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朋友圈转发很多的是。悼文的作者陈朗，耶鲁宗教学博士。悼念的对象是丈夫徐晓宏，一个很有才华的社会学学者。
这篇悼文有温情的怀念，也有锋利的审视。我还是摘抄几段便于直观感受：
我想起小孩因为新冠停学在家的时候，我在家里疲惫不堪，他在网上挥斥方遒。国家、革命、现代性，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和他的朋友们聊女性主义的时候，我心中冷笑。
我不知道有多少女人在她们杰出的伴侣最春风得意的时候，内心最痛苦地尖叫着。又有多少女人最终用“爱情”说服了自己，抵消了、忘却了心中的尖叫，保持沉默。
他可能没有好好想过，历史上的多数学术大师们背后恐怕不是殷实的家底，就是甘心情愿伺候他们、为他们奉献一生的女人们。可能在他心里，他自己永远是那个从浙江山村蹦跶到北大、又蹦跶到耶鲁的孩子，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以为凭着一颗聪明的大脑、刻苦努力，还有善良，一切皆有可能。
晓宏在去世前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受洗礼成为基督徒。在他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他多次提到guilt（罪咎），而且对我的guilt似乎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我不是很能理解，问他：如果这个问题是人和人之间的问题，为什么不通过人和人的方式解决呢？当然患癌这个事本身足以让你皈依，但我们之间的事情与上帝有什么关系呢？
在他去世前几周，他破天荒地表达了对学术的厌倦，说剩下的时间，他要为女儿写点东西。但我们谁也没有料到，“剩下的时间”比我们任何人估计得都要少。至今我没有找到任何他留给女儿的文字或影音。
这些“控诉”丈夫的段落，引起了很多女性的共鸣与愤慨。于是这篇悼文有一个始料未及的效果：我们还没来得及了解这位死于英年的学者和他的成就，便有一肚子纯粹理性批判想祭给他领教。
这不是陈朗想要的效果。更不是这篇悼文想说的全部。如果归纳她的情感层，一层是相濡以沫的夫妻之爱，一层是父权结构对人性的压迫与异化之恨。无分男女。
所以，她强调了作为女性在父权社会下的牺牲与沉默，也点明了如丈夫一样的父权下的女权主义者的尴尬与无能为力。
但是我们没有耐心体察这些矛盾的思辨的情绪。一个妻子悼念丈夫的文章里没有缓缓上升一方贞节牌坊，从《烈女传》借鉴修辞，令人失望。如此一个醉心学术，以妻子的牺牲来下酒的自私丈夫形象，令人愤怒。
要么对女人失望，要么对男人愤怒。这就是我们所能感知的两种情绪。
我们真正的底层情绪是扫兴——
这样一对海外高知夫妇，没有从悼文中看到互相成就、爱你就像爱生命的爱情神话叙事，不是太扫兴了吗？
事实上，我们对爱情神话有多迷恋，对卸了妆的爱情真实就有多视而不见。
一个不难懂的道理是，真实的爱情生活里，有陈朗所说的痛苦地尖叫，也有默默不语的微笑与欢喜。爱情不是一种比拼分贝的游戏。
我们应该看到，能让一个女人在纪念丈夫的文章里自由表达她的爱与不满，是对丈夫的信任，是一种夫妻间理解力和智力高度默契的体现 ——从文章中可以推想，在丈夫生前，他们这种直截了当的学术性对话，就是他们的日常交流语言。
如果非要从他们的婚姻中寻找爱情神话的影子，我羡慕的是一方端出尖锐而又不失理性的剖析，另一方并不觉得误解缠身恼羞成怒，而是回以学术课题般的审视与思考，但又充满生活情调，就像陈朗想象丈夫会有的回答：有道理哦， 你好像比我更社会学呢。
说真的，这种交流状态，不令人羡慕吗？
爱情神话的背面，不等于爱情的负面。神话是关于神的故事，关于爱情，我们还是需要说一点人话。
现在就来说点关于鲁迅和许广平爱情故事的人话。
我之所以由次想到鲁迅与许广平，一方面是我最近正在给一套鲁迅课程撰稿，刚写过他们的爱情故事。
一方面是由于课程通俗性的要求，以及学术界的一贯宣扬，甚至鲁迅自己的包装，他们的爱情故事内在要求当做爱情神话叙述。
我于是把这段无数人写过的爱情神话再写一遍，交差。交完差，却仍耿耿于怀。我对看到的一些材料，一些材料的处理方式，越想越感到一种粉饰和矫饰。
或者这么说吧，我接受鲁迅和许广平真心相爱、大问题没有的大前提，但为了神话的完美效果，用这种大遮蔽那些带有毛刺的小细节、许广平不平的小声音，我不能接受。
但这在鲁迅传记、鲁迅和许广平的专题研究、许广平顾全大局的回忆鲁迅文字中，多年来，一再被忽略，被高明地“处理”。总之，被神话。
在这里，我真想用许广平当年鼓励鲁迅大胆去爱的一句话去回应：神未必这样想。
如果将许广平的一些“真声音”加以整理，复原，我想这就像今天看到的陈朗的言辞给人的感受：她爱鲁迅，但是她也想发出一声两声痛苦地尖叫。
鲁迅和许广平相识相爱的过程，我不打算完整复述一次。随便一本鲁迅传记，都能很快找到这一章，快速了解经过。
我主要从他们的故事线中，抖落一些值得重新审视的材料，略加分析。
大体上来说，他们的故事可以分为三段时期。
第一段是北京时期。许广平是北京女师大的学生，鲁迅是这所学校的兼课老师。一周过去上一次中国小说史课。许广平在听了鲁迅将近两年课后，大胆给鲁迅写了一封信，从此发生来往。这是1925年的事情。
这阶段他们从通信到奔现（非学校，到鲁迅家），是一个正常的恋爱流程。但是从隔三差五拜访，到住进鲁迅家一段时间开始（女师大风潮，许是运动领袖，被学校先是开除，后是驱赶，鲁迅收留），他们的恋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关系从暧昧到明朗，甚至有了肉体上的亲密接触（见许广平独幕剧《魔崇》）。
鲁迅担心许广平的安全，把许广平关在家里，给他抄文稿，磨性子。没想到稿子抄得又快又好。有一天是抄了一万多字。
大概是这段经历，让鲁迅感到许广平作为助手的得力。
在那个年代，从广州老家抗婚逃出，到北京念大学，在学生运动中带头搞事，不用多打听，就知道许广平是那种充满活力的个性十足的女学生。
在鲁迅家中，她多次要出门做自己想做的事，游行或请示。被鲁迅以爱的名义要求哪里也不许去，在家抄稿子。这当然是为她好。但从此，许广平也被磨平一只棱角。
但后来我们知道，这只棱角不是被磨平了，是深深藏了起来——
许广平出色的社会活动能力，在鲁迅刚去世的时候就体现了出来。或者说从她和鲁迅生活在一起的那刻已经在筹划：她保存鲁迅的所有遗物，一根头发丝都不放过，为筹建鲁迅故居和鲁迅博物馆做准备；她第一时间牵头编辑出版《鲁迅全集》，向社会征集有关鲁迅的一草一木，抢救回一批珍贵资料。
如果没有这种超前意识，其实现在我们不可能看到如此全面的鲁迅。
我那天在豆瓣读书《许广平文集》条目下看到有人说风凉话，意思是要是没有鲁迅，谁会认识许广平。
话可能说反了。这里我就不展开说，在当时出全集是一种多有远见的出版行为，出全集的难度，以及出全集对一个作家的巨大保存意义了。
把有关鲁迅的工作做到鞠躬尽瘁之后，许广平在妇女工作和活动上，也很有成绩。不过这就没什么人关注了。
第二段是广州时期。在广州的八九个月，鲁迅和许广平半公开同居到一起了。鲁迅在中山大学当教务主任和教授，许是助教。广州是许广平的大本营，鲁迅对她的依赖更深。在家里写作，当助手。出门上课，许就在家里当保洁和保姆。对公众做演讲，许是现场翻译。
广州生活，倒也没有太特别的，可以看作未来上海定居的预演。许广平在这阶段把自己塑造成鲁迅的左膀右臂。
举一个小例子，鲁迅的公开演讲，大部分是没有底稿的。在广州他有一场著名的演讲，题目叫《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信息量爆炸的一个演讲，看题目都得晕菜。这个许广平也啃下来了，现场翻译出去。私下整理好记录稿，鲁迅几乎没怎么改就收进文集了。
如果没有对鲁迅足够的爱，对他的工作全身心的投入，这种差事显然是一种折磨。
我不想替许广平女权上脑，但这里有一种普遍的感受，人人都能体会：在别人的事业上疯狂燃烧自我，冲天的火光之下，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自我烧成一片灰烬。
所以，到了上海时期，过起事实上的婚姻生活后，许广平也想有自己的事业。她对鲁迅的好友许寿裳说了，许寿裳劝她当贤内助。
这让我想到《杀妻简史》里写过一个小故事：一个意大利少女被一个名作家诱骗，少女前来向作家好友、哲学家奇奥朗求助，奇奥朗是这么安慰她的：自我牺牲和奉献精神——这才是艺术家的妻子应该具备的品德。
许广平向鲁迅提过好几次，鲁迅是这么回应的：你做事这些薪金，要辛苦一个月，看人家面孔，我两篇文章就收来了。你还是在家里不要出去，帮帮我，让我写文章吧。
许广平还能说什么？她和陈朗是一类女性，尽管自己有能力有事业心，但可以毫不犹豫为了对方中断自己的进击之路。明知丈夫时日无多，陈朗却对他说，自己可以脱产照顾他到最后。
从此许广平不再提了，熄灭了事业心，当起全职家庭主妇和全职助手。可是她内心的痛苦，别人是很难理解的：男主外女主内，貌似分工明确，但她还是感到一种不安与道德焦虑。
这里要说一下许广平的婚恋观。她自己是这么说的：
我们以为两性生活，是除了当事人之外，没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缚，而彼此间在情投意合，以同事一样相待，相亲相敬，互相信任，就不必要有任何的俗套……所以，假使彼此间某一方面不满意，绝不需要争吵，也用不着法律解决，我自己是准备着始终能自立谋生的，如果遇到没有同住在一起的必要，那么马上各走各的路。
1924年的时候，鲁迅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做过一个演讲，《娜拉走后怎样》，对台下的女学生说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你们不是要选择走不走的问题，而是有没有钱的问题。掌握经济权，才能拥有走的自由。而这经济权要靠自己争取。
这台下听讲的女学生里，就有许广平。
多年后，她没忘记这个教诲。到了上海，她是家庭主妇，没有了收入。即便如此，她还是把鲁迅的收入和自己严格分开。她唯一的积蓄是广州教书攒的300块钱，她预备万一不得不和鲁迅分手后，用这笔钱生活一年半载，不靠任何人。
她的道德焦虑就在，花鲁迅的钱，有罪恶感。她说，我不愿意浪费一文钱，在他的辛苦劳役换来的仅有的生活费，我不应该无故分润。
她在上海这座洋气的城市生活，穿得是村妇一样的粗布衣服，与化妆品绝缘；除了吃饭，没有零用钱；不交际，不往来。在看电影成为此时的鲁迅唯一的娱乐后，她跟着去看看电影。此外再没有别的嗜好。
她如此说道：他的工作是伟大的，然而我不过做了个家庭主妇，有时因此悲不自胜，责问自己读了书不给社会服务。
这些话写在1939年，鲁迅去世后的第三年。这几乎是一篇“自悼文”。
到了上海以后，鲁迅的决心是，不再上这个 b班，全职写作。他因此对许广平这个助手有更高要求——开始教她学日文。一直头昏脑胀学到生孩子为止。
许广平为什么要学日文呢？她自己在《鲁迅回忆录》里，是这么理解鲁迅的用意的：
鲁迅在有一次闲谈中曾经这样对我说，希望我精通一两种外国文，以后，就可以看他所有的书，租个亭子间住着，无需去求助他人。今天想来，他这段话的意思也许是有鉴于当时社会的黑暗，怕我缺乏斗争经验，易犯冒失猛进，所以用马列主义思想武装我，代我设想，要我一方面对当时污浊的社会保持清醒的头脑和严正的立场；另一方面，多读一些书籍，以便对新文化事业多做一些贡献……在学习当时，我就未能体会其心情，没有好好地学习日文。这是我向鲁迅唯一不坦白的地方。
我们不禁要问，鲁迅就坦白了吗？
许广平学日文最大的用处，还是当好秘书——鲁迅最精通的外语就是日文，很多最新的学术著作和其他方面图书，他都是通过看日文书获得。包括搞翻译也很多是从日文转译过来。这只要看下鲁迅去世后，对于他的藏书统计就知道了：日文书有995种1889册。是他的藏书中种类最多版本最好的一种。
也就是说，鲁迅的阅读与写作离不开日文。自然也就紧缺一个懂日文能帮他整理日文资料的助手。
最后再说一个小例子。
鲁迅在上海的十年，是文坛地位最隆盛的时候。每天拜访的各路名人或新秀后进一波接一波，谈话不绝。假如有心，完全是可以出一本《鲁迅家的客厅》之类。而执笔的最佳人选，当然是客厅的女主人许广平。毕竟她每天都呆在家里，没人比她听到的全和多。
没这么做，太可惜了。
但事实上，当我读到她的《鲁迅回忆录》前言的时候，这样一句话打破了我的幻想：
本书没有大段的对鲁迅说话的记录，好在这些大段的话，都在鲁迅著作或给朋友的通讯里尽言无隐，在家庭生活中倒不是讲整套话的时候了。自然，朋友们来，也有些材料，但我又尽力避免多提及自己，免于总是些家庭琐碎，失却主题意义。因为每每朋友一来，我就张罗些家务：或添菜吃饭，或看顾小孩之类，往往听到片言只语，未必能全，时日一长，便多忘记了。
我想再没有比这个细节更能说明她在家庭生活中的忙碌了。否则，以她后来对鲁迅抢救性工作的眼光来看，她不是认识不到这个“倾听”的重大价值。但是，她实在没有这样的条件，她很累。她说到了夜里往往睁不开眼皮。
1941年12月8日，日军打到上海。本来可以走的许广平，为了守护鲁迅的遗物，不走。结果被日军逮捕。日军在审讯时问她，你和他（鲁迅）结婚一定有什么理想的吧！许广平说，恋爱如果有什么理想，那恋爱也许谈不成功。日军被她说笑了，说你的话倒很有趣。
笑脸过后就是毒手，许广平经历严刑拷问76天，没有松口（她是鲁迅遗孀，跟文化界有联系，日军想从她口中撬出抗日文化人名单）。
到这里，我对许广平并不多的“真声音”就复原差不多了。在动笔前，我又扫了一遍三卷本《许广平文集》相关信息，注意到第三卷收录了有名的《两地书》和一些信件，许广平要求《两地书》按照原信出版。
没错，《鲁迅全集》里，或者说1933年最早面世的《两地书》，是经过鲁迅深度修订的。当然，修订的主要地方，是许广平的信。很多研究《两地书》的学者，总会在一封信的前后对比后，赞叹起鲁迅的大师手笔，认为改得好，改得妙。
许广平的文笔，自然是和鲁迅没法比的。但她可能也没想过这些信将来会出版。但按照许的性格，既然要出版给世人看，为什么不能把自己最真实的笔触、最无伪的情感原原本本发表出来呢？
难道，艺术真的是巧言令色吗？
在1933年共同商议出版《两地书》的时候，也许许广平是同意鲁迅的修订的。就像她一直做的那样。
人生一世，一册文集。正统的《两地书》已经行销，广泛研究，这是鲁迅想要传达的声音。最后的许广平，希望把自己最初的声音保留在自己的文集中，无人问津不要紧，自己听。
今天写上这样一篇，我的用意，并不在责备鲁迅。倒不是因为我热爱鲁迅，不愿讲他坏话，而是如前文所说，爱情神话的背面，并不等于负面。
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让许广平在爱情神话里痛苦地尖叫，让人听到。但这并非是对鲁迅或他们两人关系的推翻。我们应该有足够的智力去理解爱情生活的复杂性，并拥有追问造成这种“悲不自胜”的胆气。
许广平说了和陈朗很相似的一个观点：
这个责任似乎不能专责备女性，这是社会构成的病态现象，是社会组织落后的国家必然的现象，解决它，不全是女性本身，在男性，在社会问题上，我以为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