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刘锦涛在《中国金融》杂志2024年第5期发表文章。文章指出，虽然我国境外投资降幅显著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但仍应继续提升境外投资的质量和效率，挖掘多元化的投资策略，在金融强国战略的引导下，开展符合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境外投资活动。现将全文发布如下：
▲本文刊发在《中国金融》杂志2024年第5期
2023年，全球面临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压力与地缘政治危机等多重挑战。2023年1～11月，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8145.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8.4%，增速显著高于其他国家，连续11年位居世界前三位。其中，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2011.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6.8%。总体而言，我国目前已成为全球投资大国，各类境外投资活动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但境外投资也存在区域、产业、手段等多种结构性失衡，需采取相应的政策推进与市场引导措施，以促进我国境外投资质量和效率的综合提升。
境外投资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10月召开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表示“中国已经是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是越来越多国家的主要投资来源国”，并提出了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其中就包括“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和投资高水平开放”，通过大力推动境外投资与金融开放，中国将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
根据2023年9月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2022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22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1631.2亿美元，列全球第二位(美国为3730亿美元)，连续11年位居世界前三位，境外企业覆盖全球超过80%的国家和地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达1.34万亿美元，相当于存量规模的48.2%，连续多年占全球份额超过10%。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持续保持在全球前列，与政策鼓励民营企业发挥自身活力分不开。2023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其中重点提出“鼓励民营企业拓展海外业务，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有序参与境外项目”，更进一步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在境外投资形势持续向好的基础上提升更多主动性。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指引下，越来越多的企业积极开展境外投资活动，寻找更广阔的市场和资源，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这不仅体现了中国企业的战略眼光，也有助于推动全球经济的互利共赢。未来，我国企业不仅要考虑“走出去”，还要保障境外投资的可持续性和安全性，境外投资将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当前境外投资存在结构性失衡
数据显示，虽然我国当下境外投资存量与流量规模均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但投资结构存在多个层面的失衡，若要主动推进境外投资进入有韧性、高质量的新阶段，提升境外投资的安全性，就要重视境外投资所存在的系统性不足、结构性失衡等问题。
一是境外投资存在区域失衡，未充分挖掘“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潜力。
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内地)对外直接投资区域分布中，流向亚洲的直接投资流量达1242.8亿美元，占对外投资总量的76.2%。其中，大部分直接投资流向了我国香港特区，达975.3亿美元，占对亚洲投资的78.5%，占总量高达59.8%，而2021年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流量仅为186.5亿美元，同比下降5.5%，对俄罗斯的投资低于5亿美元、存量不足100亿美元。这些数据也表明，当前境外投资活动未能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投资合作潜力。
二是境外投资存在产业失衡，对高新技术产业与软资产投资不足。
目前我国开展境外投资大多集中在中低端制造业，2022年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等行业的直接投资流量累计占比达到56.3%，对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高科技行业直接投资流量占比均低于3%。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提高中国在全球高附加值和高新技术产业链中的参与度，也会使得中国开展境外投资的整体收益率水平偏低。在近40万亿美元规模的对外投资存量基础上，若能实现境外投资产业结构向价值链上游过渡的微小提升，就能带动更大幅度投资收益的实现。此外，不少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中容易忽略对品牌文化内涵的宣传以及对企业社会责任形象等方面的塑造。加大对文化领域的投资引导，是提升境外投资综合质量、促进产业链价值链升级的有效推动力。
三是境外投资存在手段失衡，缺乏面向政治、民心等国家形象领域的投资策略引导。
政治形象是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角色与地位的重要体现，而民心则关系到国际社会对中国式现代化特色发展之路的认同与支持，在政治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形象在国际合作与交流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促进中国形象的海外宣传、中国故事的对外传播，都应成为境外投资策略的新重点。制定专门的投资策略，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综合影响力，并通过特殊形式投资带动更高层次的战略合作创新。
推进高质量境外投资的路径
受地缘政治紧张、通货膨胀、金融不稳定因素增加等风险影响，世界经济复苏呈现显著放缓态势，2022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流量下降14%，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也比上年下降了8.8%。虽然我国境外投资降幅显著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但仍应继续提升境外投资的质量和效率，挖掘多元化的投资策略，在金融强国战略的引导下，开展符合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境外投资活动。
一是提升境外投资的政治站位，以建设金融强国的战略高度开展全球投融资资源配置。
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金融强国”理念，强调“要着力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确保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要建设金融强国，就必须构建全球性的投资格局，从“投资走出去”升级为“国力走出去”。金融强国的建设不仅能够为企业开展境外投资提供更为健全的金融体系支持，借助更为完备的金融市场和工具以更好地满足企业多样化的海外金融需求，也能够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基础上，持续提高企业的国际化与现代化水平，促进投资的可持续发展，为境外并购、资源开发、股权投资等活动提供成熟的国际金融合作保障。
二是加大对境外投资的区域国别研究，纠正对发展中国家投资风险过高的投资认识误区。
为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我国出台了很多务实的政策。虽然发展中国家没有发达国家成熟的产业组织形式与金融市场，但投资活动往往都是风险与收益并存，高风险也意味着潜在的高利润与高回报。事实上，投资风险与政府更迭等政治风险并不呈线性关系，政治风险只是投资风险的一项考虑因素而非决定性因素。从根源上来说，企业开展境外投资仍然应当重视提升项目质量，注重将投资的效益挖掘和风险管理对象扩大到产业、区域和经营主体等多个领域上，合理看待投资活动的复杂性。在此过程中，应积极开展海外投资调研和国别研究，为企业开展投资活动提供广泛的参考依据，建立“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优质投资案例库，进一步撬动更多企业出海投资。
三是加大金融服务于“走出去”民营企业的力度，鼓励民营企业涉足高科技行业与民心工程领域的投资。
通过制定更加灵活、便利的金融政策，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包括但不限于降低融资门槛、提供贷款担保、设立专门的金融产品，以降低企业在高风险领域的投资压力等，并加大金融领域的工具和服务创新，探索投资国家形象和民心工程的可持续金融方案。完善激励机制和保险机制，防范和降低民营企业在高科技行业的投资风险。
四是在境外投资活动中提升国家参与国际传播的意识，转变投资思维。
境外投资不仅仅是资本的输出，更是文化、价值观念和国家形象的传播。应当通过政策引导，让大众意识到积极参与国际传播可以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加深了解，减少误解，为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为此，建议制定有针对性的国际传播策略，通过对国际媒体、公共舆论的分析，为政府和企业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帮助其更好地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声誉。此外，应继续引领“一带一路”研究交流与合作，发挥“一带一路”在境外投资中的国际传播作用。同时，可重点发挥国有企业在国际投资形象建设上的优势，在涉及国家形象和软实力的领域，国有企业作为各行业的重要代表和支柱，应当发挥其独特的政策与资源优势，在跨国投资合作中占据主导地位。
五是完善境外投资法律和规则建设，保护和引导投资者高质量开展海外投融资活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2017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审议通过《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并于次年3月施行，为境外投资活动制定了项目和程序规范，加强对境外投资的宏观指导和行业监管。未来，应继续贯彻和落实已有行业的境外投资引导和监管，建立境外投资产业指导目标，动态更新符合国家高质量“走出去”投资目标的重点行业，引导企业在开展境外投资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身战略眼光，提升企业境外投资的决策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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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大重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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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4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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