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大家有没有见过独轮车?这种车只有一个轮子,在人力的掌控下非常灵活,有的甚至加上风帆,让没有见过这种“东洋景”的西方人都感到有趣,据说,这种独轮车只有中国才有。这种独轮车在中国的历史上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隋炀帝征高丽时就发动民间上万乘独轮车,而在20世纪40年代,解放军的在淮海战役中使用了88万车辆,主要是独轮车。

聪明的中国人,在发明了独轮车之后,又发明了轿子,一种比车辆更高级的交通方式。轿子作为新的一种交通方式,却是中国传统权力社会不平等的最大标志物,象征着权贵与普通平民的差距有多大。轿子没有轮子,完全利用人力,即使是最低档的轿子也要两人抬。在清朝,还规定了轿制:知县二人抬,总督八人抬,皇帝十六人抬,皇帝死了要一百二十八人抬。

坐这种轿子的人自觉得身份高贵、高人一等,有时甚至连抬轿的人也感到荣光:1980年11月9日,慈禧太后盖着金黄色的柩布的灵柩被缓缓地抬过北京灰色的土丘,一个名叫亨利.博雷尔的荷兰人目击了慈禧太后葬礼的全过程,据这位目击者称,现场十分壮观,送葬队伍更是人山人海,更夸张的是慈禧出殡的时候,抬棺材的人就有7920人,并且他们每一个人都以此为荣,觉得很自豪,真是一种很奇异的中国人的荣誉观念。

说到独轮车和轿子,就不能不说到双轮车。据推测,中国最迟在夏朝时就已经开始使用车,即是起码是两个轮子以上的牛马或马车。之后,中国人才又发明了独轮车和轿子。然而,对于这种变化——双轮到独轮再到无轮,对于历史文明进程而言,却是一种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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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西方人却从两轮过渡到了四轮,发明了带有可转向控制装置的四轮马车,最后又过渡到汽车,进入了工业革命时期。

这样鲜明的对比令我们不得不深思:东西方的差距何至于如此巨大?为何中国在历史的洪流中不但没有进步,反而是逆向行走,呈倒退趋势?最近,阅读了杜君立的《历史的细节卷一:轮子、战车与帝国》才为我揭开了这个谜底。

杜君立,关中人,通识历史写作者,主要作品包括:《历史的细节》(五卷本)、《现代的历程》、《新食货志》、《历史的慰藉》等。作为一个非专业的历史学家,他以独特的视角,详实的史料旁征博引,经史子集、诸子百家、远古法典,中外兼容并蓄,通过人类文明史上许多不起眼的小物件的发明或改进,从世界科技发展的视角,折射出人类社会在曲折中前进的历程。

在《历史的细节卷一:轮子、战车与帝国》这本书,作者谈到了轮子、战车与帝国之间的关系,他并非局限于中国的历史,还从世界的角度来解读轮子、战车对帝国的影响。从中国的夏商时期到秦汉时期,从最早的苏美尔人建立的城邦到亚述人、赫梯人、古埃及及新王朝,直到凯尔特人,以及与秦汉帝国同时期的古罗马帝国,由最初的轮子演变为战车,从最初只是想扩大交流维度到后来的利用技术发动战争,无不是从轮子这个最简单的创造开始的。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为何中国古代关于轮子的发展如此畸形?

一、从秦始皇的千年帝制中,关键词是“束缚”

在《四库全书》中,有一篇法家邓析的文章《无厚篇》这样解释皇帝、官吏和民众的关系:君主是车,百官就好比马,民众就是马车的轮子,而权力就是驱赶官吏的鞭子。进一步解析就是:

能按照君子的旨意办事的官吏就是好马,在鞭子的指挥下,可以让轮子快速地转动。如果君主驾驭不好官僚集团,就有马逃、轮飞、鞭断、车翻的危险。——《历史的细节卷一:轮子、战车与帝国》

秦始皇灭掉六国之后,便实行“书同文,车同轨”,以各国原先的道路基础上,以咸阳为中心,新修了通达全国的驰道。此时的秦国,可谓牛气轰轰,他们拥有当时最先进的造车技术,战车更是精良,即使是乘用的马车,技术也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从秦始皇陵出土的两辆铜马车便能看出。

拥有这样精良战车的国家,拥有四通八达的道路,军队就如同如臂使指,所向披靡,所谓“国强民也强”,民众也应是百家齐放,各自在岗位上发光发热、才大放异彩才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秦帝国的治家法宝是法家,商鞅变法将秦国设计了一种体制:把帝国的百万民众变成一个可以随意地使用的身体,以农战主义把所有秦国人整合成帝国的工具,“秦权使其士,虏使其民”,任意驱使士兵,像奴役奴隶一样对待民众。事实上,在秦朝之后的中国各封建朝代,这种残酷而又严密的掠夺民众财富的模式也是屡见不鲜。

上海电视大学中文系教授鲍鹏山将帝国统治者(不仅是秦帝国)形容成一只盘踞在中心的巨大毒蜘蛛,帝国的道路就是庞大的蜘蛛网,任何一个末梢有动静,都会被其捕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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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帝国统治者奉行“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务”,在这种极致的掠夺方式之下,我们看到的是秦帝国对民众极致的束缚。所有的专业技术,包括制造、纺织、民用等技术都掌握在帝国手中,民众则需要像提线木偶一样,听从帝国的指挥即可,对商业更是嗤之以鼻的态度。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秦国的战车和马车的造车技术到了极致的地步,也无法用之于民。然而大多数应用类的技术改进或发明,却往往发生在民众之中,这样的皇权集中制极大地阻碍了包括轮子在内的大多数技术的进步与发展。

罗素说:在人与人之间,除命令与服从的关系以外,很难有另外的关系能把他们联合在一个社会里。

这是对帝国文化最精辟的总结,也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奴役者与被奴役者之间关系的诠释。社会皇权的强化损害了社会自由,使民众麻木不仁,只能机械地重复做着简单的工作,智慧被压制,社会失去活力,生产力也难以提高,历史的文明脚步自然也缓慢而又沉重。

不但秦国秦朝如此,在此后的两千多年的封建体制之中,这种现象不断地重复出现。更明显的例子是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技术,朱棣和郑和一旦去世,航海技术便失传,虽然与当时某一太监一把火烧了所有的资料有关,但是,如果当时朱棣和郑和能在技术上进行改革又能用之于民,大概中国的航海技术便不会落后西方三百年,在清朝时期便不会轻易被西方人敲开大门吧?然而,明朝统治者狭隘的眼光根本看不到这些,他们只是想在明朝以外的地方耀武扬威而已。

二、历史是前进的,滚滚向前的车轮将会抛弃陈腐、落后的文明

就人类历史而言,东西方世界发展各有快慢,但也曾有一段奇妙的巧合,就是在公元前后,也就是东方的秦汉帝国(公元前221-公元220年),西方的古罗马帝国(公元前27-公元395年)。这两个帝国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都是从战争中诞生,疆域辽阔,开创了各自不同的制度与法律典范,也同样重视道路的建设,也修筑了坚固的长城;拥有精良的部队和骑兵,虽然罗马帝国没有秦帝国的战车,但他们却热衷于马车比赛。

《睡虎上秦墓竹简》有这么一段话:“为器同物者,其大小、短长、广袤亦必等 。”由于秦始皇实行“车同轨”,秦帝国的所有车辆都是标准化生产,这不仅方便了行车,也促进了车辆的发展。而古罗马,据说古罗马的战车轮距来自两匹马的屁股宽度——1.435米,这个轮距也是英国发明火车的轮距,至今仍在沿袭。

如此看来,秦汉帝国与古罗马帝国的发展还是比较同步的,而在唐宋时期,中国的文明文化更是高度发展,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指南针、火药、印刷术、造纸术中国四大发明应运而生。

火药刚刚出现了百余年,就被装在战车上,南宋的抗金名将魏胜创制十辆抛射火球的炮车和数百辆各安装数十支火枪的如间战车,屡次击败金国铁骑。明朝时,各类火器已经大量装备军队,戚继光曾利用这些军队战胜鞑靼。这些装备了火器的战车,无疑是现代炮车、坦克的雏形,此时的中国火器可谓是发展到了顶峰,著名的红夷大炮就是在明朝诞生的。然而,戚继光之后,这种装有火器的战车在后来的战争中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明朝就已经土崩瓦解。

到了清朝,这个称为“马背上的王朝”闭关锁国,认为火器是奇淫巧技,对军队用处不大,同时,统治者怕动摇到了他们所谓的“马上定天下”的地位,更是废用大炮、火药等,只增强大刀、长矛的使用,可谓是目光短浅。

而中国在轮子上的使用也是千年不变,轮子出现在夏代的时候,轿子就出现了,但是从夏朝到清朝,从双轮-独轮-无轮却从未有突破,即使是在先秦时代的墓葬中发现过四轮车,但也只限于礼仪用,却未能应用于生活。也就是说,中国上下五千年,一直是在使用双轮、独轮和无轮(轿子)。而轿子这个交通方式,是森严的等级阶级的权力标志物之一,在“舆服制度”的规定下,在周朝之后发展得如火如荼,以致于到明清之后,人们只喜欢坐轿子而不坐马车,坐轿子之人以此为傲,抬轿之人亦与有荣焉。在某种程度上讲,马车是被轿子消灭的。

然而,轿子何止只是消灭了马车,轿子消灭的是生产力,是动力,是效率!

杜君立无可奈何地说道:“装饰精美的轿子,不仅未能促进中国制车业的发展,相反起到了严重的抑制作用。从文化上来说,轿子充分满足了人类与生俱来的阴暗的权力快感;从科学角度来说,以人力的非轮式机械,代替畜力的轮式机械,这是极大的技术倒退。”

同一时期的西方国家在做什么?西方的四轮马车很早就出现了,12世纪晚期,中国的马项圈传入欧洲,四轮马车的装备日趋完善,采用悬置车厢和较小的车轮,甚至有独立的前轮轴和刹车装置,具备了汽车的基本雏形。18世纪工业革命颠覆了数千年的农耕文化,蒸汽机时代的到来,结束了马车时代,却使欧洲率先进入了现代社会,蒸汽机作为一种新的动力系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火车的诞生。

从双轮到四轮,从四轮到火车,从人力拉动到马匹作为动力,又从马匹过渡过蒸汽机,到西方人在轮子的发展上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生物界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其实在历史文明的进程何尝不是如此?滚滚的车轮将腐朽的、落后的文明、技术、思想碾于车底,从不因谁而停止转动。中国在交通史上的奉献几乎为零,唯一有改变的就是减少轮子,而这一改变,却是历史的大倒退。试问,历史不淘汰它淘汰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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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结语

历史是永恒的,却也是前进的,而人类可以说是传承历史文明的一种载体,人类短短数十年,与漫长的宇宙相比几如萤之光,然而,人类却有着其他生物所没有的智慧,因此人类的智慧便超越了生命的局限,便也谱写了历史,也推动了历史的前进。

有句话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是放于四海而皆准的准则。任何一种文明,若无法适应当前的发展,便会被无情地淘汰,譬如古罗马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巴比伦文明早已灰飞烟灭,现如今我们只能从出土的文物中去了解他们的辉煌。中国作为古老文明古国之一,虽然她在历史的进程中走过了不少弯路,也遭受过不少的折磨,但是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命力最终战胜了一切,使得中华民族没有被时代的洪流所湮没却至今仍生机勃勃地矗立于世界强林之中。

杜君立在《历史的细节卷一:轮子、战车与帝国》中说:“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富贵、权力与荣耀,还是苦难、悲伤和耻辱,所有的一切都会随风逝去,只有历史会留下来。”

是的,只有历史会留下来,但推动历史前进的必定是先进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