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21日，董健吾骑马出了延安城，在浩瀚壮观的雪原上一路向北，目的地是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这段路总长度在100公里左右，前半截由东北军骑兵护送，后半截由苏区边防司令李景林带队护送。整段路放在今天开车走的话，1个半小时足够了，但是当年董健吾整整走了6天，因此当他2月26日到达瓦窑堡，看到那座朴素艰苦的小城镇时很想痛哭一场，过去两个月太不容易了，那一刻他清楚自己不会辜负朋友和南京方面的重托。
在董健吾赶路的那一周，受他此行鼓舞的张学良也积极联系红军组织第二次洛川会谈，因而红军和东北军双方都在做准备，红军为出发谈判做准备，东北军为安全接待做准备。就在董健吾骑马离开延安城的当天，一支十多人的谈判队伍也离开瓦窑堡南下去找张学良了。只是双方的行程都是最高机密，唯恐被外人知道，所以选择的路线都很隐蔽，因而他们也不可能在中途相遇。
戴镜元同志建国后担任过中央军委技术部部长，还担任过中央机要局副局长，1936年那时候他还是个17岁的未成年人。在第二次洛川会谈的人选上，中央决定临时抽调17岁的戴镜元同志去配合李克农，专门负责机要工作。何为机要工作？“机要”的意思是机密和重要，也就是说他负责重要情报的保管和传递。2月20日董健吾在西安为第二天北上瓦窑堡做准备，那天李克农和戴镜元也在为南下洛川做准备，他们的准备工作有一项是聆听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周恩来告诉他俩说，这次谈判成功的概率很大，你们一定力求成功，拿不准的情况及时向中央发电请示。
人员、行李、行进路线全部敲定，首长们交待的参考答案也反复记牢，最后中央以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名义向王以哲发了电，说红军谈判代表李克农等四人于2月21日由瓦窑堡启程，预计25日抵达洛川，希望贵方妥善接待并保证他们的安全。
(洛川会谈负责人李克农）
2月21日一大早，陕北高原的雪地里出现了5个人，中间那位穿中山装戴眼镜举止沉稳大方，此人是本次谈判的总负责人李克农；旁边穿着学生装稚气未脱的17岁年轻人，是负责机要工作的戴镜元；另一边穿着长衫戴礼帽一副生意人打扮的，是苏维埃政府贸易局局长钱之光同志，他顺便去西安采购办公用品和药品，另外还有一名穿着便装的警卫员；最前面有个人穿着黑棉袄包着白头巾一副农民打扮，他是负责带路的高福源。在这5个人之外，还有一些护送人员和马夫。
一行人白天赶路，天黑找老乡投宿，在路上足足走了4天，2月25日先到了富县，富县在洛川以北20公里，那里已是东北军的地盘。众人在城外一户老乡家喝白开水等待，高福源提前进城联络，一会儿功夫一名东北军团长带人出来迎接，进城后一名师长出面宴请众人。吃过午饭，红军护送人员和马夫们就牵着马提前回去了，5个人改骑东北军的战马继续南下。这些马都是纯白色，颜值高视野好在雪地里跑得也快，当天下午5点左右抵达洛川，王以哲和参谋长赵镇藩在城门口热情迎接。
距离67军总部走路10分钟的地方，有个四进的大院落，这5个人被安排住在大院最里面，院门口有人站岗不让闲杂人靠近，毕竟此次谈判很敏感，一旦传出去会引发政治灾难，因此张学良下死命令要求严格保密。当晚戴镜元用王以哲的电台给中央发了电：李等四人已安抵洛川。与此同时王以哲也给张学良发了电，说红军方面的谈判人员已到洛川，副司令可尽快前来。不巧的是张学良有急事要飞去南京，他回电让王以哲和赵镇藩先谈谈局部问题，重大问题等他回来再说。
2月26日吃过早饭后，王以哲就跟李克农聊上了，聊到中午吃午饭，午饭吃完接着聊，聊到晚上吃晚饭，晚饭吃完点上灯熬夜聊，在充分交流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共识，聊到28号双方也没得聊了，5项口头协议浮出水面：一、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二、恢复富县、甘泉、延安之间的交通和通商，道路两侧5里范围双方不驻军；三、开放延安、甘泉两城东北军柴草、粮食、蔬菜等物资的采购；四、红军同意甘泉城的东北军换防；五、恢复通商，红军可以前往洛川和富县等地采购物资，67军也可以进入苏区办货，双方互相保护，不搞军事侦察和破坏。
谈判人员忙于谈判，钱之光则趁机坐着东北军的卡车去了西安，按照清单购买红军需要的办公用品和药品。他还跑遍西安城的邮局书店，搜集了北平、天津、南京、上海、西安等各大城市的报纸，在那个没有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的时代，报纸是获得外界信息的最主要方式。谈判结束后，王以哲还让秘书拿来河北、山西、绥远、察哈尔四省的军用地图送给李克农，方便红军研究制定以后抗日的作战计划。
（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
在谈判的那些天，东征的红军不断传来好消息，20号成功渡过黄河，21号占领了三交镇并歼敌一个营，22号占领了留誉镇又歼敌一个营，当天还成功占领了石楼，同样歼敌一个营；26号在关上村歼敌独立第二旅一个团，三月初越过吕梁山，逼近同蒲县，导致原来包围陕北根据地围剿红军的晋军四个旅全部撤退回援。从前线传回的捷报增加了谈判人员的底气，当李克农把电文递给王以哲等人传阅时，脸上掩饰不住的得意。
5点口头协议达成后，几个人就闲下来了，为了保密他们也不能到洛川县城耍，只能在大院里坐等张学良回来。王以哲怕他们无聊，派了两名副官陪他们解闷，洛川的当地美食变着花样提供，饺子、鸡血面、油炸饼、凉粉干、涮羊肉轮番上，过了饭点就陪着4个人下象棋下围棋，顺便交流打仗的经验，交流政治理念和抗日观点，要是茶水喝腻了，还有窖藏的洛川苹果管够。
张学良3月3号飞回西安，匆忙召见副官长谭海做了认真交待，3月4日一早他自己开飞机前往洛川，钻出驾驶舱直接让王以哲带他去了那座4进的大院，一直走到最里面。这天早上一直陪着他们的副官们突然不见了，门口的岗哨也撤了，院子里变得冷冷清清，这让戴镜元很是纳闷，直到门口传来一阵嘈杂声，抬眼就看到一位很精神的商人，身穿银灰色长袍，上身套着黑绒马褂，头戴礼帽和墨镜，手里提着文明杖，这让他更纳闷了，不知道王军长又玩什么花样。但是李克农认识张学良，立刻走上前握手寒暄，戴镜元这才明白今天为什么这样反常，原来张学良专门乔装打扮而来，不让东北军士兵认出自己。
几人落座后随便唠了唠就到了午饭时间，在饭桌上王以哲和赵镇藩把前几天达成的5条口头协议给张学良念了一遍。下午3点双方正式开始会谈，张学良开口说，你们此前达成的5条协议我完全赞同，不过我还有4点疑问需要贵方解答，一、为什么抗日不包括蒋介石？二、日本强而我们弱，究竟有什么办法抗日？三、眼下红军为何不去宁夏，反而要东征去山西？宁夏靠近绥远和苏联，山西明摆着要吃阎锡山的亏。四、红军和东北军如何派代表去苏联请求援助抗日？
（西北“剿总”副司令张学良）
在张学良发问时，李克农喝了好几口茶，等他说完后有条不紊地回答道，蒋介石一直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从1927年到现在追杀我们有9年了，还长期打压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你说我们能不“反蒋”吗，当然如果他放弃反动政策，还是可以联合他的。说起抗日这个事呢，咱们的军事实力确实不如日本人，但是我们地方大人口多啊，抗日是个长期战争而不是速战速决，所以要发动和依靠全国人民的力量以及国际援助，这样击败日本就有戏了。至于红军东征我们也是深思熟虑过的，张副司令你想啊，山西、河北人口多，我们去这里打仗影响力肯定大，而宁夏人口少我们过去折腾不出啥动静呀，影响大了就能解决兵员和军需问题，这次东征一个多月我们已经歼敌2万扩军8000，还筹款40多万元，显然我们的方向选对了。你的最后一个问题，我要告诉副司令的是，共产国际在莫斯科，而我们有同志长期在那里工作，有关苏联的援助问题，我们会派专人经新疆前往苏联接洽。
听完李克农的回答，张学良的眼睛里突然就有了光，他们军阀打仗总是比人数比武器比人情关系比银元重量，红军的打法有种说不上来的方向意识，这种意识似乎是先判断趋势再确定方向，最后具体落实，这一点很吸引他，他很想进一步了解。会谈持续到3月5号凌晨5点，最后达成了3点成果，第一是张学良告诉李克农下次派贵军一把手到延安跟他谈，最好是毛泽东或周恩来这种能做主的人，毕竟我自己是可以做主的。第二红军代表要经过新疆去苏联的话，他可以跟曾经的下属盛世才打招呼接待安排。第三是希望红军方面派一名代表常驻西安做长期的沟通交流，张学良可以给他正式的名义做掩护。天亮后大家吃了顿丰盛的早餐，“商人”张学良完成交易满意地驾机飞往西安，戴镜元又借用王以哲的电台把会谈结果发给中央，4个人待在大院里等待下一步指示。
等了一天又一天，第三天中央回了电，首先嘉奖了几名谈判人员，其次表示完全同意会谈成果，最后让谈判人员立刻前往山西石楼向中央汇报详细情况。读完电文几个人开始收拾行李，王以哲让食堂准备了一些干粮交给戴镜元。3月7号一早，李克农和戴镜元以及警卫员等人由东北军护送出城，一直走到红白边界与红军护送人员接头后，才跟东北军道了别，并继续骑马经延长、清涧前往山西石楼。
（时任红军政治部主任的博古）
话说2月26日李克农抵达洛川的那天，董健吾也在瓦窑堡受到了高规格接待，接待他的人是林伯渠、秦邦宪和张云逸等人，他们让厨房做了几个好菜在窑洞里款待董健吾。董健吾曾在大上海下过大馆子吃过西餐厅，今天在窑洞里吃农家菜，也是别有一番乐趣。由于东征战役已经打响，毛泽东和彭德怀人在山西石楼，而周恩来和刘志丹在清涧折家坪的27军。没见到两位大佬让董健吾有点遗憾，吃过饭后他拆开衣服夹层抽出宋庆龄委托的密信交给秦邦宪，告诉他这个要转交毛泽东，同时完完整整地把蒋介石的口信告诉了面前的几个人。
蒋介石的口信在建国前是绝对的机密，有权限得知的人没几个，但如今看这些内容稀松平常，猜也能猜出个大概来。蒋介石给红军高层的口信说，如果红军能归顺南京政府，那么以后他就不打红军了，双方联合起来一起抗日，他也会释放政治犯并武装民众。蒋介石还提到了自己的难处，说南京政府内部和国民党内部派系复杂，他本人周旋其中也不容易，要尽力把多数人往抗日的方向上推。聊完了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董健吾谈起了张学良，几个人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围着他问了很多，一旁的机要秘书奋笔疾书额头冒汗。聊完了张学良，董健吾还汇报了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的详细情况，听完后林伯渠叮嘱他得想办法把两个娃送到苏联去，在那边最安全。
当天晚上董健吾下榻在瓦窑堡的“外交大楼”内，之所以给外交大楼加上引号，是因为所谓的外交大楼其实就是一座关帝庙，被苏区政府征收改造成了招待所，从大上海来的董健吾看来，房屋简陋陈设也简单，但那可是当年瓦窑堡最高级的宾馆了，房间虽然磕碜但是有取暖设备，整个瓦窑堡仅此一处。安排董健吾泡脚躺下休息后，秦邦宪等人回去跟机要秘书一起整理谈话内容，几个人点着油灯忙到快天亮，才把主要内容发电给石楼前线。
那年头发电可不是打电话，这边发过去对面就能实时回复，机要人员收到的是摩尔斯代码，而且还层层加密，因此首先得查询密码本逐字翻译成代码，再将代码翻译成文字，最后抄写出来，每个步骤还要校正审核，这个过程随随便便就是好几个小时，内容越长耗时越久。中央作为最高机构，每天会收到大量电文，董健吾的电文能否第一时间送达和处理，中间也有时间成本，而首长们挨个读过电文后还得商量如何回复，回复稿出来后秘书还要和首长们反复修改润色，定稿后再交给机要人员逐字加密发出去，这又是好几个小时，所以一来一去两三天算比较快的了。
（赴陕北送信的“红色牧师”董健吾）
在等待毛泽东回电的那几天，众首长带着董健吾参观了瓦窑堡中央机关，听取了红军长征和作战的工作汇报。5天后的3月2日毛泽东终于回电了，说让董健吾跟着秦邦宪和周恩来，一同前往山西石楼会面，商讨与国民党的谈判和联络问题，看样子毛泽东和彭德怀也是拿不准该怎么弄，需要大家一块头脑风暴。可是董健吾这趟出来送信已经两个月了，他表示得抓紧赶回去复命，再晚恐怕引起南京方面的怀疑，到时候说什么人家都不信了。于是瓦窑堡又发电告知了这个情况，毛泽东和彭德怀等人收电后开会讨论，在3月4日又发了联名电报给董健吾，让他回上海后转交给南京方面。
这份联名电报的大致内容说，首先对贵方派专人前来联络非常高兴，红军方面对此极度重视，经过慎重考虑后提出5点提议，一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二是组建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三是允许红军集中到河北地区提前进行抗日作战，四是要求释放政治犯，允许人民政治自由；五是为了接下来的抗日战争，在内政和经济上实行必要的改革。
3月6日这天，电文经过专人抄写后装入信封烙上火漆印，交给董健吾转交给宋庆龄。身为苏区财政部长的林伯渠还给宋庆龄准备了礼物：苏区铸造的3枚银币和一套布币，并嘱咐董健吾传达对宋庆龄的感谢，感谢他给红军送来非常珍贵的云南白药。其他首长凑了数十本《奋斗》月刊给董健吾，既是纪念也是为了彼此思想一致。林伯渠还另外写了封信给宋庆龄，信中希望她能想办法在财政上帮助红军。拿着这些礼物和信件，董健吾冒着大雪离开瓦窑堡，赶到延安后又乘坐张学良的私人飞机抵达西安。
张学良在建国路张公馆安排了家宴，为董健吾洗尘。在饭桌上董健吾跟张学良聊了此次在瓦窑堡的见闻，聊了红军方面对国共合作的谈判意向，并谈到当下抗日为重的时局，以及东北军应该把打回东北老家作为斗争重点等等。对面这个人能接触到红军最高层知道最高机密，这对张学良而言就是天降的礼物，因而很想多留他几天继续探讨，因为董健吾的出现让他没了后顾之忧，他说得越多张学良就越发觉得自己在做正确的事，虽然张作霖之后任何人都不能约束张学良，但他作为几十万军队的统帅，在面临重大决策时内心常常是孤独而忧虑的，他太需要一个能接触到自己对手高层的人陪着自己，每多说一句自己的孤独感就减少一分。无奈董健吾急着回上海，张学良也理解他的难处，只好安排副官定了第二天的火车票。
（宋庆龄女士）
得知董健吾坐上归来的火车后，宋庆龄立刻安排厨房明天准备好菜，第二天董健吾果然来了。到那个苦寒之地待了两个月，眼前的董健吾面颊既黑又红，这是高原的低温天气和紫外线留下的印记，宋庆龄又惊喜又心痛。寒暄过后，董健吾打开行李包，一件件掏出了红军送她的礼物和信件，并用好几个小时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望着宋庆龄赞许的目光和阳光般的笑容，董健吾体会到了成功的愉悦。本以为明天之后，他就该回到教堂做回牧师这个老本行了，结果宋庆龄告诉他有个新任务等着他，而且他才是最合适的人选：协助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进入苏区采访红军。
从上海传回的情报显示，董健吾已经见过宋庆龄，瓦窑堡和石楼的中央高层也都放了心，但是眼前的局面也让众人赶到困惑和头疼。从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到如今1936年的9年间，发生了太多太多血腥的斗争，上海、南京、北平、西安乃至全国各地的党组织被破坏的七零八落，大量党员喋血街头，大量叛徒狼狈为奸，红军被迫离开苏区一路逃亡到陕北，损失了90%以上的人马财务，这种积累了9年的血海深仇使得蒋介石成了红军的头号仇人，而现在他们面临的问题，是跟这个人握手言和再度合作，谁也不敢轻易拍板做主，这不是几个中央高层统一意见那么简单的事，还得说服全国的党员和红军战士，这个事想想就让人觉得头疼。
【参考资料】
1、吴福章：《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p43-p50
2、杨奎松：《革命四—西安事变新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7，p57-p60
3、王光远 ：《红色牧师董健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p149-p156
4、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11，p25-p28
5、徐林祥：《李克农传》，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04月01日，p35-p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