种价值观显得非常狭隘。
五、大禹治水
在世界很多地方的神话传说中，都有着关于上古时代大洪水的内容，从两河地区的写满楔形文字的泥板到《圣经》，大洪水存在于很多民族的记忆之中。
有不少证据证明，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华夏大地确实被一场惊天动地的洪水浩劫所洗礼，这场浩劫所引发的一系列匮乏压力，也使得华夏民族迈入了文明的门槛。
与积蓄了深厚力量的黄河搏斗，单单依靠一个人或者一小部分人是绝无可能的，在原始社会劳动力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想要应对浩劫、缓解危局，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地将人力组织协调好，实现人与人之间合力的最大化，正是在这种权力不断集中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口也渐渐地被置于极少数人的主宰之下，在气候突变带来的巨大困境中，人口的大量聚集带来的量变终于引发了质变，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政权诞生了。
不少学者认为，大禹治水或许并非依赖于他个人的才华，他提出的疏导之法也未必能从根本上应对恐怖的洪灾。华夏先民之所以能够渡过劫难继续向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自然渐渐平息了怒气。
王者大禹并没有战胜山河，而是大自然亲手对他进行了加冕。
六、水稻、汽车、火车与铁轨
这里做一个思想实验：将“汽车、火车、铁轨”这三样东西分为两组，你会怎么分？
大致的统计结果是这样的：倾向于把汽车和火车分为一组的，大概率是北方人；倾向于把火车与铁轨分为一组的，大概率是南方人。
结合本章标题，聪明的读者可能猜到了，这大概与北方种小麦，南方种水稻有关。
水稻的驯化是华夏民族为整个人类做出的最大的贡献之一，包括河姆渡遗址在内的一系列考古发掘都以无可争议的事实证明，中国地区的人们更早地种植并驯化了水稻。
这种不同的分类倾向，有可能是不同地区的农作物种植方式导致的，水稻是一种对水量需求相对较大的农作物，要想更好地种植水稻往往需要修缮一些水田和水利工程，这种工程通常需要多人大规模地协作，在这种社会氛围之下，人们往往更看重人与人之间，或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联系，他们将火车和铁轨划分在一起，是因为火车在铁轨上才能行驶。水稻区的人们看中的往往是事物之间的联系。
小麦种植区的人们不需要大规模协作兴修大型水利设施，所以人和人之间相对更独立，更看重人与事物本身的独立属性，而不是互相之间的联系，他们更倾向于把汽车和火车两种独立的车辆归为一类，这种思维方式更具有个人主义色彩。
七、明末的地狱
“将一颗人头的双眼挖去，眼眶内塞入芥菜，再放到火上炙烤，颅骨里的大脑就会受热沸腾，眼眶中的芥菜也会动起来。当大脑完全凝固后，眼眶中的芥菜也就不动了，这时候撬开头盖骨，挖出脑子，可以盛两碗。”
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烹饪人头的技法来自地方县志《新修沾化县志》。万历四十三年，即公元1615年，山东地区大旱、蝗灾接连袭来，粮食生产完全崩溃，被匮乏封锁的山东大地已经变成了一个食人乐园，人头菜谱这种细节都被当时的知县李鲁生写进了县志里。
我们回顾明末历史时，往往会把焦点放在皇帝昏庸、奸臣当道、内忧外患等原因上。
但如果我们放眼全球就会发现，在17世纪，深陷危机的并不只有中国，同时代的西方世界也是哀鸿遍野。
比如，17世纪的法国先后被大灾荒洗礼过11次，据推测，17世纪末的一次大饥荒可能消灭了法国全国人口的10%，仅仅在1635年到1660年的25年间，法国人民就进行了156次起义。17世纪末，全英国1/4的人口处于极度贫困的状态，饥荒已经司空见惯。在同时代的德国科隆，每5万人中就有2万人在大街上行乞。1696—1697年，一场特大饥荒蔓延开来，芬兰全国人口消失了1/3。
总之，17世纪的欧洲经历了一个经济衰退、粮食减产、死亡率上升、社会叛乱频发的时代，各国普遍迎来了危机，现今的史学界通常将这场危机称为“17世纪危机”。学者乔弗里·帕克认为，当时全球可能有1/3的人口在频繁的战乱、饥荒和瘟疫中消失。
这种全球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在于，17世纪的气候较之如今要明显寒冷，尤其是在17世纪中叶，太阳活动明显减弱，寒冷进一步加剧，从而引发了全球各地一系列的动荡，从明朝晚期的不少记载中都可以看到极寒气候留下的种种迹象。
中国自公元前21世纪建立第一个王朝并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在4000余年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像明朝末年那么冷过，也正是在极度的幽寒之中，各种天灾在明末迎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集中爆发。天灾之密集、惨烈简直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大明万千黎民连一年安度都成了奢望。
无论是旱灾、蝗灾、疫灾，还是兵灾，它们只不过是“匮乏”的不同表现形式，这种匮乏是可以传递下去的，而野蛮的暴力就是传递匮乏最常见的一种方式。
所以我们说，匮乏塑造了人类，人性和历史。人类文明在匮乏的情况下前行，也可以说，人类文明是靠匮乏，包括匮乏带来的暴力推进的。
以上大致解决了保安经典问题的前两个：你是谁，你从哪里来。
八、从匮乏到稀缺
在英文中，匮乏与稀缺可以用Scarcity、Deficient、Shortage等词表示。然而，我觉得在中文里匮乏与稀缺细微的差别更有利于解释这本书的最后一个问题“你要去哪里？”
这个细微差别是我自己定义的：
“匮乏”指的是缺乏生存的刚需，更多由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决定；
“稀缺”更多指向满足基本刚需后更高级别的追求，更多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决定。
人类从诞生以来，几乎从来没有享受过“免于匮乏的自由”。我们之所以是今天的样子，是因为数百万年来，我们的生活中永远都有那么一些必不可少的事物处于匮乏之中。匮乏不仅塑造了我们的身体和心灵，也书写了我们的历史。
然而，如《三体》所说，人类在最近几百年，也就是人类演化史万分之一的时间里，发生了技术爆炸，仰仗于自然科学的力量和历史进程的机遇，如今的人类在面对匮乏时已经有了些许的喘息之机——衣食住行中的种种匮乏已经得到了巨大的缓解。
也就是说，今天的大部分人类的问题从“匮乏”转向了“稀缺”。
问题在于，人类对匮乏的恐惧已经写入了基因，面对今天的“稀缺”问题，依然习惯性地以“匮乏”的方式加以应对。
比如说，如果外星三体人看目前地球上发生的事情，俄乌战争、哈以冲突、蓝绿驴象之争，也许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明明已经解决了“匮乏”，或者说已经有充分的技术去解决“匮乏”，为什么用应对“匮乏”的方法去应对“稀缺”呢？
匮乏不会使人类彻底灭亡，应对匮乏更使人类产生了文明、科技。然而，最先进的科技基本都率先应用在杀人武器上，并且在今天，这些可以毁灭全人类的科技被用来应对的，不是人类刚需的“匮乏”，而是解决了基本生存之后的“稀缺”。
几百万年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大自然的严酷并未能灭绝人类。但近几百年人类自己发明的东西却可能灭绝自己——比如核大战。而引发灭绝之战的原因，比起当初人类祖先面对大自然的严酷考验时，简直就是鸡毛蒜皮，不值一提。
《进击的智人》最后一段，河森堡是这么写的：
然而，我们与匮乏的搏斗依然会继续，当我满怀敬意地将这场绵延百万年的搏斗写进本书时，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假如有一天“免于匮乏的自由”真的实现了，我该说些什么呢？
那么，按照我对“匮乏”和“稀缺”的定义，也许今天大部分人类已经实现了“免于匮乏的自由”，真正面对的是“稀缺”问题，我们应该采用哪种不同于“匮乏”的应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