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刘景文、米芾与王献之《送梨帖》的尘烟往事
翁铭峰/文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苏轼这首赠刘景文的诗，社会上广为流传，其实这背后隐藏的故事，更令人感怀不尽。苏轼写这首诗的时候，刘景文58岁，他自己也已55岁，有人说，这既是写给刘景文的，也是苏轼勉励自己的。
刘景文，名季孙，景文是他的字，北宋祥符（今河南开封）人。其父刘平是北宋名将，允文允武，曾做过朝廷监察御史。北宋和西夏开战时，刘平是守边将领，因孤军救援延州，寡不敌众，掌兵权的奸臣却不肯支援，最后战败，被押解到兴州，“骂贼不食而亡”。刘景文有六个哥哥，均才华出众，却个个短命，来不及显露光芒就都先后去世了，家道中落，只有刘景文一人活了下来。刘景文继承了父亲的衣钵，在军中当了一个小官。宋哲宗元祐年间，以左藏库副使担任两浙兵马都监，相当于从八品的官职。
元祐四年（1089）七月初三，经过长途跋涉，苏轼自汴京来到杭州，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从朝中高官到地方任职，在一般人看来未免有些“落魄”，但再度来到杭州，并且从辅佐改任主政知州，苏轼内心还是非常愉快的，也因此而自我庆幸，后人评说苏轼“请越得杭，恩出望外”。也就在那时，苏轼与刘景文两人成为上下级。苏轼治理西湖，刘景文“辅佐苏公开西湖，日由万松岭以至新堤”，出了大力。苏轼十分欣赏刘景文的诗文，称他为“慷慨奇士”，两人经常诗酒往来。苏轼传世诗文与刘景文相关的有很多，如《次韵刘景文周次元寒食同游西湖》《书刘景文左藏所藏王子敬帖》《书刘景文所藏宗少文〈一笔画〉》《又和景文韵（牡丹松桧一时栽）》《次韵刘景文送钱蒙仲（三首）》《次韵刘景文登介亭》《袁公济和刘景文〈登介亭〉诗复次韵答之》《次韵景文山堂听筝（三首）》等，《苏轼诗集》收录与刘景文直接相关的诗文有45篇之多。他们惺惺相惜，相见恨晚。
元祐五年初冬的一次宴会上，苏轼为刘景文创作了那篇流传千古的七言诗，伴随苏轼的星光，刘景文也人生不朽了。此前，由于朝中没有后台，几十年来刘景文一直得不到升迁。尽管如此，在苏轼眼中刘景文依然是一个有气节的人。清人王文诰在《苏诗编注集成》评价说：“此是名篇，非景文不足以当之。”杭州相处不足两年，可他们以诗文为纽带，友情早已跨越了上下级的门槛。那年十二月十二，苏轼同刘景文、义伯、圣途、次元、伯固、蒙仲等人一起游了七宝寺，还作了一首“题竹上”的五言诗：“结根岂殊众，修柯独出林。孤高不可恃，岁晚霜风侵。”
苏轼才华过人，却仕途坎坷，刘景文亦复如是。他工诗能文，仕途却多年停滞不前，58岁了，才做到两浙兵马都监。苏轼为刘景文鸣不平，向朝廷上了《乞擢用刘季孙状》的奏章，夸赞刘平、刘景文父子，说刘景文“博通史传，轻利重义”，希望朝廷能重用他。经苏轼举荐，朝廷任命刘景文以文思副使的武职出守隰州（今山西隰县），从七品官。可惜，好景不长，刘景文隰州任职不过两年就去世了。南宋光宗朝诗人姜特立为刘景文作过一首诗，诗文写道：“忆昔刘景文，其父死西战。出身与我同，诗文亦璀璨。结交苏与黄，秦张同一贯。文武初不分，西班不须换。”刘景文不仅与苏轼是好友，也与当时众多文人交好，如王安石、米芾、张耒等名士，他们多有诗词唱和，也从侧面肯定了刘景文的修养与为人。
元祐六年，苏轼匆匆奉诏离别了杭州。回京后，他迎来了人生最高峰，升任吏部尚书，离宰相仅一步之遥。两个月后，苏轼再次请求去外地任职，最终被安排出任颖州知州，但在颖州任上也仅半年有余。其间，刘景文曾两次到颖州与苏轼相聚共饮，总计大约盘桓了半月时光。元祐六年十一月初，刘景文第一次到颖州，苏轼因患病在家卧床休息，忽听“小儿更传呼，髯刘已到城南隅”（“髯刘”即刘景文），病中的苏轼喜不自禁，《喜刘景文至》一诗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喜悦心情和场景，“我闻其来喜欲舞，病自能起不用扶”。元祐六年十二月十九是苏轼56岁生日，刘景文特意寄了古画《松鹤图》并附上诗文以祝寿，苏轼作了诗回赠答谢，即《生日，蒙刘景文以古画松鹤为寿，且贶佳篇，次韵为谢》，回忆了与刘景文相处的美好时光。元祐七年二月，苏轼转任扬州知州，刘景文再次到颖州为苏轼送行。
其间，刘景文还给苏轼寄过一首诗，诗名为“寄苏内翰”：“倦压鳌头请左符，笑寻颖尾为西湖。二三贤守去非远，六一清风今不孤。四海共知霜鬓满，重阳曾插菊花无？聚星堂上谁先到，欲傍金樽倒玉壶。”颖州也有一处西湖，诗文描述的是苏轼在颖州的生活心境，对为民造福、建功立业的渴望，对诗酒唱和生活的欢欣，字里行间洋溢着挚友间的深情厚谊，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苏轼守颖州期间存诗62首，其中与刘景文唱和的有9首，除了《喜刘景文至》《生日，蒙刘景文以古画松鹤为寿，且贶佳篇，次韵为谢》，还有《次韵刘景文见寄》《祷雨张龙公，既应，刘景文有诗，次韵》《刘景文家藏乐天〈身心问答三首〉，戏书一绝其后》《和刘景文见赠》《和刘景文雪》《用前韵作雪诗留景文》《次前韵送刘景文》等。
据《苏东坡全集》的《乞赙赠刘季孙状》记载，刘景文“博通史传，性好异书古文石刻，仕宦所得禄赐尽于藏书之费”，苏轼说他“有书三万轴，画数百幅”。刘景文家藏晋代书法家王献之《送梨帖》，两行11字，“今送梨三百。晚雪，殊不能佳”（缺失了“送”字），字迹凝重、秀健而有法度，苏轼对其评价极高，还专门作了一首绝句：“家鸡野鹜同登俎，春蚓秋蛇总入奁。君家两行十二字，气压邺侯三万签。”唐朝李泌，人称“邺侯”，家富藏书，且多为书祖，世上可比肩者甚少。苏轼认为，王献之这两行字，盖过了邺侯收藏的所有书帖。
米芾《箧中帖》
刘景文和米芾的交往也是因为两人有共同的收藏爱好，可他们的交往却是有着别样的味道，这自然跟米芾的性格以及为人处世有莫大的关系。米芾传世有一件著名的行草书信札，就跟这《送梨帖》相关，那信札被后世称为《箧中帖》，又称《致景文隰公阁下尺牍》《天机笔妙帖》，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是米芾于北宋哲宗元六年写给刘景文的。
信札前首为元朝书法家鲜于枢题写的“南宫天机笔妙”六字。信札的正文写道：“芾箧中怀素帖如何？乃长安李氏之物。王起部、薛道祖一见，便惊云，自李归黄氏者也。芾购于任道家，一年扬州送酒百余尊，其他不论。帖，公亦尝见也。如许，即并驰上。研山明日归也，更乞一言。芾顿首再拜。景文隰公阁下。”信札中的“景文隰公阁下”，即隰州刘景文。
米芾晚年喜好收藏书画，经常收购或用自己所藏珍品与别人进行交换，以换得倾心的作品，这件信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当时，米芾看中了刘景文收藏的王献之《送梨帖》，就得用价值相当的藏品去交换。他打算用自己收藏的一件怀素帖（信札中提到的“箧中怀素帖”）、欧阳询真迹二帖、王维雪图六幅、正透犀带一条、玉座珊瑚一枝等进行交换。经过沟通，刘景文对米芾收藏的李煜研山感兴趣，奈何那研山被驸马王诜借走了，迟迟没有归还，双方这次交易最终也没能达成。《箧中帖》的书写内容便是米芾意欲以自己的一件怀素帖来换取刘景文收藏的王献之《送梨帖》，写信征询刘景文意见。当然这或许不是两人那次交易的最早交流信件，或许此后也还有类似信札，但可能都已经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了。米芾对晋人书法的追求，可以说是到了痴迷的程度，他有很多手札跟晋人书法有关。除了《箧中帖》，传世的还有《李太师帖》《好事家帖》《武帝书帖》《论草书帖》，梦想得到一件晋人法帖，米芾都快疯魔了，甚至连书斋都取名为“宝晋斋”。最后，米芾用那研山换了苏舜钦的侄孙苏仲恭在镇江的一套宅邸，那已是十年后的故事了。
王献之《送梨帖》
米芾一生虽在多地任职，镇江却始终都是他的居住地。他在《弊居帖》（又名《甘露帖》）信札中，描述了住所的位置，“弊居在丹徒行衙之西，闲堂、漾月、佳丽亭在其后，临运河之阔水。东则月台，西乃西山，故宝晋斋之西为致爽轩。环居桐柳椿杉百十本，以药植之，今十年……”弊居宝晋斋和致爽轩在丹徒行衙之西。米芾无论在何处任职，都有“宝晋斋”以存放书画，“致爽轩”用于居住。元符三年（1100），米芾收到蔡京送的谢安《八月五日帖》，宝晋斋里终于有了晋人法帖，晋帖情结终于得以实现。但这一年对于米芾来说，还真是多事之秋。那时他已债务缠身，附近的甘露寺突发火灾，化为了灰烬，却放过了近在咫尺的卫公塔和距寺庙稍远一些的净名斋。米芾悬着的那颗心终于松弛下来，事后还专门为此事作了诗，不言悲痛，但表庆幸，说“神护卫公塔，天留米老庵”。他花多年心血收藏的书画佳作以及收集到的瑰宝，大都存放在净名斋和宝晋斋里，《画史》曾列有他甘露寺藏画的部分清单，那些可都是无价之宝。
那次火灾后，米芾觉得不宜继续在那处居所住下去了，风险太大，于是就盘算迁居。他看中了北固山下一片古木参天之处，曾是晋唐时有人居住过的地块，他经常流连于那里。经打听，那地块为苏舜元（苏舜钦之弟）的孙子、学士苏仲恭所有。润州苏氏与米芾本就是好友。巧的是，苏仲恭早就看上了米芾的灵璧研山，曾托人说情，拟以重金购买，可惜米芾不卖。这次，米芾竟相中了苏家的宅基，苏家再次提出以研山互换，米芾虽然舍不得，但安家还是排在第一位的。通过好友王汉之兄弟从中牵线说合，两家最终互换成功。《铁围山丛谈》《宋稗类钞》都对米芾用灵璧研山换取苏家宅地之事交代得比较清楚。苏氏拿走了米芾珍藏30多年的研山，米芾拿到了苏家祖传的那块地，石与地顺利易主，成了一段历史佳话。当然，这已是米芾与刘景文错失那次交易10年后的事情了。米芾用换来的地建了海岳庵，崇宁元年（1102）建成，深受米芾喜爱，他在那里留下了许多墨迹和诗篇，并专门题写了“天开海岳”的大字匾额。米芾逝世后，儿子米友仁在那件《潇湘奇观图》的画上题了一段长文，说“先公居镇江四十年，作庵子城东之高冈上，以‘海岳’命名”为米芾“镇江三迁”作了结语。
苏轼年长米芾14岁，不管在文学方面，还是在仕途上，苏轼都是米芾的前辈，也是米芾的偶像，两人之间的交往最初源于米芾前去拜谒苏轼。米芾《画史》记载：“吾自湖南从事过黄州，初见公（苏轼），酒酣，曰：‘君贴此纸壁上’。观音纸也，即起作两竹枝、一枯树、一怪石见与。后晋卿借去不还。”从中可知，米芾初次见苏轼，就在黄州。北宋温革《跋米帖》写道：“米元章元丰（1078—1085）中谒东坡于黄冈，承其余论，始专学晋人，其书大进。”两人相谈甚欢，米芾还得到苏轼的指导，书法有了很大精进，这也是米芾追求晋人意趣、搜罗晋人法帖、试图换得刘景文所藏王献之《送梨帖》以及取名宝晋斋的最早缘起。
元祐二年，米芾离京南下扬州，在谢景温手下做幕僚，时任扬州知州的谢景温曾是米芾在长沙时的领导，亦雅而好文，关系相处融洽，米芾甚是得意。公事之余，米芾尤好收藏，而扬州也是富庶繁华的都市，可以大量结交文人墨客、商贾大儒。元四年，苏轼四月出京，六月至扬州访米芾。两人都爱好收集砚台，这次见面，米芾也定是好一通“显摆”自己所藏名作、佳砚，苏轼得以遍观米芾藏品，还专门为此作了诗，《苏东坡全集》卷七十五收录了《米黻石钟山砚铭》诗一首，那时米芾还叫“米黻”，元六年前后才改名为“米芾”。
元祐七年，米芾赴任雍丘县令，途经扬州，当时苏轼在扬州做太守。米芾专门前去拜访。据说这次相会米芾曾当面问苏轼：“世人都说我癫狂，是不是这样？”苏轼也是向来幽默，调侃自然也是有可能的，“吾从众”的回答想来也是真实的。这样的回答，米芾是不是觉得尴尬我们不得而知。琐碎的小事，记载于古人笔下，却也表明他们之间经常如此相互打趣戏谑。
清代书家翁方纲在《米海岳年谱》中记载：“七年壬申九月，苏子瞻自扬州召还，元章知雍丘，具饮饷之。既至，则又设长案，各以精笔佳墨纸三百列其上，而置馔其旁。子瞻见之，大笑就坐。每洒一行，即伸纸共作字。以二小吏磨墨，几不能供。薄暮，洒行既尽，乃更相易携去，自以为平日书莫及也。”因雍丘距京较近，米芾曾前往拜访苏轼。那段时间，苏轼传世书作有《与米元章书》、《与米元章》书三则等，两人之间密切的书信往来，可知关系处得极好。
值得一提的是，元祐七年五月，刘景文卒于隰州。苏轼不忘友情，在后事料理上尽力帮助，并在元祐七年十月写了《乞赙赠刘季孙状》呈送朝廷，“近蒙朝廷擢知隰州，今年五月卒于官所。家无石，妻子寒饿，行路伤嗟”，希望朝廷能够给刘景文的后人多加抚恤。
哲宗绍圣四年（1097）正月，苏轼当时贬居惠州，诗僧昙秀（与苏轼、刘景文、晁补之等为好友）要印制刘景文生前诗，请苏轼作《书刘景文诗后》一文。苏轼慨然应允，他在文中写道：“景文有英伟气，如三国时士陈元龙之流。读此诗，可以想见。其人以中寿没于隰州。哀哉！哀哉！昙秀，学道离爱人也，然常出其诗，与余相对泣下。丁丑正月六日。谨题。”苏轼人生最后几年，一贬再贬，也一直奔波流离。动荡飘零之际，苏公哀思故友，追忆至友刘景文，字里行间盈满悲戚之情。
原载：中国书画报 2024年3月27日 第12期（总第306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