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鲁迅先生以3500个大洋的价格在北京八道湾胡同购得一座拥有三十几间房子的四合院。在这座房子装修完毕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频繁前来拜访鲁迅和周作人兄弟。

1922年,北京大学聘请俄国诗人爱罗先珂担任教授,负责教授世界语。但爱罗先珂在北京却没有合适的住处。于是,蔡元培先生请求鲁迅和周作人将他安置在后院的客房里。

有读者疑惑:作为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先生难道没有自己的住处吗?

蔡元培先生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学者,担任过北大校长和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是当时的顶尖人才之一,收入丰厚。据说他每月固定工资为600银元,加上稿费收入,收入颇为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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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人误以为民国时期的学者不喜欢购买房产,而是更倾向于将钱用在其他方面,这种观念是错误的。事实上,就像普通老百姓一样,民国学者也渴望有属于自己的房子。

以鲁迅先生为例,他在1919年花费3500大洋购买了一座宽敞的四合院,在北京八道湾胡同为弟弟周作人、母亲和妻子提供了一个舒适的住所。

这座四合院非常宽敞,据许寿裳先生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描述,院子的面积足以举行运动会。

后来,蔡元培先生聘请俄国诗人爱罗先珂担任北京大学教授时,爱罗先珂因没有合适的住处,蔡元培便请鲁迅先生将他安置在四合院后院的客房里。

蔡元培先生的工资足够在北京全款购买一套四合院,甚至还有余。但他一直不愿购房,也不想成为房奴,其原因可能有很多。

蔡元培先生是一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他的人生追求着重于为国家和民众奉献,注重精神价值而非物质追求。

他为了邀请爱因斯坦来华演讲,不惜花费1000美元(约合2500大洋),这笔费用相当于他半年的工资,甚至可以购买一套房子。尽管爱因斯坦在中国停留时间不长,蔡元培仍愿意为传播知识投入重金。

蔡元培还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公益组织,经常自愿捐款支持公益事业。他经常帮助有困难的学生、亲戚和朋友,无论求助者身份如何,只要是真正有需要,蔡元培总是慷慨解囊。

在民国时期,战乱频繁,北洋政府无法拨款支持教育事业。蔡元培作为北京大学校长,主动为学校提供资金支持,尽管这给他带来了很大的经济负担,却也让他无法购买房产。

由此可见,蔡元培先生心系国家民生,将资金用于公益事业,致使他无法置业。

蔡元培先生的生活确实是很奢侈的。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从小就养成了挥霍的习惯。父亲是当地著名钱庄的经理,所以家庭经济条件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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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蔡元培从小就养成了豪放的性格,不懂得节约,喜欢随意花钱。他的第一任妻子常常为此与他争吵,因为他不懂得理财,总是花钱大手大脚。相比之下,妻子非常节俭,喜欢省钱。

作为一个文人,蔡元培的开支主要用于购买书籍和交友应酬。他喜欢购买各种珍贵的中外书籍,甚至不惜高价购买。由于书籍太多,他经常搬家,而无法承担太多的书籍负担,所以会捐赠给北京大学。但是每次搬家后,又会重新购买书籍,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

蔡元培喜欢与文人雅士交流,经常举办宴会。他对朋友很慷慨大方,对有才华、对国家有贡献的朋友尤为重视。他也乐于助人,不管是国内朋友还是外国朋友,遇到困难都会伸出援手。但由于结交朋友广泛,开销也随之增加,导致他的收支状况不平衡。

蔡元培先生在北洋政府时期,由于政局混乱,财政困难,教员们的工资常常拖欠。据记载,蔡元培先生虽然经常应酬花钱如流水,但他每个月的薪水都是入不敷出的。尽管身处贫困,但他始终保持清廉,拒绝任何私自增加工资的行为,不助长贪污腐败之风。

有一次,有人在北京大学为他多添加了200元的工资,蔡元培发现后立即将多余的钱退回,还告诉相关工作人员要严格遵守学校的制度,不可私自为他开小灶。

蔡元培先生展现了一名知识分子高风亮节的品质,即使有权力也不以权谋私,这种行为值得赞赏!

蔡元培先生晚年时期在上海居住,但由于战乱频发和生活不稳定,他经历了多次搬家。尽管如此,他仍保持了清廉的品行,拒绝了贪污行为,并且在七十岁大寿时,收到了朋友们送的一份珍贵礼物:一栋房子。

这份礼物不仅代表了朋友们的情谊,更是他们对蔡元培先生一生奉献于国家文化事业的敬意。蔡元培先生在回信中引用孟子的典故,谦虚地接受了这份礼物,并表示自己终生致力于国家和文化的事业,这也是对朋友们的好意的回应。

然而,由于时局变迁,蔡元培先生最终并未能享受到这份房子带来的安宁与稳定。他在抗日战争时期不顾个人安逸,积极为国家募捐资金,号召民众奋起抗敌。最终,他在香港逝世,没有拥有过自己的固定住所。

这样的生活经历体现了蔡元培先生舍小家顾大家的高尚品格,他作为一位文化大师和知识分子,承担起了国家和民族的责任,虽然没有拥有过自己的家,但他却拥有着恒久不变的高尚品德和对国家文化事业的无私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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