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回乡，既是对家庭情感的重视和回归，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随着现代交通网络的完善，城市流动人口返乡也愈发便捷。据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报道，截至春运第33天（2月27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已达72.04亿人次，比2023年同期增长10.6%。
与很多人的回乡之旅不同，我的回乡之路更像是城市间的穿越——从喧嚣繁华的广州回到了熙攘不息的北京。
不同于以往，今年过年回家，我多了一个宝宝。
孩子的出现给了我一个对家的概念重新定义的契机，让我对家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这场城市之间的回乡之路，不再是一个人的经历，更是一个家庭的历程。
新生命起始，产假有多长？
孩子跟我回家的第一个春节，收到了很多红包， 随之而来的便是亲戚们对这个新的家庭成员的各种关切和问候。被问的最多的除了孩子的姓名长相、喂养方式，就是孩子的照料问题。
由于我还在产假期间，没有正式返岗。因此，亲戚们第一个较为关注的问题便是，你的产假有多少天？
据我母亲回忆，她当年生我的时候产假休息了56天，我父亲的陪产假有15天。
当时女性的产假有两种选择：56天或90天。如果选择56天的产假，她能够获得每月5元的独生子女费，这项补助会持续发放到我满18岁。如果选择90天，那么每个月独生子女费的发放期限将缩短至我14岁。
为了尽快重返职场，我的母亲选择了56天的产假，把我送到了职工幼儿园，每天由我奶奶接送。她的说法引起了我姨妈、舅妈们的共鸣，因为他们那一代人几乎都是选择了56天的产假，害怕因为产假休息时间过长而丢掉工作，我的哥哥姐姐们也都是56天就送到了父母单位的职工幼儿园里。
我母亲那一代人经历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放开了“二孩政策”和“三孩政策”。为了鼓励生育，国家对女性的产假政策也在不断地优化和调整。
按照规定，我享受的产假包括了国家规定的98天基础产假（其中产前休息15天，产后休息83天），以及广东省规定的奖励假80天，共计178天。此外，在产假结束后孩子未满1周岁前，每天劳动时间内享有一小时哺乳假。子女3周岁以内，父母每年各享有10日育儿假。
178天的产假对比我母亲她们那一代人的56天，已经多出了3倍多。但是相较于上一代男性15天的陪产假，我老公的陪产假同样是15天。女性的产假有了显著的延长，而男性陪产假时间没有明显变化，仍与三十年前一样。
根据生育保险政策的规定，女职工在产假期间可以享受生育津贴，但是男性的陪产假是没有生育津贴的。因此，男性的陪产假对于企业产生的成本会更高，这可能也是造成男性陪产假时间没有显著增长的原因之一。
母亲返岗，孩子托付谁肩？
新生儿的到来往往伴随着抚养责任的分配问题。在我休产假期间，孩子的主要照护责任由我负责。然而，随着产假即将结束，谁来承担起主要的育儿责任成为了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通过与亲戚朋友们的交流和讨论，我们思考了几种解决方案：
第一个方案是让女性承担抚养责任，即成为全职妈妈。
传统观念下，儿童抚养是女性的责任，特别是母亲。目前，我国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应对低生育率问题，包括延长产假、提供育儿假等，为女性提供了更多的支持以减少女性在职场和家庭中的压力。
同时，前面提到的男性陪产假，也是在鼓励男性可以更多的参与到家庭育儿过程中。尽管现代社会倡导性别平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女性往往承担更多家庭内部的照料工作，而男性则承担更多家庭经济责任。
成为全职妈妈这一点我的亲戚们是极力反对的。有的亲戚问，你们是否有办法合理分配上班时间从而兼顾家庭与职业？例如灵活办公？作为一个有职业目标和追求的个体，我个人是不愿意放弃职业置身于家庭之中的。
现代社会，女性对职场的追求日益强烈，全职妈妈与现代社会对性别认知和角色的期望产生冲突，如何平衡职业和家庭是很多职业女性面临一个重大的挑战。同时，如何让男性更多地参与到育儿中来，实现夫妻在家庭责任的平等参与程度也需要进一步探讨。
第二个方案是依靠家庭网络的支持，也就是双方父母来带孩子。
这是许多身边亲朋好友们常见的选择。 家里老人带孩子涉及到代际关系问题，我们面临的情况是，我们的工作地点在广州，但是双方父母都不在广州，有各自的家庭责任以及或多或少的身体健康状况。
目前，我的父母还有各自的工作安排，他们同时还肩负着照顾我年迈的奶奶和姥姥的责任。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养老被视为是家庭责任，由子女承担对长辈的照料是家庭基本价值观之一，子女也被期望照顾年迈的父母，这种价值观影响着生活决策。
当前的养老服务行业虽然发展迅速，但是仍然面临服务质量不均衡、供给不足、人才短缺等问题。出于对老人的健康、福祉及心理情况，以及老人的接受程度等因素的考虑，我们的家庭并没有选择请保姆或者将长辈送去养老机构。对我们的父母来说，他们正在面临着上有老、下有小、小下还有小的情况，他们既承担了赡养年长家庭成员的责任，同时也被寄予了照料年幼后辈的期望。即便可以两者间兼顾，父母与我们的育儿观念也存在一定差异。这使得孩子抚养责任的分配更加复杂。
第三个方案是寻求社会服务，即托育机构或家政服务人员。
在我母亲的那个年代，员工的孩子可以在56天后送到单位提供的幼儿园，孩子可以在单位附近由自己熟悉的同事照料，给父母提供了很多便利也更加放心。而现在幼儿园主要是针对3周岁以上学龄前的幼儿，3岁前主要是由托育机构或家政服务人员提供照料。
这主要是考虑到3岁以内的婴儿需要建立安全感、培养专注力、开发智力等的身心健康成长需求，更需要家人尤其是母亲的陪伴。此方案的问题是：如何找到合适且优质的托育机构或家政服务人员，同时经济成本能够负担？近期，一些早教机构由于经营不善，管理混乱或财务问题等因素而频繁出现“跑路”现象。
在我的产假期间，我有去考察几家知名连锁早教机构，每次早教课程的费用在几百元不等。不幸的是，其中一家机构在春节期间倒闭。我也去参观了几家托育机构，这些机构接受半岁以上婴幼儿，每月费用大约在数千至上万元，普惠性托育服务的供给明显不足。在考虑选择托育机构时，需要权衡其是否对三岁以下孩童身心健康成长有益处。
另一种情况是聘请家政服务人员，目前我了解到广州全日工作带孩子的家政人员费用在5000元到10000元左右。但是家政服务行业普遍存在着培训资质不足、监管不严、信息不透明以及服务质量无法保障等问题，负面新闻时有发生，令我们对选择家政人员提供儿童照顾服务具有很大的顾虑和不确定感。
所以，承担育儿责任的问题上，不管是由女性个体承担、依靠家庭网络支持还是寻求社会服务，都有其固有的优势与局限性。
于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女性如何在职业发展与承担家庭责任之间找到平衡点，以及如何促使男性更多地参与到家庭育儿工作中？
父母如何在赡养老人、抚养后辈以及承担职业职责之间实现有效的平衡？
托育机构或家政服务人员的质量问题何时能得到根本性改善？是否能提供更多面向大众的普惠性托育服务？
至于孩子的照料责任应由谁承担，我们仍在寻找最优解。
★本文作者：李婧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 研究助理
点击图片阅读更多李婧的文章
IPP两会观察｜鼓励生育的两会提案评析
“低生育潮”下生育友好政策构建的探究——对婚育意愿的调查分析
关于IPP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个独立、非营利性的知识创新与公共政策研究平台。IPP围绕中国的体制改革、社会政策、中国话语权与国际关系等开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知识创新和政策咨询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IPP的愿景是打造开放式的知识创新和政策研究平台，成为领先世界的中国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