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给我们惆怅，但有时也给我们以酣畅；
命运给我们遗憾，但也经常给我们以憧憬；
只有岁月是公平的，总是在每个年尾翻过一页，以新的开始迎接我们。
它在此时向我们抛过来一个二向箔，把挥别和展望合在一个维度里。
但我觉得没必要把纷繁世像再一一进行罗列。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人类的利益也并不相通。
2023年，我们有过一次次的告别，我只记住了两次：
我们告别了心里挂着六亿低收入者的李同志，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遗憾。古人说情深不寿，不知道他的过早离去是不是和这个成语有关。
我们告别了朱令。她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疑问。把名字改成孙释颜的孙维，真的能释颜吗？能释然吗？陈年旧案一直孤悬在良知和真相之上，孙释颜孤悬在海外，以一人之释颜，令十亿人不能释怀。
2023年，我们看到了不少坍塌和暴雷，我只记住了两个：许家印和中植。
2023年，我们看到了很多荒诞和滑稽，我只记住了两个——“鼠头鸭脖”和周口抢药材事件。
往事如烟，无论怎样它们终究将随风而去。悲也好，喜也好，滑稽也好，荒芜也好，2023年都过去了。我们怀着什么样的心情进入2024，似乎也没有那么重要。过年的喜庆话从来并不稀缺，世事也不会随着一个时间节点的到来焕然一新，实际上，事情自身的选择往往是延续自身。
不能把一切都归于难以摆脱的宿命吧？能读懂里尔克《严重的时刻》一诗者又有几人：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哭/
无缘无故在世上哭/
在哭我/
此刻有谁在夜间某处笑/
无缘无故在夜间笑/
在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
无缘无故在世上走/
走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死/
无缘无故在世上死/
望着我。
悲观者正确，乐观者前行。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上，我会突然想，是不是更强的共情能力让某一个群体更容易陷入悲观？
1918年11月7日，快要过60岁生日的前清民政部员外郎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
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当时梁漱溟已是北京大学哲学老师。梁济点头应道：“能变好就好。”
三天后，梁济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为世人留下了一句旷世之问。
米兰·昆德拉说：“如果我们生命的每一秒钟都有无数次的重复，我们就会像耶稣钉于十字架，被钉死在永恒上。这个前景是可怕的。在那永劫回归的世界里，无法承受的责任重荷，沉沉压着我们的每一个行动，这就是尼采说永劫回归观是最沉重的负担的原因吧。”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的生命走到了终点。临终时，梁漱溟在医生问他有何要求时说：“我很累，我要休息。”说罢溘然长逝。
他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他说，自己一生不断追求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人生问题，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中国问题，也就是中国究竟向何处去。
父子二人离世之际，都是中国社会风云变幻之时。梁济人生的末年，清廷已腐民国不兴，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他自尽的第二年，五四起风雷。
梁漱溟告别人间，新中国开放国门，一切都存在未知，也充满冲动和生机。
不断地追索，不断地盘旋，不断地坠落，也不断地攀升。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王阳明和几个弟子去会稽山游玩，弟子指着山中的花树问：“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山中，自开自落，与我心亦有何相关？”王阳明说：“你未看此花树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可惜的是，王阳明的个性解放的萌芽，因为统治思想强大的基础和大众觉悟薄弱的基础，并没有成为推动我们这个文明的动力。
我一直认为中国将会迎来一场自己的“文艺复兴”。尽管它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跌宕、暂停或回旋。
我常常想起古希腊哲学家爱比荷泰德说的话:“在这世上，我们都是囚徒，而且被囚禁在现世的肉体之内。”
他还说过：“对于不可控的事情，要保持乐观和自信；对于可控的事情，要保持谨慎和节制。”
假如宿命不可逃避，我们不妨保持乐观，做另外一种打算，把自己抽离出来，换个维度审视自己，审视人生，审视世界。
我们也许能够在精神上实现一点超越。
岁尾年初，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但是呼唤春天的声音也逐渐多了起来。
有多少事情摆在我们的面前。无论是商业文明和政治文明的链接，还是现代文明和传统文明的链接，甚至中国文明和世界文明的链接，在这个时代，在这一代人手中，合该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我们每一个个体都很微小，但微小的力量聚集在一起，也会是一片灿烂。
新旧时光交替之时，我们总是投以深情，把它当作一个特殊的时刻。这是时间在关键时候为我们所做的停留吧，让我们驻足沉思，放下过去的负累，活着未必要用力，让自己潇洒一点，轻松一点，眼神明亮一点，精神纯粹一点，明天就会更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