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个半月的颠沛流离,唐玄宗一行终于抵达了“安全岛”成都,逐渐恢复了元气的他开始谋划“面子工程”,于是他发出了第一道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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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太子享充天下兵马元帅,领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都使,永王璘充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节度都使,盛王琦充广陵大都督,领江南东路及淮南、河南等路节度都使,丰王珙充武威都督,仍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都使。应须士马、甲仗、粮赐等,并于当路自供。”

这道圣旨就是有名的“分诸子领节度”,它将天下分为四大战区,太子李亨负责北部战区,永王李璘负责南部战区,盛王李琦负责东南战区,丰王李珙负责西北战区。四兄弟两南两北,老爹总领全局,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同仇敌忾,很完美。

岂料圣旨还没颁布,就遭到了一个人的激烈反对,他就是边塞诗人高适。

高适一生颠沛流离,从西北到东北,从河南到河北,又从长安到洛阳,始终郁郁不得志,却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篇。

安史之乱爆发时,小高已经是五十多岁的老高了,才熬了个左拾遗,充任监察御史,协助哥舒翰守潼关。

潼关失守后,高适一边上疏陈述潼关失守的原因及厉害,一边恳求唐玄宗招募死士,并自愿率领他们死守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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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潼关的失守,作为当事人,高适留下的奏疏就成了最重要的史料。

他认为哥舒翰的忠义毋庸置疑,虽然他投降了叛军,哥舒翰的责任在于“疾病沈顿,智力俱竭”,纯属病糊涂了,根本不适合当统帅。

同时他又指出,军中腐败现象严重,高层忙于享乐、拉帮结派,士兵们却寒暑无人问、饥渴没人管的窘境,士气低迷。

在那封奏疏中,高适还有一个观点非常有价值,那就是节度使各自为战的隐忧。如果将他的建议延展开来就是,节度使们已经走向本位主义,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形成小山头,乃至发展为割据势力。

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高适是预判是多么的精准。实践出真知,这跟高适大半生辗转各大边镇的经历有关,对节度使们的本质有着独特而又深邃的理解。

如今,唐玄宗的“分诸子领节度”不也是一种割据模式吗?

四大战区中,太子李亨是唯一面对正面战场的统帅,所有的军事压力都在他身上。作为太子爷,这是他的责任,无可厚非,可问题是他需要支持,比如对叛军的军事掣肘,己方的后勤保障,以及稳定的安全保障,这些条件却落在了弟弟们的手中。

东南是赋税重地,但那地方北上的线路已经被掐断,必须经李璘的山南诸道转运。李璘既是财税重地,又是转运枢纽,可以说是平叛大业的命根子。河西走廊是防御吐蕃入侵的咽喉要道,一旦失守就面临着被东西夹击的威胁。

所以,“分诸子领节度”其实就是条块分割,四兄弟的义务和资源不对等,李亨被捆住了手脚奔跑,李琦、李璘手上有资源,但没责任,李珙兵微将寡,为了自保肯定不会再为李亨输血,甚至拒绝为李亨守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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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唐玄宗能居中协调,政令统一,这个方案尚可一试,可问题是如今他已经西逃,早就是断了爪的虎,掉了牙的狮,没人会听他的了。纵使父子兄弟想同仇敌忾,他们背后的势力也不会允许他们的主子这么做。

但安禄山的魔爪暂时没伸到蜀地,所以唐玄宗很自信,他不顾高适的反对颁布了诏令。

稍稍庆幸的是,诏令刚颁布不久,李亨就给唐玄宗送来一份喜报:爹啊,恭喜您荣升为太上皇,儿子提前接班了。

原来,马嵬驿之变后,李亨独自前往灵武,并在那里登基称帝了,这会儿是来找老爸补办手续的。

无论从法理还是人情上讲,李亨做得都很不地道,他这个举动其实就是抢班夺权,造了老爸的反。

面对这个局面,唐玄宗只有两个选择,一是不承认,宣布李亨非法,并征讨他,甚至册立新太子;二是低头认输,默认这个结果。

大唐已经仅剩一口气了,如果父子之间在爆发内斗,那还不得让安禄山笑得牙齿满天飞?所以唐玄宗捏鼻子认栽,给李亨补办了继位手续。

此时,“分诸子领节度”的诏书虽然已经颁布,但只有永王李璘已经出发,李琦、李珙还赖在被窝里没动弹。

按理来说,唐玄宗应该终止诏书,并追回李璘,但他却没这么做,没走的就别走了,走了的也不追回,他为何要这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