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华夏：从传说时代到西周》， 李琳之著，研究出版社，2023年11月
作者李书吉（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原载《山西日报》2024年1月12日，原标题为《中国古文明进程中的华夏新证》
继《前中国时代》《元中国时代》《睌夏殷商800年》三著之后，李琳之的第四部著作《何以华夏》于近期又与读者见面，是学界的又一大幸事。拜读之后，有诸多感受，借此机会，谈一些看法。前三书已成上古史研究的一大系统了，为何又出新书？作者在《后记》中作了说明，指出：该书“是对前三书所构建的中国上古史体系的一个延伸、总结和升华”。笔者理解：“延伸”是指所叙历史前书只止于殷商，今著则伸展至西周；“总结”是指对前三书所提出的历史问题的凝练；而“升华”则是对中国古文明内涵的深度揭示。作者同时强调要借该书作一“终极回答”的就是关于“华夏”的问题，即华夏的孕育、成长和滥觞的问题。
近代以来，学界对中国古文明或古史的探索，都是在持续不断地破除“东周以前无史”这个学术大背景下进行的。王国维先生用甲骨文和商世系二重法首证殷商为信史。郭沫若用春秋、西周的铭文，又证禹夏亦非伪造。新中国建立以来，灿然星辰的考古文化遗址的发现，苏秉琦先生文化类型的提出以及在此前后聚落考古的重大进展，这些业绩和成果是中国古文明或上古史研究的基石和丰碑。《何以华夏》以及此前三书也正是这个序列下的新收获。
该著的特点和重要贡献，可概述为以下三点：其一，在努力吸收前辈成果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古文献（包括部分甲骨文、金文）记载，较为系统地梳理了田野考古重大发现和原始材料；其二，结合文献将考古遗址、文化类型、聚落形态人群化、族群化；其三，在人群、族群等活动的轨迹中，发现了华夏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书所叙时空场域为距今九千年至西周时期的东亚大陆，在此期间，人类的活动有如下几个重要阶段和重大历史事件。
距今时间最早的考古遗址，是发现于河南大地的贾湖—裴李岗文化。作者指出：“由贾湖类型过渡到裴李岗类型的裴李岗文化极有可能是原始的伏羲文化”。受裴李岗文化的影响，在北自辽河流域，南到长江流域都发现有太阳纹的陶器，这同传说中的西王母华胥氏，以花为族群标识，似有某种意义的契合。
进入仰韶时代，在晋中、豫西和关中所在的黄河三角洲发现了仰韶中期代表西阴文化。该文化的集中标识是菊花、玫瑰花花瓣纹彩陶，所代表的当为黄帝族群。其后，在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势力西进，江汉地区屈家岭文化北上的双重挤压下，西阴文化在中原衰败。
龙山时期，陶寺文化集团崛起，在早期王陵出土有彩绘龙盘。龙图像成为陶寺族群、古国的徽号。陶寺王国曾为“天下之中”的宗主国。约存在300年，后被南下的石峁集团摧毁。
距今3800年，二里头文化在洛阳盆地悄然兴起，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石峁城址因此被废弃。由此为标志开启了夏商周新时代。周成王时的“中或”二字铭文所表达的“中国”一词出现，显示了古代国家的正式形成。
上述是中国古文明的纵向坐标，从这个坐标可以看到，各个时期这些族群组织的演进。而其演进又大多是在剧烈的斗争中进行的。这种斗争或运动往往表现为由起源于中心地区的势力集团向周边的强势推进。而在此推进中，又造成多个族群的融合，进而形成新的组合。
横向看，遍地开花的考古文化人群，又呈现出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比如，地处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起源于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他们都在不同程度地向文明门槛迈进，并且在迈进中都有向中原挺进之势，然最终进入并击败中原势力的是来自海岱地区的东夷文化集团。这就是太康、中康、少康时期的“后羿代夏”。这是夷夏东西交胜的一个典型的事例。然稍作思考可知，这个取胜的东夷集团，最终还是被纳入中原华夏文化势力中。而石峁集团的崛起则另有一番意义。作者称：摧毁陶寺古城的石峁齐家人同陶寺中期主人属同一人种。于此，作者有一重要论证说，真正的禹都是晋、陕交界的黄河以西的石峁遗址。“事实上夏商周三代都有‘圣都’、‘俗都’”。这无论如何是上古史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由上叙述可作这样的认识：无论是中原势力的纵横捭阖式的扩张，还是东方集团暴风雨式的西进，还是大汶口和良渚文化集团腥风血雨的南北交争，抑或是某些族群间润物细无声的悄然渗透，其大趋势是发生在东亚大陆内滚雪球式的民族大融合，并且这个民族大融合很大程度说是由中原华夏文化势力带动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华夏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这个区域最初大致在晋南、豫西、关中地区所在的黄河三角洲，这是中国古文明的核心区域，由此不断向四周拓展。而从其后的历史发展趋势看，这个核心区域逐渐由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再到珠江汇流域，这种滚动并未有停止的趋势。
华夏更是一个组织形态。它由最初的伏羲族群，到炎黄联盟，再到陶寺王国，又到夏商周时期的中国。
华夏又是一个文化标识。它由最初的太阳纹、玫瑰花纹、龙图像族徽，到华夏族族群的文化共识，又不断吸收、消化周边各族的文化因子，最终镕铸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这部书体大思精，如此说，是因为它建立在繁丰细密的材料搜集和史实考证基础上。全书的论证是由前三书内容作为支撑的。另该书30余万字，注释就有852条，可知其所下的功夫。
总之该书不失为运用二重法研究的大胆探索、有力的践行、成功的尝试。
古史或古代文明研究中最常见，最难解的问题即三皇五帝问题，如三皇七说，五帝四说，何为正解，不好回避。然书中所涉甚少，望继续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