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华夏：从传说时代到西周》，李琳之著，研究出版社2023年11月版
有一首歌名叫《龙的传人》，国人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耳熟能详：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
它的名字就叫中国。
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
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巨龙脚底下我成长，
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
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
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
这首歌唱出了中国人的自豪，唱出了中国人的自信，更是唱出了中国1万年文化和5000年文明的源远流长。
中国人为什么自称是龙的传人呢？那是因为被视为中国人始祖的“三皇五帝”都带有龙的属性，是龙的化身。
伏羲作为“三皇五帝”之首，是“人首蛇身”（《帝王世纪》），成为传说中的龙祖，开创了中国龙文化的先河。杜预注《左传·昭公十七年》云：“太皞伏羲氏，风姓之祖也，有龙瑞，故以龙命官。”
女娲“承庖羲制度……亦人首蛇身”（《帝王世纪》），蛇是龙的原型，也是龙的另一种表现形态。在神话传说中，伏羲和女娲在人类遭受大洪水灾害面临灭绝之时，兄妹成婚，从而使黄种人得以繁衍下来。
神农氏的母亲名叫女登，相传某日游于华阳时，感于神龙而生炎帝：“神农氏母曰任姒，有蟜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帝王世纪》）
在文献记载中，黄帝和龙也有密切的关系：“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山海经•大荒北经》）此后，“得奢龙，而辩于东方”（《管子•五行》）。黄帝在荆山下铸鼎成功后，又是骑龙升天而去：“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龙七十余人，龙乃上去。”（《史记·五帝本纪》）
在司马迁的古史体系中，颛顼号高阳，是黄帝的孙子，颛顼的坐骑就是龙。《大戴礼·五帝德》记述颛顼是“乘龙而至四海”。
作为颛顼族子的帝喾，又名帝俊，也具有龙的属性：“帝俊生晏龙，晏龙生司幽……”（《山海经·大荒东经》）
关于尧和龙的关系，文献记载更多，其中以《竹书纪年》的记载最具代表性：“母曰庆都，生于斗维之野，常有黄云覆其上。及长，观于三河，常有龙随之。一旦，龙负图而至，其文要曰：‘亦受天祐。’眉八采，须发长七尺二寸，面锐上丰下，足履翼宿。既而阴风四合，赤龙感之。孕十四月而生尧于丹陵，其状如图。及长，身长十尺，有圣德，封于唐。梦攀天而上。高辛氏衰，天下归之。”
此外，像太昊、蚩尤、共工、祝融、舜和禹等神话传说中华夏民族祖先都和龙有这样和那样的关系，或者说他们本身就都是龙的传人、龙的化身。
这些先祖，包括“三皇五帝”在内，固然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但又绝不仅仅是神话，而是包含着史实的影子，是历史在流变过程中扭曲后的反映。
其实，“三皇五帝”都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某族群或该族群数代领袖的统称和代号。这一点，成书于晋代的《帝王世纪》说得很清楚：
伏羲之后，女娲氏，亦风姓也。女娲氏没，次有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凡十五代，皆袭包牺氏（即伏羲氏）之号。
古本《竹书纪年》说黄帝至禹大约为30世，有学者据此推算黄帝10世1520年，颛顼9世350年，帝喾、挚和尧10世400年。
伏羲氏前后绵延15代，黄帝延续10世，颛顼延续9世，帝喾、挚和尧先后延续10世，虽然不能当做确数看待，但也至少说明了这些古帝王并非一个具体的个体这样一个史实。
陶寺遗址早期大墓所出龙盘
另外，被学界认定为尧都的陶寺早期城址，200年间共发掘出了6座王陵，实际上也就是6代尧的墓葬，说明尧的确不是一个人，而是尧这个族群领袖的统称。
既然，“三皇五帝”都不是一个具体的个体，那么他们之间当然也就不存在直接的血缘关系了。实际上，司马迁在《史记》中将黄帝之后的其他四帝都看作是黄帝的直系后裔，是出于维护华夏一统的需要而做出的带有感情色彩的叙述，并非历史的真实反映。
“三皇五帝”背后折射的实际是一个漫长古史纵横交错的立体影像，以此为框架建立起来的古史体系在更高层次上呈现的是这个漫长历史发展脉络的系列坐标点——这些古帝王都应该看作是不同时代的表征语，在总的历史排序方面大致是正确的，这也是从春秋至秦汉，无数的先贤在经过无数次呕心沥血的研究后才奠定的框架结构，即便是在今天考古学成果不断涌现的年代，也没有人能把这个大框架推翻，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她的合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三皇五帝”都带有龙的属性是说，他们创造了龙，并将龙视作他们所在族群的图腾而加以崇拜，随着他们被后世神化成为后人尊奉的祖先神，他们也异化为龙的化身，并被后人世世代代地传承了下来。
二
目前在中国大地上发现最早的龙形物，是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出土的距今8000年左右的大型石塑龙。该遗址于1982年发现，现存面积约12500多平方米。1986～1994年，文物部门对查海遗址先后经过7次发掘，出土了一条近20米长的龙形堆石，在学界内外引起轰动。
查海遗址龙形堆石
这条龙形堆石位于聚落中心墓区的北部，是人工采用红褐色玄武岩自然石块堆摆而成，长19.7米，宽1.8～2米，龙头、龙颈、龙体、龙鳞、龙爪、龙尾等都摆放分明，清晰可辨。龙的前身宽大，身体前部下方还用石块堆砌出像龙足又像云雾的衬托物，由头向身体、尾部逐渐变薄，变细，变小。龙体从头至尾呈西南—东北向，昂首，张嘴，屈身，弓背，似乎正在腾云驾雾。因其年代较早，体型硕大，被称为“中华第一龙”。
考古人员在查海遗址中还出土了两件饰有龙纹的陶片——夹砂红褐陶贴塑泥条。龙纹一为蜷曲的尾部，一为盘旋的龙体，均采用的是浮雕手法。
查海遗址发掘平面示意图（部分）
同属于兴隆洼文化的兴隆沟遗址灰坑中，也出土了两条“猪首龙”，系用真实野猪头骨作为龙首，用陶片、石片作为身躯摆放而成，一作“S”形 ,一作“C”形。兴隆沟遗址地处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东部的大凌河支流上游。发掘者称:“这是中国目前所能确认的最早的猪首龙形态。
西辽河流域在兴隆洼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是赵宝沟文化 (距今7200～ 6400年)、红山文化(距今6600～5000年)。小山遗址属于赵宝沟文化，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村东1.3公里处，考古人员在小山遗址二号房址的居住面上，出土了一件尊形器，腹部有一组图案花纹，画的是猪、鹿和鸟三种动物头部形象图案。三种动物头部都面朝着同一个方向，围绕尊形器腹部旋转一周。其中猪头形动物，细眼，长吻，猪头以下作蛇身，饰有鳞纹，盘转弯曲。显然不是现实生活中的猪的写照，而是人们创造出来的崇拜对象——神化了的龙。
红山文化是中国第一个玉文化发展高潮时期，大量形态各异的“C”形玉雕龙、玦形玉猪龙、双龙首玉璜、双猪首三孔玉器等开始涌现。龙在这个阶段的出现显然已经超出了原始的装饰意义，成为宗教和图腾崇拜的象征，是神权和信仰的物质载体。巫师做法时，将玉龙佩戴在身上，意图通过这个想象中的灵物和被崇拜和祭祀的对象，来实现人与神的沟通，以达到祈祷的目的。红山文化玉龙迄今已经发现 16 件，其中辽宁省建平县牛河梁遗址两座墓中出土3 件，其余均是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省西部和河北省北部采集和征集所得。
红山文化玉龙可以分为兽首龙、猪首龙和鸟首龙三类，其中以猪首龙最为著名。其特征是昂首、弯背、卷尾，整体造型呈 C 字形。吻部前伸，略向上翘，尾部内卷，光素无纹。
红山文化“C”形玉龙
在与红山文化大体同时，长江下游流域也出现了大量的龙形物，如位于浙江省诸暨市的楼家桥遗址就在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一件上面刻画有猪首蛇身龙图案的陶盆，龙角还清晰可辨，距今6000多年。
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太湖山支岗南麓的凌家滩遗址也出土了一些具有明显红山文化造型特点的玉龙和玉制龙凤璜。凌家滩玉文化和红山玉文化是距今5500年前后两座并列的玉文化高峰，二者之间有频繁的文化互动和交流，这体现在二者在玉文化方面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相似的龙形物在大约和它同时代的崧泽文化中也有发现。
凌家滩玉龙
距今5300年，继凌家滩文化之后崛起于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虽然龙的因素已不像红山文化和凌家滩文化那样表现强烈，但仍是其主题之一，迄今已经在余杭瑶山、官井头、后头山，海宁皇坟头，海盐仙坛庙，桐乡普安桥，常熟罗墩，昆山赵陵山等遗址中出土了众多的玉龙和龙形饰物，良渚文化玉龙延续了崧泽文化和凌家滩文化龙的特征，直径在1厘米左右，小巧玲珑，呆萌可爱。
良渚文化龙首纹玉镯
长江中游也不遑多让。湖北黄梅县白湖乡张家村焦家墩遗址发现了距今6000年大溪文化时期的一条用卵石摆塑的巨龙，龙身长4.46米，高2.28米，宽0.3～0.65米，昂首，曲颈，卷尾，背部有三鳍，腹下伸三足，独角上扬，似乎正在腾飞一般。
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发现了距今4600～4000年石家河文化时期的龙形玉环，湖南澧县孙家岗石家河文化遗址也发现了同一时期的龙纹玉佩。13
在西北大地黄河上游流域，距今6800～6000年是半坡文化势力的天下，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了一件蒜头瓶，上面绘有长身鱼纹的龙形图案，头呈方形，巨腮，无脚。发掘者认为是（虫离）龙。
距今5000年左右的甘肃武山县西坪与傅家门遗址分别出土了两件陶瓶，均绘有人面蛇身图案，通体以斜纹格来表现龙纹。
三
就龙的本义而言，她不仅是传说中伏羲综合各部落动物图腾所创造的一个虚幻的神物，更是远古先人最早观天测象、制定农时所描绘的一个星象图，其中隐含着古人原始的宇宙观和宗教观。距今9000～7000年，中原虽然目前尚未发现龙的踪迹，但在众多裴李岗文化遗址大墓中都发现了同“龙”形异而神同的龟甲——它们都隐含着原始先人观天测象以授农时的八卦思想。
在距今6500年的仰韶早期，继承了裴李岗文化精髓的河南濮阳后岗一期文化西水坡M 45号大墓墓主人身旁，也出现了龙，而且是同虎形物摆放在一起的具有明确中国传统文化意义的蚌塑龙图案。
西水坡M 45号大墓主人身旁摆放的蚌塑龙虎图案
西水坡大墓所在的西水坡遗址位于濮阳市城区西南一隅，面积达5 万平方米，含有仰韶、龙山和东周三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在其仰韶早期文化层中，出土了三组用蚌壳精心摆塑的龙虎鹿等动物图案，三组图案在同一平面上自南向北一字儿排开。
第一组是龙虎图案，发现于M 45号大墓中。该墓坑平面呈人头形状，墓室为竖穴土圹，东西宽3.1米，南北长4.1米，深0.5米。墓底平坦，周壁修筑规整。墓室的东、西、北三面各凿一个小龛。墓主为一壮年男性，身长1.84米，仰身直肢，头南脚北，居墓室正中。经鉴定，墓主系正常死亡。另外还有 3个殉人，分别埋于墓室三面小龛内。其中 1 人骨架保存较差而未能做性别和年龄鉴定，其他两人为1男1女，分别是 12岁、 16岁。
墓主左右两侧是用蚌壳精心摆塑的龙虎图案。龙图案摆于墓主骨架的右侧，头朝北，背朝西，身长1.78 米，宽 0.67米。龙昂首，曲颈，弓身，长尾，前爪扒，后爪蹬，状似腾飞；虎图案摆塑在墓主骨架左侧，头朝北，背朝东，身长1.39米，宽0.63 米。虎头微低，圜目圆睁，张口露齿，虎尾下垂，四肢交递，做行走状，形似下山。在虎图案的西部和北部，还分别放置两处蚌壳堆积。西面的蚌壳堆积比较凌乱，没有一定的形状；北部的蚌壳堆为三角形。在这堆蚌壳的东面，距墓室中部壮年男性骨架0.35米处，还发现有两根人的胫骨。
西水坡遗址第一组蚌塑龙虎图案示意图
第二组是龙虎鹿图案，发现于M45号墓南面约20米处，图案中有龙、虎、鹿、蜘蛛等。龙头朝南，背北；虎头朝北，背东。龙虎蝉联为一个整体。虎背上还卧着一只高足长颈鹿。蜘蛛摆塑于龙头的东面，头向南，身子向北。在蜘蛛和鹿之间，摆放有一柄制作精致的石斧。
第三组也是龙虎图案，发现于第二组动物图案南面的一条灰沟中，两者相距约25米。灰沟为东北—西南走向。图案造型有人骑龙和虎两种。人骑龙摆塑于灰沟中部偏南处，龙头朝东，背北，昂首，长颈， 舒身，高足。背上骑有一人，两脚跨在龙背上，一手在前，一手在后。面部微侧，似在回首观望；虎摆塑在龙的北面，头西，背南，仰首翘尾，四足微曲，鬃毛高竖，呈现出一副奔腾欲飞的姿态。
在这个图案周围还摆放有三堆大小不一的圆形蚌壳堆以及一只好像在舒身展翅的飞禽蚌塑图。另外，还有许多似乎并非随意放置的零星蚌壳。整体观察，这条灰沟犹如浩渺天空中的银河，灰沟里零星的蚌壳，好像是银河系中的点点繁星。
西水坡遗址第三组蚌塑龙虎图案示意图
考虑到三组图案在时间、位置和文化内涵上具有较强的同一性，且表达的都是祭祀王者一类的内容，发掘者推测第二、第三组蚌图可能是埋葬 M 45 号墓主人举行大型祭祀活动时遗留下来的遗存。
众多学者都认为，这三组图案，尤其是 M 45号大墓用蚌壳精心摆塑的龙虎图案很可能是古代最初二十八星宿体系中的左青龙、右白虎东西二宫星象的雏形。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墓穴南部边缘呈圆形，北部边缘呈方形，符合第一次盖天说天圆地方的宇宙模式。墓穴形制是古老的盖天宇宙学说的完整体现。
二是墓室主人左右两侧蚌塑的白虎和青龙图象，构成了二十八星宿体系中的东、西二宫星象，白虎腹部下方散乱的蚌壳应该是表示心宿星象——古人以大火星授时纪历。
三是墓穴南部圆弧部分经过复原并按实际尺寸计算，是一张最原始的盖图，这比根据《周髀算经》所复原的盖图更契合实际天象。
四是墓主人脚下的蚌塑三角形和人的两根胫骨构成了北斗星象：三角形指代斗魁，两根胫骨指代斗柄，而后者又是立杆测影的象征——“周髀”之“髀”乃人的腿骨，又是测量日影的表，古人正是受人体投影的启示才发明了立杆测影这一天文观测方法，所以用胫骨和蚌壳组成的北斗星象应该同测影纪时有关。
五是墓室主人脚下和两侧的人殉象征着春分神、秋分神和冬至神“三子”， 反映的是“分至”四季神相代而以为岁的思想。
质言之，西水坡 M 45 号墓内龙虎图案及其他物件摆放，体现的是测影与北斗授时的统一关系，反映了两大天文观测系统的丰富内涵：一是立杆测影制定太阳历，二是观测北斗、四陆星象制定参、火历法。
濮阳西水坡 M 45 号墓，不仅墓葬规模宏大，殉葬三人，而且还在墓主两侧精心摆塑寓意明显的龙虎图案，在不远处的第二组图案中还放有象征军权的石斧 ——钺的前身，这在史前中国大地上尚属首次发现，足见墓主人地位之尊。
从龙作为华夏民族图腾的原始含义上讲，这三组蚌塑龙是史前中国迄今所见真正意义上的考古龙，不但具有原始北斗天象图的意味，而且还蕴含着“王者”身份的象征意义。
学界一般将古代的龙分为猪龙、蛇龙和鳄龙三种，另外还有鱼龙、虫龙、狗龙、鸟龙等。但这种划分也并不是绝对的，各种龙互相之间其实都有交叉重复现象，这也符合龙是华夏先人综合各种动物、天象而想象出来的一个自然界并不存在的复合物的特点。
猪龙是指其头部具有猪首特点的龙形物，像上述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龙就大都有这个特点。
蛇龙是指其躯体具有蛇身特点的龙形物，这也是最符合传说中伏羲女娲“人面蛇身”特点的龙。实际上就目前所发现的龙来看，都具有蛇身的特点，即便像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C形龙、长江以南地区崧泽文化和凌家滩文化中的虫龙等，也完全可以看作是一条盘曲的龙的形象。
鳄龙是指其头部具有鳄鱼面部特点的龙形物。上述濮阳西水坡遗址蚌塑龙、凌家滩玉龙以及下面要叙述到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所出陶盆彩龙都被认为属于鳄龙。
四
文化意义上的中原地区是指黄河中下游流域，包括今甘肃东北、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全部和山东西部，这个区域是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活动的核心地区。自上世纪80年代末濮阳西水坡蚌塑龙发现以来，这一地域逐渐成为发现龙的中心地区，而且都是发现在不同时代的大型遗址中，从五六千年前的炎黄时期至夏商周三代层出不穷，且具有一脉相承的特点。
关中大地距今6000～5300年是西阴文化的势力范围。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姬家乡的杨官寨遗址，出土了一件红色的陶钵，在其鼓起的腹部上绘有一条龙，张大了嘴，面对着不远的“龙珠”，正在做着准备腾跃的姿态，头顶突出的两个角似乎在炫耀着自己的光荣。杨官寨遗址是一大型环壕聚落，总面积80万平方米左右，是西阴文化中后期面积最大的遗址，有学者认为是黄帝时代中后期都邑，距今5500年左右。
杨官寨遗址出土的绘有龙图的红色陶钵
晋南临汾盆地距今4300～4000年是陶寺文化的天下。陶寺遗址已经被证明是尧舜之都，其中距今4300～4100年的陶寺早期城址是尧都。陶寺早期城址先后出土了六座王级大幕，除有两座因为被盗扰没发现龙盘外，其余四座都发现了绘有彩色蟠龙图案的陶盘。蟠龙躯体上鳞状斑纹绘在陶盘内部四围边壁上，自盘底向盘沿盘旋而上，状似腾空欲飞。龙盘随葬在几代陶寺王者的大墓里，显然是继承了濮阳西水坡大墓蚌塑龙的文化意涵，龙在这里，不仅代表着君权，也代表着神权和族权。
陶寺早期王族墓地出土的四件彩绘陶龙盘
与陶寺古国崛起时间大体相同或稍晚，在黄河中上游交接地带的陕北榆林地区也出现了一座面积达400万平方米的大型都邑，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石峁遗址，它是迄今为止考古所发现的史前中国面积最大的城址。考古人员在石峁皇城台大台基石护墙上发现了8号和24号两件石雕龙，距今3900年左右。
8号石雕雕刻有两条龙，头部各自朝外，龙尾相抵，形态大体相同。龙头硕大，呈盾形。吻部弧凸，鼻梁细长。躯体略肥，呈长条波状曲伏。两侧通过雕刻错落有致的弧形短弯钩，形成斑块龙鳞纹。尾尖上翘。该石雕是一长方形状，长130厘米，高17厘米。
石峁遗址皇城台大台基8号石雕龙
24号石雕也是一长方形状，长179厘米，高14厘米。石雕画面以正视人面为中心，左右对称施刻着两条头部相向、朝向人面的龙，龙尾外侧是侧视的人头像。两条龙形体结构相同。龙头近似方形，水滴眼，吻部前凸。龙身躯呈宽体 “Y”字形，尾部平伸出两条宽带，在尾尖向外侧弯钩，状似鱼尾。
石峁遗址皇城台大台基24号石雕龙及其拓片
同是距今距今3900年前后，河南新密新砦遗址也出土了一件刻画有龙纹饰的陶器盖，该龙纹以双阴线刻画，仅残存龙头大部和龙尾一角。龙头主体为近方圆形，鼻梁是长条形，鼻凸呈蒜头状。两眼近似“臣”字形纵目。尾翼残存无几，有学者根据浮雕残迹推测，两条龙尾应该是呈双花瓣对称的“Y”形鱼尾状。
新砦遗址陶器盖上的龙纹线描图
进入距今3800～3600年的晚夏时期，作为晚夏都城的二里头遗址出土了数件龙形（饰）物，其中最著名的一件是发现于二期3号宫殿建筑基址庭院内一座墓葬中的绿松石龙，由2000余片不同形状的绿松石片粘嵌拼合成。长64.5厘米，中部最宽处4厘米。头部较大，呈椭圆形，两侧有卷曲弧线表现的鬓。吻部略突。鼻端为一整块的蒜头状绿松石。眼为梭形，另嵌绿松石为眼角，以弧凸面的圆饼形白玉为睛，清晰分明，形象而有神。龙身呈波浪起伏状，错落有致。龙尾内蜷。
龙鳞是用绿松石片粘嵌而成的多道依次排列的菱形纹来作为象征。
二里头遗址二期墓葬中的绿松石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乃诚先生在对陶寺、石峁、新砦和二里头四地出的土龙做了对比研究后指出，陶寺龙与石峁、新砦、二里头三地龙分属两个不同的系列，应该是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或族属，二里头蚌塑龙明显是继承石峁石雕龙和新砦陶器盖龙而来。
我在《元中国时代》一书中详细阐述过，陶寺尧族是从鲁东南辗转豫北、冀南、冀北、晋中等地而来的殖民者，其底色是龙山早期文化，陶寺当地土著人群是先夏鲧部，其底色是庙底沟二期文化。尧族占领陶寺后建立了陶寺古国，而先夏鲧部逃亡至陕北、晋西北和内蒙古中南部，融入当地老虎山文化人群，进而形成石峁文化，建立了石峁古国。也就是说，石峁遗址是先夏、早夏的都邑。新砦是早夏“后羿代夏”至“少康中兴”时期在中原的都邑，更确切说，是辅都，彼时其真正的都邑还是石峁遗址，亦即文献上说的西河。二里头是晚夏都邑，二里头文化正是由新砦文化发展而来。二里头遗址崛起的时候恰是石峁遗址废弃之时，时为公元前1800年。而在绵延数千年的传说中，夏人祖先鲧和夏朝建立者大禹都具有龙的属性，龙也因此成为夏人的图腾。
当然，从龙的造型观察，全国各地出土的龙形物都各具特点，都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但那可以理解为是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和时间久远而导致的流传变异，但其基本形态还都明显具有蛇或鳄鱼的影子。
另外，从上述黄河中游流域出土的这几件具有代表性的龙图或龙形物来看，都同王者有密切的关系，或者出土于王级大墓之中，或者是出土于彼时最大的聚落都邑遗址之中，其所表现的都是同样的内涵：一是将龙作为了“王”的象征，这或许就是中国后世历代帝王自视为龙的化身的渊源；二是将龙视作了本族本国的图腾，这应该是中国人自称为龙的传人的源头。
8000年前出土于西辽河流域的几条龙，由于没有明确的文化参照物，尚不能完全证明是龙，我们暂不做评论。但6500年前濮阳西水坡遗址的蚌塑龙是公认的具有传统文化意义上的龙，则是毋庸置疑的，它也成为后世各地所出不同时期龙形物的鼻祖。从西安杨官寨遗址的陶钵龙到襄汾陶寺遗址的彩陶龙，从石峁遗址的石雕龙到二里头遗址的绿松石龙，都能清晰地看到西水坡蚌塑龙的影子，看到其中汩汩流淌的被视为祖龙的“三皇五帝”的血脉。
本文摘编自李琳之：《何以华夏：从传说时代到西周》，研究出版社2023年11月版。为阅读方便，省略了注释部分。需要者，可参看原著。
《何以华夏：从传说时代到西周》自2023年11月出版以来，先后入选了长安街读书会第2023年1108期干部学习新书书单、《中国出版集团2023年度优秀主题出版物》（40种）等好书推荐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