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苇沟-北寿城遗址考古报告（2011～2014）》刊布的是2011～2014年间在该遗址考古调查与发掘的较为全面的资料，其中既有配合基本建设发掘的老君沟墓地（汉、宋金、元、明、清墓葬）、苇沟墓地（东周墓、东周和汉代遗存、明墓）；也有主动调查与发掘的苇沟-北寿城遗址（调查发现仰韶、龙山、东下冯、两周、汉代至明清时期遗物，钻探并试掘了一座东周城址，发现了东周和汉代遗存）。苇沟-北寿城遗址与天马-曲村遗址一样，都没有见到商代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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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YLM38墓室北壁正视图（宋金）
本报告除了绪论部分介绍了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沿革、遗址概况及以往工作外，作者在前三部分对上述资料详细报告的基础上，第四部分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和研究。其中包括各时期墓葬的年代与分期、其他遗迹的年代与分期、典型采集标本的年代比对，最后提出了对二墓地各时期墓葬的认识、对聚落时空变迁的观察、对苇沟-北寿城遗址的整体认识。文后有10个附表（墓葬登记表和调查采集点登记表）和3篇附录（老君沟墓地出土人骨的人种学研究、苇沟墓地出土人骨的性别年龄鉴定报告、老君沟墓地汉代墓葬出土铁器和炉渣的检测报告）。
11YLM14器物
11YLM15陶器
12YWM3～M6器物
1979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西实习组与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为了探寻晋国早期都城和早期晋文化遗址，曾经在苇沟-北寿城遗址进行过复查和清理。在《翼城曲沃考古勘查记》中，北京大学邹衡先生曾经提出天马-曲村遗址、苇沟-北寿城遗址和故城村遗址都有可能是早期晋都遗址。后来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了天马-曲村遗址是晋国早期的都城，可见邹衡先生通过缜密研究所得结论，洵为远见卓识！不过他认为“天马-曲村作为故绛，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却遭到了部分学者的反对。有不少学者认为故绛都城不在今天马-曲村遗址，可能在苇沟-北寿城遗址。其实在《翼城曲沃考古勘查记》中作者已经明确指出“此城址的年代上限应为晋文化晚期，其下限也不会晚于西汉”。现在本报告作者在对遗址年代、规模和地望等研究的基础上，推测苇沟-北寿城遗址应该是春秋时期晋国的一个县邑或畿外卿大夫采邑，这样就否定了苇沟-北寿城遗址是晋都故绛的说法，基本可信。至于晋都故绛究竟在哪里，邹衡先生的说法是否正确，考古界目前还有争议，但仍不能排除天马-曲村遗址是故绛的可能性。
本报告作者也谈到了1962年在苇沟-北寿城遗址北部的凤架坡村西北发现的一座墓葬，其中出土了几件西周早期青铜器。无疑凤架坡村附近应有一处西周墓地，《翼城曲沃考古勘查记》曾提到苇沟-北寿城遗址北部坡地上有西周遗址，但分布面积并不大。非常可惜的是对这处墓地没有再做考古工作，不知此墓地今日是否尚存，是否被盗一空。不过本报告作者认为“……与晋国并无关系……至于是否为一封国，有待未来更多的材料予以证实”。应该说这个结论是客观公允的。我也认为翼城县的故城村遗址和凤架坡遗址在西周时期可能都不是晋国的遗址，很可能是其他国族的遗址。
从本报告图一〇中可以明显看出，老君沟墓地汉墓分为东西向（墓道在东）和南北向（墓道在北）两群，两群墓葬在空间上又可以分为若干小组。图一四一、图一七九和图一九三反映出老君沟墓地宋金、元、明时期墓葬的墓道均在墓室的南端，在空间上同时期墓葬也存在聚群组的现象。从图二一一则可以看到，老君沟墓地清代时期墓葬有墓道朝东和朝南的两群，空间上各自也可分为几组。苇沟墓地20座东周墓葬（图九），均为竖穴土圹墓，其中17座墓葬墓主头向西，2座头向东，1座头向北。可见东周时期苇沟墓地的人群主要是墓主头向西的人群，他们与天马-曲村遗址发现的西周时期头向西的人群有无关系，尚需进一步探研，空间上这些东周墓葬或有成对并穴埋葬的现象。苇沟墓地2座明代墓葬的墓道在墓室南部，这与老君沟明代墓葬相似。这些墓葬资料对于研究各时期人群的埋葬习俗、家族状况、行为思想和下层社会基本面貌都提供了科学的第一手材料，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在十多年以前，考古学界普遍对一般的明清墓葬并不重视，我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现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任所长期间曾多次强调要重视明清墓葬的发掘与研究，今天的考古工作者在思想上也未必都能将明清墓葬与其前的墓葬一样重视，这种思想其实都是一种主观认识上的错误思想，是毫无道理可言的。对于考古和历史研究而言，既不能说早期的遗存重要，晚期的遗存就不重要；贵族的墓葬重要，普通平民的墓葬就不重要；也不能说都城遗址重要，一般村落遗址就不重要。所谓的重要或不重要，都是我们的主观认识强加在客观材料上的一种偏见与武断，这在考古发掘、资料整理、报告编写和阐释构建古史方面都应该引以为戒。好在《苇沟-北寿城遗址考古报告（2011～2014）》在这方面做得较好。
一本好的考古报告，一般主要由三部分内容构成，一部分是对考古资料客观、全面、科学、翔实的介绍，一部分是大量科技考古成果的刊布，一部分是作者对全部材料（包括科技考古成果）较为全面深入的综合研究。《苇沟-北寿城遗址考古报告（2011～2014）》对考古资料的介绍做得较好，按单位和层位较全面地发表了资料，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但科技考古方面的成果较少，仍然以附录的形式安置于报告的后面，显得美中不足。作者在第四部分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提出了很多新认识。但是还应该注意以下几点，在田野发掘过程中的器物编号应该更仔细一些，对每一件器物都应该进行独立编号，比如汉墓中的钱币等小件器物。其次，每一批新材料都有其独特的价值，都应该进行独立的研究，所做的类型学、分期与年代研究是依次进行的三个步骤，不应该混为一谈。另外在今后的考古工作中，我们一定要更加重视发掘过程中的采样问题，所谓的科技考古主要应该是指在田野考古发掘过程中的科技考古，而不仅仅是 室内的科技考古，以提取最大量的科学信息，这是现代考古学发展的规范要求。于此提出这几点建议，与大家共勉。
本文由 董苗 王蕾 摘编自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临汾市文化和旅游局、翼城县文化和旅游局 编著《苇沟-北寿城遗址考古报告（2011～2014）》（全2册）一书之“序一”。内容有删节、调整。
（审核：孙莉）
ISBN：978-7-03-076908-4
定价：720.00元（全2册）
本书为苇沟-北寿城遗址2011～2014年考古工作报告，包括2011年老君沟墓地发掘、2012～2013年苇沟墓地发掘，以及2013～2014年苇沟-北寿城遗址区域性系统调查、勘探与试掘的全部资料。本书在全面公布材料的基础上，对墓葬及其他遗迹的年代与分期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对于研究晋南地区考古学文化的构成与演进具有一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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