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在网上看到一种论调：旧社会的地主也很勤劳节俭，几代人省吃俭用，慢慢买地种地，才逐渐富裕起来的。佃农十分懒惰，赌博抽大烟，就把土地卖给了地主……
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张照片，地主提着礼物带着小孙子给佃农拜年，看起来一副互敬互爱的样子。真实的历史，到底是怎么样的？
这个问题，我们从一个名叫格兰姆·贝克的美国人说起。格兰姆·贝克毕业于耶鲁大学，1935年秋，他带着大学时卖画挣来的一点钱，到中国旅游。按照格兰姆的计划，他要趁着年轻周游世界，在中国逗留两周就离开。
然而，这个神秘的东方大国吸引了格兰姆，两周的逗留计划变成了两年。在这期间，格兰姆接触了很多中国人，学会了汉语，熟悉了很多中国人的风俗习惯。
1940年，格兰姆再一次来到中国，那还是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他只身来到中国，走访十多个城市，香港、柳州、重庆、宝鸡、洛阳、北平……后来，格兰姆创作了《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这本书，详细记录了自己在中国的遭遇。
啰嗦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这个名叫格兰姆·贝克的美国人，用很多年时间接触那个时代的中国，他的观点可以听一听。
格兰姆·贝克说：“到了国民党时代，还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民是目不识丁的农民。所有这些人，只靠一小撮掌权者发慈悲才能活下来。”
这“一小撮掌权者”是谁呢？很明显，就是官员、军阀，以及实际统治乡村地区的地主士绅。
地主一直都有，但民国的地主尤其可怕。
“我想，普通的美国人读到这些惨无人道的情景后，一定会发问：如此腐朽的社会，怎么竟会存在，哪怕只是一会儿呢？”——这是格兰姆讲述了中国乡村的悲惨场景后，总结的一句话。
关于这个问题，格兰姆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解释说，中国的土地历来集中在少量地主手中，而地主阶级则是朝廷官员的主要来源。在民国以前，对“一小撮掌权者”的贪得无厌，还有一种约束力量，那就是“孔夫子的社会观念”。
按照格兰姆的理解，中国人一直强调“责任”：父母有责任让子女过上美好的生活，官员也有责任照顾其治下的百姓，地主自然也要对佃农的生死负有一定的责任。正因为这样，传统道德约束下的官员和地主，虽然剥削老百姓，但不会太过分。否则的话，就是“违背天意”，会让老百姓认为该“改朝换代”了。
格兰姆的分析并不完全正确，但确实讲到了一个重点，那就是古代中国乡村统治的稳定性，少不了伦理道德的约束。然而到了民国，传统社会崩塌瓦解，道德已经没有约束力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传统道德失去了作用？
首先是战乱，从清末到民国，战乱四起，匪盗遍地。官员和地主也随时可能丢掉性命，所以他们也顾不上给自己交租的佃农了。
其次是西方思想的传入，自由竞争、商业化、享受生活，逐渐让有钱人迷失。所以，不择手段弄钱，到大城市纸醉金迷，让地主士绅也顾不上什么道德责任了。
格兰姆·贝克还提出了一个观点：在西方人到来以前，中国乡村的主要财富，就是土地和粮食。也就是说，地主积累财富的方式就是多买地多存粮食，这也让他们明白，土地和佃农实际产出能力。不过，当地主接触了西方思想和商品后，一切都变了，财富可以投资做生意，可以获得更大的利润。
所以，道德感荡然无存，竭泽而渔成为常态，地主压榨老百姓越来越普遍。
贫民想通过勤劳节俭当上地主，简直是白日做梦。
格兰姆·贝克说，1943年至1944年广东发生饥荒，饿死了五十多万人。而诡异的是，很多农村地区并非真正的缺粮食。
格兰姆·贝克描述说：“那时西江三角洲和临近广东的几个县正在闹饥荒。走私贩运的主要物资不是一般商品而是大米，但其去向非人所能想象。它是从国民党受灾区输‘出’的，是向敌占区输‘入’的，是卖给日本敌人的！”
有人把灾民需要的粮食卖给了日本人，这些走私者包括国民党军官、地方实权人物，当然也少不了囤积粮食的地主士绅。地主拼命囤积粮食，然后通过商人换成财富，继续买地，压榨佃农……
贫苦百姓靠节俭努力就能当上地主？这只是少数人的幻想。
格兰姆·贝克说：“所有受灾荒威胁的地区中，每逢初夏……农民手中的粮食就不多了……在他们（地主）之中，自然也会有少数人在坏年成时发点慈悲，少收点租税。但在我所知的那些灾荒中，绝大多数的租税仍是十足摊派的。”
这里的租税，指的是租佃契约中规定的土地正常产出的比例，一般为50%左右。也就是说，哪怕你这块地今年颗粒无收，也要缴纳正常收成的一半给地主。那个时候的土地产出率很低，佃农有余粮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怎么交租？
格兰姆·贝克接下来详细描述说，没有粮食，穷人只能把家具、衣服以及所有能卖的东西都拿来换钱，高价从地主手中买粮食。没有钱买粮食，就只能吃树叶、树皮或者陶土。
接下来，农民只能吃掉种子，吃掉牲畜。那些有一点土地的自耕农，只能廉价把土地卖给地主。“在此阶段，农民陷入惨境的标志之一是，在长辈死去时，为了省下钱来购粮充饥，不仅不能举办丧事，甚至……既无寿衣，又无棺材。这对高度敬祖的社会是莫大的耻辱，痛苦，折磨。”
更悲惨的是，接下来饥饿的人们开始偷偷食用尸体，有些人“把家中不太有用的人出卖……妇女儿童被出卖时尽管还算是奴隶而未被当成食物，可依然要过秤……”
总之，灾荒来了之后，老百姓只能高价从地主手中买粮食。自耕农省吃俭用购买的一点点土地，只能卖给大地主，没有任何办法。
所以，格兰姆·贝克总结说：“灾后的岁月中……少数本来小康的农民因失掉土地，不再是中农，而下降为贫农，贫农中的大部分就会地无一垅了。而控制粮食的那一小撮人则变得更富有，他们的土地、钱财、粮食都增加了。”
除了灾荒，还有战乱和匪帮，任何一场灾难降临，普通农民多年的努力就会化为一空。这种情况下，还谈什么“节俭努力就能当上地主”？
可能有人要说，难道经常发生灾荒？民国时期，灾荒确实很普遍。据统计，仅仅1912年至1937年间，中国发生的大灾荒就多达77次，其中水灾24次，旱灾14次，地震10次，蝗灾9次，风灾6次，疫灾6次，雹灾4次，饥歉2次，霜雪灾2次。
实际上，民国时期天灾发生频率极高，波及范围很广，受灾百姓非常多。每一次灾荒，都是对广大农村的一次重创，甚至连有些地主都难以自保，更别提农民了。
在这种情况下，你指望勤劳节俭当上地主？你指望地主与佃农和谐相处？那个时代，很多人是无法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