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磊刚结束为期六天的“柏林电影节天才计划”，与我们分享了这次难得机会。
他作为创作者，不局限于一种媒介，身兼独立动画创作者、实验影像艺术家和电影导演的多重身份，一个人便是一个团队。2010年，他的《这个念头是爱》获得渥太华国际动画节最佳短片奖，自此作品也入选各大国际动画节。自2017年起，雷磊任教于美国加州艺术学院实验动画专业。2018年，《周末》获得了第四届集美·阿尔勒发现奖。2019年，《动物方言》入选了柏林电影节讨论单元。
材料属性不会困住雷磊去表达，贯穿在他创作过程中的是深度思考，和认知的更新。
● 雷磊在“柏林电影节天才计划”
今年的“柏林电影天才计划”在 3832 份申请中选择了 202 位电影人，邀请他们以“共同语言——用电影语言发声”（Common Tongues——Speaking Out in the Language of Cinema）为主题，开启大师讲座、工作坊和公开讨论等。
这一项目的独特优势在于跨学科和跨国家的多样性。参与者不仅是导演、制片人、编剧、演员等角色，还有从事数字布景设计、配乐、剪辑、策展等领域的人才。他们不是拥有十年左右的专业经验，曾参与在国际电影节上放映，就是参与过知名项目，或者自己的电影公司发行过作品。
雷磊的作品在国内外各种电影节放映过，加上他独特的诠释视角，入选此次“柏林天才计划”实至名归。他之前也参加过国内外各种电影节平台，例如洛迦诺电影节的夏季学院（Summer Academy）等。这次的体验与之前的有所不同，因为多元化激起了巨大的能量。
▲ 洛迦诺电影节夏季学院
多元化明显让雷磊视野更加开阔，减少陷入相对狭隘的逻辑当中。当国内电影人只关注中、美市场的时候，他们只能看到片面的评价。 非此即彼的逻辑局限了电影人的思路。
“ 天才计划 ” 的参与者来自非洲的国家、摩洛哥等地，当地的电影行业稀缺或者几乎不存在。雷磊反观自己和同行关注的问题，在此刻略显矫情。这像来自热带国家的运动员参加冬奥会一样，他们面对的是根本问题。某些国家导演很可能参加完电影节的颁奖礼，回到的是贫民窟。雷磊感慨道： “ 大家在片面地抱怨国内电影环境的时候，却很难看到优势 …… 而那些相对落后的国家的年轻人机会更是少之又少。 “
● “柏林电影节天才计划”剧本写作工作坊
除此之外，多元化背后是复杂性和多重矛盾，每个人的观点都有各自的立足点。 这也是雷磊觉得有趣的地方。 有一天，他刚参加完一节教大家如何写剧本以及和导演沟通的大师课，半个小时后的讲座中，台湾导演蔡明亮却说，他根本不相信剧本，也从来不写剧本。
虽然 “ 天才计划 ” 是一个电影人的聚会，但他们讨论的问题不仅局限在电影的小世界中，还关注当下与现实。不同角度和文化背景让电影人不局限在单一话题中，关于反对战争、环境保护等问题，高频地出现在他们的讨论中。这些自发的讨论比讲座和沙龙更为重要，甚至占用了官方安排的很多时间。
雷磊在参加完 “ 天才计划 ” 后，与朋友提及这些话题。朋友吐槽说： “ 你们一百多人坐飞机到柏林参加这个活动，消耗了多少油，又排放了多少的二氧化碳？你们还在很骄傲地讨论全球变暖。 ” 雷磊觉得这不无道理，不过带给他更多的体会是跳出了非黑即白的怪圈中。
对与错位于时间维度上，是一种微妙的关系，此时对，有可能彼时是不对的。
在高度集中的状态中，雷磊思考的深度发生了变化，尤其在观影过程中会沉浸在思考之中。 在一部长达四小时的电影中，他在思考电影导演、摄像机和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在另一部讲述女子监狱故事的电影中，导演亲自去现实中的女子监狱进行调查，举办表演工作坊等，最终电影很感人。 雷磊站在导演的角度，不断思考影像背后的制作过程。
多元化有利有弊，随之而来的也有一些负担。
一方面是高强度的社交。因为“天才计划”的参与人数众多，雷磊面对几百人的时候，还是感受到了辛苦。在“Talent Circle”活动中，所有人排成两列，每个人与对面的人进行五分钟的对谈，然后换下一个人继续。这种流水席的聊天方式让他们在一个上午与二三十人沟通，在候场期间和颁奖过程中，大家或多或少也会被迫社交。虽然站在一个大的舞台上表达自己似乎已经成为一个电影人必不可少的隐藏能力，这样的场面对于很多 i 人创作者来说，无疑还是一种压力。
另一方面的问题在于文化之间存在的刻板印象。不少中国媒体和电影人对本次主竞赛单元的一部电影《以爱之茗》打出了差评。电影讲述了一段发生在广东的非洲人和中国人之间的爱情故事，可导演却没有真正了解当地文化，甚至也没有进行实际的研究和思考，影片中满口台湾腔的广东人，城市街道上挂满的红灯笼……这些充满悬浮感和刻板印象的场景，让雷磊在中途离席。在电影节期间，这部电影的导演还有一场讲座，主题是关于“Cinema in Translation：Understanding Beyond Barriers”（“翻译中的电影：跨越障碍的理解”）。雷磊感到困惑，“为何站在一个制高点告诉别人去诠释其他文化。”即便作为一名愿意开放地接受多元表达的创作者，也会从创作本能上感到不舒服。
雷磊之所以参加很多电影节的活动，有一部分在于不断想要打破已有共识，然后再去看待一些复杂问题。
在柏林电影节和 First 影展放映过的《动物方言》中，雷磊用现成品的方式重新诠释曾经在杂志上的图案和旧画报，然后拼贴成一部近似家庭纪录片的电影。那些散落在各处的照片，成为了雷磊创作中的主角。
▲ 电影《动物方言》（2019）剧照
社交媒体带来的图像泛滥，加上 AI 的冲击，动态或者静态图像都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会形成奇观，人们对此也不再惊讶。雷磊不断在思考自己作品的价值体现在何处。当这些老照片被重新剪辑拼贴后，加上画外音，并且在电影院中呈现的时候，观众会重新赋予图像新的含义和新价值。那些被遗忘和被误解、被边缘化的东西被雷磊重新拾起。在雷磊的艺术表达中，它们的角色不再是无用之物，而是被赋予新生命力，同时它们有权利被再次关注。
在这个充满惊喜的收集过程中，雷磊很难总结出选择某一张照片的原因，很多时候是一种感性驱使着。机缘巧合，这些材料出现在雷磊视野中。很多素材并不会当下加入在作品时间轴中，所以材料像滚雪球一样堆积在工作室里。雷磊认为总有一天它们会出现在作品中。
▲ 电影《动物方言》（2019）电影截图
雷磊认为寻找的过程是很兴奋的，比如在垃圾站找到一件被丢弃的物品。这件物品本身带有忧伤的感觉，因为它被遗弃了。所以雷磊把它们利用在屏幕上，隔着一个媒介，产生一种间理感。
“观众不仅考虑图像的内容，也会想到艺术家收集或者重新诠释图像的过程。所以收集对象没有那么具体范围，大多都是不被需要的东西，同时具备某种共性，然后成为我的创作材料来源之一。”
他时常也会思考自己的作品是否因为 AI 的到来会更有价值。因为在工业化的、精致的电影中，已有模版可以被学习和被模仿，会被 AI 轻而易举地取代。但是雷磊的作品更多展现出一个工作过程。某种程度上，他的作品不可替代性很高。作品流露出的细腻是具有复杂的情感，不是一个爱与恨的对立，更多的是千万种的情感的融合。
AI 对整个电影行业是一个巨大的撼动，且大家并没有重视起来。改变不仅在视觉上，人们观看的逻辑上也会出现转变。
雷磊认为：“之前面对一个静态图像，人们认为它是曾经发生的，是真实的，但是 AI 可以无中生有，随之会出现很多再造世界，所以人们对真实感和图像背后的可信度会发生变化。证据即将不再是证据，证据的属性也会完全消失了。”
▲ Open AI 开发的 Sora 生成视频
但是雷磊对电影抱有信心，电影不会因此消失。因为时间轴上会存在着一些幻觉的成分，这也是对他吸引力最大的一点。
在电影院中，图像成为主角。和电影院相比，展览现场中的观众可以选择何时离开，但是在电影院里观看会有两点不同，一个是电影院座椅要求观众坐在那里，另一个是一张电影票的契约决定了观众观看的时间和速度。
“电影院是一个非常当代的场所，权利回到观众手中，观众根据自己的文化背景和知识来理解图像，赋予图像故事。”
之前参加过各地的电影节后，雷磊并不期待观众的反馈，可是大家的反馈让他发现其中的共性——反馈不同。
在柏林的一次放映完后，一位阿姨跟他说：“不要玩美国实验电影的那一套，早就看过了，太熟悉了。”在国内 First 影展放映的时候，观众是困惑，认为太前卫了，电影更像是 PPT。观众根据自己的文化背景和阅读量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体会，雷磊认为难点在于要探索自己的语言，是对每个导演的考验。同时，他还要慢慢探索自己。
▲ 雷磊在柏林电影节期间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
不断突破对雷磊来说是常态，是创作方式和习惯。他时常身处某一领域，时常又能反观这一领域，在不同视角的切换中，迸发出的是无限可能，也是创作者的能量源泉。
从多元的世界走到自己创作，雷磊不停切换着各种角色，用不同介质表达着艺术观念，寻找着下一部作品的蛛丝马迹。
作者 - 余诞
雷磊肖像摄影 - 张博然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