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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在集智俱乐部,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与公共管理学院合聘教授罗家德老师,从复杂系统管理学的角度深入剖析三网合一(即一个人与人的互联网、AI与AI的物联网以及人机相联的网)的工作环境将会如何影响我们的工作内容、工作流程以及组织的结构与管理。具体而言,第一部分介绍了AI环境下的组织结构与工作流程再造,第二部分阐述新流程、复杂管理与社会计算,第三部分概述了中国思想、复杂思维与社会计算。


集智俱乐部「」邀请同济大学组织仿真中心主任陆云波,东华大学教授荣智海,以及产业界复杂科学推动者、树兰医疗集团总裁郑杰,北大纵横合伙人陈雁鸿共同发起。新的一季读书会聚焦在自组织、多主体模拟、创新型管理、网络等方向,分享复杂系统管理领域的前沿理论、经典科普图书,旨在促进学术交流、知识分享以及跨领域合作,共同探讨复杂科学理论在复杂系统管理场景的应用、实践与展望,一起应对复杂多变的人类发展未来。这是集智俱乐部的第一个全国性线下读书会,从2024年4月20日开始,每周六下午3:00-5:00,预计持续10~12周,期待您的积极参与,和我们一起知行合一,践行理想!


研究领域:复杂系统管理学,自组织,组织结构,工作流程

罗家德| 讲者

姚晓瑜|整理

目录

一、AI环境下的组织结构与工作流程再造

  1. 引言:AI环境下的组织问题

  2. AI技术的发展:飞入寻常百姓家

  3. 变与不变下的自组织:戴尔公司的故事

二、新流程、复杂管理与社会计算

  1. 复杂系统视角的组织理论

  2. 系统演化框架

  3. 复杂系统中的集体智能涌现现象

三、中国思想、复杂思维与社会计算

四、总结

第一部分:

AI环境下的组织结构与工作流程再造

1. 引言:AI环境下的组织问题

在最近的社交媒体中,董宇辉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在这一事件中,一位编辑因为版权问题感到不满,这反映出在网络化、信息化的环境下,组织内部成员对于自己的权利和职责有了更加复杂的期待和要求。同时,当组织被外部因素,如公众舆论的介入所干扰时,传统的管理模式往往难以适应。回顾这一事件,我们不难发现,不论是董宇辉的个案,还是其他类似的网络红人事件,都暴露了一个共性问题:管理的复杂性。在类似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组织如何被外部因素所影响,进而暴露出内部的脆弱性或封闭性。这当中涉及到的不仅仅是单一的激励措施或组织纪律问题,更是如何在组织内部建立起更加灵活和适应性强的开放与复杂系统的管理方式,以应对外部的变化和挑战。

封闭系统的研究着眼点只在组织内部的管理、工作秩序的维护。而开放系统要考虑组织与外在环境的互动,要考虑如何从外在环境输入资源、人力与信息,并不断输出资源与信息。那么,组织内部如何能保持平衡与秩序?同时,面对外在环境的不断变化,作为一个系统,组织要如何不断地演化以求取持续的生存?作为一个复杂系统的管理者,我们需要从更宏观、更系统的角度来理解这些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思考,在AI、网络化和信息化的环境下,组织成员的期望、权利和职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组织结构和工作流程应该如何再造以确保组织的稳定和效率。

管理的复杂性问题普遍存在于各个领域,包括高等教育机构。作为一名教授,我亲身体验到了这种转变。以往,学生们常常感到不满,因为他们的努力常常被教师的名字所掩盖。如今,这种不满也同样影响到了教师群体本身。这反映出的不仅仅是个别事件的问题,而是一个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许多学生们面对这种组织结构选择了“躺平”,但我个人的经验告诉我,年轻人一旦找到他们的兴趣点,他们可以表现出极高的积极性和投入度,这也揭露了一个关键问题:如何激发年轻人的兴趣和潜能,以及如何在保持组织纪律的同时,给予他们足够的自由和创造空间。

对于组织来说,冲突和碰撞不应被视为纯粹的负面因素。相反,它们可以成为组织发展的机会,促使组织在新的基础上找到平衡点,组织需要时间和机会来自我调整和优化。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作为管理者,我们需要学会容忍和理解内部的不同声音,促进成员间的有效交流和合作,允许一定程度的冲突和自我组织。这种多元化的管理和领导风格不仅可以促进组织的内部发展,还可以帮助组织在面对外部挑战时更加灵活。

2. AI技术的发展:飞入寻常百姓家

在与哥廷根大学数学与计算机学院傅晓明教授合作的十五年间,我们专注于人工智能 (AI) 和大数据分析始何用在社会、经济、政治与管理的研究上,亦即社会计算学,我们都预知AI将成为每个人必备的工具,但ChatGPT的横空出世,让这个预测变成了现实。

回顾历史,我们看到技术的巨大飞跃。图灵团队在1943年成功研制了“巨人”的电子计算机用于破解德军的密码电报。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IBM System/360和IBM System/370的出现,大型企业和政府机构才开始广泛使用电脑。而今天,技术已经变得如此普及,以至于没有智能手机的快递员或外卖员几乎无法工作。我们现在看到的AI时代的迎面而来,其速度已经远远超越了过去的想象。但这种技术进步也带来了挑战。例如,AI的普及可能会导致某些职业的消失,或没有一定数量的AI工具辅助,个人可能无法胜任某些工作。这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社会学家经常讨论这种技术进步可能带来的社会危机,如大规模失业和职业结构的改变。因此,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中找到我们的位置。这不仅要求我们适应技术的变化,还要求我们重新思考职业道路和生活方式。我们必须理解AI和其他技术的影响,以及它们如何改变我们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并准备好迎接这些变化,利用它们为我们的社会和个人生活带来积极的影响。

从工业革命开始,我们见证了社会结构和职业领域的根本性转变。回看过去,我们可以观察到先进经济体都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转变为工业经济,又从工业为主转型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体。这种转变并非偶然,而是技术进步和社会需求变化的必然结果。例如,到19世纪后半叶,美国仍有8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工作,而现在这一比例减少到仅剩3%。与此同时,工业工人的比例也从20世纪中期的50%降至19%,大多数人转向服务业。这种职业结构的转变,反映了社会和经济的深层次演变。

在当前的背景下,特别是在AI和技术革新的推动下,服务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传统的服务业模式正在向更加技术驱动和创新导向的方向发展。例如,企业服务业的迅速成长,显示了新技术在提高效率和创新服务上的巨大潜力,这一点在我个人的工作经历中得到了体现。作为一名专注于基层和社区治理的学者,我也专注于智能化社区治理的应用与研究,并观察到尽管这一领域并非总能带来经济利益,但它在社会结构和民间组织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未来就业与社会服务的主力。与此同时,我也注意到,在企业服务领域,AI的应用和创新能够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诸如提供战略咨询、优化工作流程和组织结构的服务,已成为企业追求效率和创新的关键途径。这种变化也体现在董宇辉案例中,这一案例不仅是关于个别事件的处理,更是关于如何在组织结构和工作流程上进行根本性的思考。

此外,观察如京瓷的阿米巴模式、联想的人单合一模式和腾讯的赛马制度等创新组织结构,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这些案例展示了如何通过提供自主权和创新空间,促进组织的发展和员工的积极性。这种管理理念的转变,反映了对复杂系统理论的深刻理解,即组织应作为一个开放和动态的系统来管理,而不是一个封闭和静态的结构。自组织的核心理念,即给予个体更大的自主权和创造空间,应成为复杂系统管理的关键。在这一过程中,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管理的目标不仅是优化现有系统,而是要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变化的环境中寻找新的平衡。因此,我们在管理和战略层面上需要更多地依靠自组织的原则,而不是单纯依赖传统的层级结构。这意味着,管理者应该致力于培养团队成员的自主性和创造力,而不仅仅是对他们进行指挥和控制。总之,我们当前所面临的挑战不仅是技术上的,更关乎组织结构与工作流程。自组织为核心的管理在集智这一期的读书会中以不同名称介绍了很多次,所以我将不再重覆这一议题,而将主题推前,谈一谈复杂系统的战略问题,以及深化,谈一谈复杂系统管理的发展史,以及如何与社会计算相结合作出新范式的管理研究。

自改革开放初期以来,中国就经历了许多组织和管理上的变革,但不变的是,科技总是来自于人性,我们要想想,人会如何利用新技术?从工业革命开始的工业社会,其特点是大规模生产和消费,标准化生产和一致化生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模式正在解构,我们正走向一个更加复杂和多元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网络和开放系统的概念变得日益重要。管理学和社会学领域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关注这种转变,到了90年代,无边界组织和网络式组织成为流行的管理思维。这些概念进一步演化为平台思维,强调在一个开放和互联的环境中进行组织和管理。这种转变意味着,无论组织的规模有多大,其运作方式都越来越趋向于分散化、平台化和团队化。在某些产业,特别是艺术和娱乐行业,这种网络式的组织方式已经非常成熟。例如,电影制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中的各方如导演、编剧、演员和投资者,都以项目为基础进行临时性的组织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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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系统管理中的变与不变

总体而言,对于复杂系统管理学来说,自组织是一个核心概念。管理者需要关注如何在开放和网络化的组织中实践和理论化这一概念,这包括使用数学模型和算法作为决策的辅助工具,以及将这些工具应用于团队和公司的管理。

3. 变与不变下的自组织:戴尔公司的故事

戴尔公司在90年代的梦想是实现个性化的电脑制造和服务,即每一台戴尔电脑都是根据消费者的个人需求定制,这一梦想背后的动机是转变传统的工业时代生产和服务模式。在那个时代,戴尔的业务模型是基于大单的采购和销售,服务主要面向大型企业客户,如波音这样的公司,他们会一次性采购成千上万台电脑,并需要全面的网络解决方案和软件服务。然而,对于个人消费者来说,这种模式就显得不那么实际,因为个人消费者的需求更加多样化,且对于售后服务的要求也有所不同。

戴尔的这一梦想,是将整个从生产到销售再到服务的过程,转变为一个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个性化体验。在这个模式下,每一个环节都是定制化的,从生产到营销,再到最终的售后服务,组成一个网络上的虚拟团队提供服务,所有这些都是围绕个体消费者的需求展开。然而,戴尔的这个梦想并没有完全实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电脑制造商,如联想、华硕等,凭借大规模生产和成本优势,逐渐在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这些公司通过大规模生产和高性价比的策略,赢得了全球市场。相比之下,戴尔的个性化战略似乎没有能够带来足够的竞争优势,但这个愿景预示了未来企业运作的方向。

在AI时代,这种个性化的服务理念再次变得可能。AI技术的发展使得我们能够更加高效地理解和满足每个个体消费者的需求。例如,在一个文化创意社区中,可以有成千上万的细分兴趣小组,每个小组都有其独特的兴趣和需求,利用如GPT 4.0这样的技术,我们可以为不同兴趣小组设计和制造特色产品。在这种模式下,消费者不仅是购买者,同时也可能成为设计者和生产者。AI技术可以帮助他们设计产品,选择材料,甚至利用3D打印技术进行生产。此外,AI还能通过推荐算法在大型社群中找到潜在的购买者,从而实现更有效的市场推广。因此,我们可以预见,在未来,无论是产品设计、生产还是服务,个性化和定制化将成为企业竞争的关键因素。

这种新型的工作模式,我称之为“社群性平台”。在这个模式中,工作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固定职责,而是更多基于团队合作和网络协作。企业如腾讯、联想和京瓷等,已经开始采用以小团队为核心的工作方式,这种方式的核心是人与人、AI与AI以及人与AI的交互,通过互联网、物联网和人机交互网的结合,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生产、工作和消费环境。

兑现社群经济

在这里,我们以大健康领域为例,介绍其产业链串起的多社群平台。未来的健康管理将强调全生命周期的大健康管理,其基于对健康的广泛定义和对资源的有效利用,不仅涉及了医疗服务,还包括预防、社区公共卫生和个人健康追踪等多个方面。例如,我们正在进行的社区公共卫生项目就是这种新模式的实际应用。通过与腾讯合作的项目,我们能够在社区中安装摄像头和紧急按钮,在尊重居民隐私的同时提供必要的监控和支持,帮助照看那些需要额外关注的老年人。这种方法利用了先进的信息化和智能化技术,如AI算法,来分析和响应老年人的不同需求和情况,其目标是提前预防和准确追踪健康问题。例如,从医院出院的患者可以通过佩戴的健康追踪设备,如手环或腰垫,持续监测其生命体征,AI算法也可以分析这些数据,并提供个性化的健康建议和预警。

这种综合健康管理方式,将医疗服务从传统的医院环境扩展到日常生活社区中,更加注重预防和个性化。例如,心脏绕道手术的预防和追踪,如果得到有效实施,大多数手术是可以避免的。这种转变意味着将更多的资源和注意力投入到社区和初级保健中,而不是集中在更高层级的医院。这种健康管理模式的实现,将依赖于智能化技术和社群性平台。在这种平台上,从预防到治疗,从心理健康到老年养生,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由一个小团队来管理。这些小团队可能是由AI算法和少数真人专家组成,他们能够为个人提供定制化的健康管理建议和服务。

总之,未来的健康管理将是一个综合的、以社群为基础的平台,它将整合各种健康服务和资源,通过小团队和智能化技术为每个人提供定制化的服务。这种模式的核心是自组织团队,它们可能由几十到几百人组成,是未来工作和服务的主要形式。这种变化不仅影响健康服务的提供方式,也改变了企业的管理和运作模式,例如,企业需要根据自身情况和所处环境来确定权力下放的程度和管理策略。企业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放权,但通常会保留对某些关键领域的控制 (如财务权、信息权等) ,这种模式允许更大程度的自主和灵活性,同时也要求团队能够自行解决内部的冲突和问题。在组织结构上,企业需要在顶层设计和底线思维之间找到平衡,这种平衡在实践中需要不断调整和优化,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和经济环境。

第二部分:

新流程、新组织结构、复杂管理和社会计算

1. 复杂系统视角的组织理论

在探讨这一部分时,我们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自组织的概念。凯文·凯利 (Kevin Kelly) 在其著作《失控》中强调了自组织带来的秩序。他提出,在复杂系统中,“层级”的治理机制无法满足信息时代下的系统控制,而由下而上的自组织带来了社会新秩序与治理新力量。这一点在组织管理中尤为突出,特别是在我们考虑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和挑战时。

《复杂治理:个人和组织的进化法则》

我的研究和教学经历,特别是教授《组织社会学》这一课程,让我逐渐形成了对复杂组织特性的理解,这些理解后来汇集成我所合著的书籍《复杂治理:个人和组织的进化法则》,其中包括了对过去一百年来复杂组织理论的整理 (见下图) 。在组织理论的发展历程中,从泰勒的科学管理法、韦伯的层级制管理思想、巴纳德的协作系统理论,到西蒙的有限理性、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及新制度主义,以及格兰诺维特的新经济社会学,我们见证了理论的不断进化与融合。在古典组织理论中,存在两种对立观点:一方面是泰勒和韦伯代表的自上而下的理性组织模式;另一方面是梅奥和巴纳德代表的自下而上的自组织模式。这两种模式,在韦伯的“理想类型”方法论中,可视为组织极端的两种形态,象征着黑白、阴阳的对立,但并无优劣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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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系统视角的组织理论

巴纳德和梅奥的理论揭示的自组织模式,强调了人的自主性和组织权力的自下而上特性,挑战了传统理性系统中人作为“螺丝钉”的观点。组织中的人际关系开始受到重视,社会网的引入正好标志着复杂系统视角的开端。西蒙为这些理论做了一次“阴阳相融”,其将组织视为信息处理系统,将信息和决策置于组织研究的核心议题。他和合作者如马奇提出的概念,如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行为等,成为信息理论的关键。决策理论的发展揭示了组织作为开放系统的特性,强调环境变化下的持续决策和适应。环境的变化、组织的演化、信息的处理正是复杂系统视角下的组织理论的关键要素。

在面对环境变化的挑战时,组织设计的问题引发了开放系统理性视角的深入探讨。这个视角促成了多种组织战略学派的形成,并催生了如五力分析、SWOT分析等重要的战略分析工具。在治理理论领域,科斯和威廉姆森的贡献尤为突出。他们将组织视为交易治理系统,强调交易本身的性质和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市场上的交易成本和组织内部的管理成本。当交易成本过高时,组织可能将其内部化以降低成本,由此组织演化成为一种交易成本优化的结果。

然而,从开放系统自然视角来看,组织设计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例如,塞尔兹尼克将组织视为环境刺激的响应系统,强调制度环境的压力如何迫使组织按照外部要求行事。迪马吉奥和鲍威尔进一步指出,组织可能追求外部合法性,或主动模仿专业规范,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压力。这种视角揭示了组织在演化过程中的非设计性和不可控制性。

复杂系统视角则融合了这两种观点,认为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既可被设计又不可完全设计。组织的设计不仅限于精细规划,也涉及顶层设计。顶层设计的关键在于设定愿景和行为规范底线,提供自组织的空间和鼓励创新的制度。在这个框架下,组织能够适应外部变化并持续创新。格兰诺维特的观点进一步强调,将组织视为复杂网络系统,避免了过于理性或过度自然化的单一视角,而是将制度创新和系统转型置于开放系统动态过程中进行考察,强调在多元力量动态平衡中系统的前进。2000年以后,随着复杂系统和网络理论的发展,组织理论进一步拓展。这些理论强调行为与网络结构的共同演化,以及正负反馈所导致的涌现现象,这些现象成为了理解组织在开放系统中如何运作和适应的关键。

在AI时代,自组织团队被认为是公司内部和外部环境适应的关键。这些团队从下而上的力量可以推动企业流程重塑、组织结构调整和工作内容再造。这样的团队能够灵活地响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同时也能够在必要时由组织内部的策略性管理进行指导和调整。

在探索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各种实验模式时,我们可以看到自组织的鲜明体现。从义乌模式到蛇口模式,再到成都成渝实验区,这些都是地方层面上的自组织实验。这些模式展现了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智慧,即允许地方在中央的大框架下进行自主的探索和实验。通过这种方式,不同地区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尝试不同的发展模式,“让子弹飞一会儿”,最终形成一套适合自己的管理和发展策略。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实际应用中,自组织都是管理和社会计算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强调了系统内部动态互动的重要性,并提醒我们,有效的管理和组织结构需要能够适应和反映这种内部动态。此外,我们必须考虑进化论在组织理论中的应用。历史上,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拉马克的进化论曾引发激烈争论,但现代科学已证明,环境与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确实存在。这种相互作用,尤其是在RNA水平上的遗传学习和适应,为我们理解组织变化提供了新的视角。然而,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是,不仅单个物种需要适应变化,整个生态系统中的所有物种也需要共同进化,这一点在社会科学中尤为明显,例如我们上述提到的中国改革开放期间的各种实验模式。

2. 系统演化框架

最后,我们要聚焦的核心是企业战略在复杂环境中的布局。这种布局思维不仅仅是一种战术安排,而是深植于中国围棋文化的战略智慧。围棋中的布局思维强调的是如何在整个棋盘上进行综合考虑,预测对手的可能走法,并据此制定自己的长远战略。这一思维在企业战略中的应用,涉及如何在变化莫测的商业环境中预见未来,并据此制定长远的发展规划。在西方,这种深远的布局概念并不常见。西方战略更多强调对现有环境的直接应对和短期内的效率优化。而东方的战略布局则更注重于长期视角和整体的动态平衡。在企业管理中,这种思维方式可以帮助领导者更好地理解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中寻找稳定而有效的发展路径。

在复杂系统理论中,组织发展的过程可类比于生物学中的胚胎发育。如同受精卵通过分化和演化最终发展成为具有多样器官的婴儿,组织也经历了从初始状态到成熟阶段的复杂演化过程。这种过程不仅展现了自然规律的作用,还揭示了组织发展中的关键动态过程。瓦丁顿的坡模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说明了组织在其演化路径中所遇到的决策点和“势”。

瓦丁顿胚胎发育坡模型图

在传统层级制管理中,控制被视为主导机制。然而,在复杂系统的演化中,更合适的方法类似于太极中的“四两拨千斤”,即在关键时刻通过微小的干预引导整个系统沿着预期路径发展。这种管理方式强调在适当的时机和地点进行精确而有效的干预,以引导系统自然而然地走向预设的目标,下面的系统演化框架图展示了一个系统的阴阳平衡,可以说明这些内容。从复杂系统的视角来看,组织的演化并非单一线性的过程,而是在多个分岔点中进行选择和调整。系统的发展路径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内部动态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因此,不同的系统即使在相似的起始条件下,也可能因不同的选择而发展出截然不同的结果。

系统中“势”的演化与“拐点”示意图

因而,理解“势”和“拐点”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涉及到识别和利用系统内在的动态,也包括在关键时刻做出合适的决策。大势不可逆,但英雄可以顺势而为,趁势而起,造势成事,在分岔路上做出正确的选择。有效的系统管理不仅需要智慧和洞见,还需要科学的方法来预测和指导。例如,利用大数据可以帮助领导者识别“势”的发展趋势和“拐点”的出现,从而在多元势力的交织中发现和促进边缘创新,引导系统向有利的方向演化。在复杂系统管理的历史语境中,我们可以看到,自工业革命以来,英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主导地位是由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变革和政治决策所塑造的。这些事件不仅是政治和社会的重大转折点,也是复杂系统管理和演化的重要案例。复杂系统管理不仅需要考虑内部的组织和运作,还要关注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如何通过政策和社会改革来适应这些变化。AI时代的到来使这种适应和演化的需求更加迫切。变革的速度在不断加快,企业和组织面临的挑战也在不断增加。传统的管理模式已经无法适应这种快速变化的环境。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如何在这个新时代中,应用自然法则和自组织的原则,来引导企业的发展。

综上,复杂系统的管理涉及到深刻理解系统内在的动态平衡、多元力量的互动以及环境变化的影响。这要求领导者具备系统观、网络观和整体观,能够在多变环境中做出灵活而精确的决策,从而引导组织持续发展和创新。

3. 复杂系统中的集体智能涌现现象

2023年,我与林子秋博士在《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ual Meeting Proceedings》上发表了一篇论文“Cognition Diversity, Repeated Cooperation and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in Dynamic Cooperative Network” (集体智能涌现的动态模型──建基于认知多样性与重复合作的理论上) ,研究了复杂系统中的集体智能涌现现象。科学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迫切需要跨学科知识来研究动态合作网络这一组织结构。我们基于自主行动者模型 (Agent-Based Modeling,ABM) ,研究了成员认知多样性对集体智力的影响,并探讨了网络成员重复合作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该研究有三项发现。首先,成员的认知多样性对组织的集体智慧平均结果有积极影响,但也增加了其方差。其次,增加重复合作的概率可以缓解巨大差异的影响,从长远来看有助于组织实现较高的集体智慧。第三,在重复合作概率较高的组织中,低认知多样性组织的集体智慧在发展初期优于高认知多样性组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高认知多样性组织将超过低认知多样性组织,最终在长期内达到最高水平。为了克服模拟在经验证据中缺乏现实特殊性的问题,我们使用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之一的经验数据来测试我们在模拟中的主要发现。固定效应面板模型表明,当重复合作的概率超过一定阈值时,员工的认知多样性确实会促进集体智慧,这证实了我们的模拟结果。

这一研究不仅为管理学和社会学领域提供了重要的见解,也为组织管理和团队建设提供了实际的指导。通过利用AI和大数据技术,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团队内部动态,并为创新管理提供更有效的工具。

第三部分:中国思想、复杂思维与社会计算

在探讨复杂系统科学的应用和理论时,我们不能忽视中国思想对这一领域的贡献。中国的传统哲学,尤其是关于阴阳、中庸以及不断的创新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为理解复杂系统和网络方面提供了宝贵的智慧。中国文化强调的动态平衡和相生相克的观念,与复杂系统科学中的关键原则不谋而合。在复杂系统中,各个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系统行为的不断变化和演进。这种相互作用和变化体现了一种动态平衡,类似于中国哲学中的阴阳平衡。此外,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强调关系和网络的重要性,这与现代复杂网络科学的核心理念相契合。

在复杂系统科学的研究中,我们使用多种方法和工具,如元胞自动机、遗传算法、ABM模型、网络分析和大数据技术。这些工具帮助我们模拟和理解复杂系统的内部动态和外部互动,进而更好地预测和管理这些系统。同时,从物理学、生物学、社会科学到方法论,复杂系统科学跨越了多个学科领域,反映了一个多元、交叉和相互依存的知识体系。例如,社会科学领域对复杂系统科学的贡献特别丰富,提供了深入洞察人类社会行为和社会网络动力学的机会。

复杂性科学导图

总结而言,中国思想和复杂系统科学的结合,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丰富的理论框架来理解和管理复杂系统,还提供了实用的工具和方法。这种跨文化、跨学科的融合,为我们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复杂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可能性。

最后,作为“Journal of Social Computing”的期刊主编,我非常鼓励学术界的同仁投稿,共同参与推动复杂系统科学与社会计算研究。

第四部分:总结

本次分享回答的的核心议题是:一个人与人的互联网、AI与AI的物联网以及人机相联的网,三网合一的工作环境正在产生,这将会如何影响我们的工作内容、工作流程以及组织的结构与管理?罗家德教授从复杂系统管理学的角度切入,通过回顾组织理论、阐述系统演化框架、分析多个案例、结合实证论文等以解析这一问题,指出人机协同自组织的团队会是未来工作最主要的模式,团队自组织成合作网络,形成无边界的组织,非线性的工作流程。在组织管理上,他组织与自组织需要在“阴阴相融、相生相克”中动态平衡,以促进组织成员的快速信任、弹性自组织,并带来团队集体智能的涌现。当然,AI在其中扮演了多重角色,包括决策辅助或合作者 (collaborator) ,预测者 (predictor) ,协调者 (coordinator) ,内容生产者 (hypergraph or generator) ,以及诠释者 (interpreter) 等,而相关大数据的收集,数据挖掘、模型建构以及对AI的训练则是驱动这种工作流程与组织结构的关键。

讲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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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德,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系与公共管理学院合聘教授、博导,清华大学计算社会科学与国家治理实验室社会学组PI,Journal of Social Computing主编,中国社会学会社会网暨社会资本研究专业委员会创会主席。在学术领域着重于社会网理论、复杂社会系统研究,社会计算、大数据中的社会网分析,自组织过程研究等。同时还组织了社区营造研究中心在汶川地震灾区乡村、北京大栅栏、以及成都地区从事智能化基层治理的社区实验

学者主页:http://www.sss.tsinghua.edu.cn/info/1043/39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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