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0日，一支约3千人的红军队伍由浙江遂安（今千岛湖区域）出发，向西南方向开进。
行进在这支队伍前列的先头部队不是战斗部队，而是由机关，伤病员，后勤人员以及迫击炮连和重机枪连组成的队伍，总人数约800人，因为缺少弹药，迫击炮连和重机枪连形同虚设。
跟在这支先头部队后面的，是2千余人的主力。
这支总人数近3千人的部队就是作为抗日先遣队的红10军团，此行目的是闽浙赣苏区，军团的先头部队由手臂负伤的参谋长粟裕率领，内有有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还有负伤的军团政委乐少华以及同样负伤的政治部主任刘英，在后面跟进的2千大部队由军团长刘畴西率领。
此时这支3千人的队伍，不仅要抵御寒冬腊月的环境，更要抵御20个团国民党军的追击。
参谋长粟裕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老兵，之后跟着朱德上了井冈山，经历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战役，因此战斗经验相当丰富，他知道自己率领的这800人既没有进攻能力也没有防御能力，便按战斗部队的方式进行了整编，他抽调300多个精壮组成了3个战斗连，将所有的装备归拢后优先配置给这3个连，如此，使得这支800人的队伍有了初步的战斗力。
粟裕带领先头部队出发后一路都比较顺利，只是在浙江西部的开化县大龙山遇到大队国民党军，粟裕命部队乘着夜晚绕开敌军，隐蔽前行，一路上不惊扰群众，也不找向导，只凭着手中地图和指北针前行，于12日到达开化县的杨林村。
过杨林再翻过一座山头就是化婺德苏区，也就是开化，婺源和德兴三个县的三角区域，这里被称作小苏区，再往南就是闽浙赣大苏区。闽浙赣大苏区是方志敏开创的优秀苏区，可以和当时的中央苏区以及鄂豫皖苏区相提并论，被毛泽东称为“方志敏苏区”，部队进了闽浙赣苏区就等于到家了。
此时距离闽浙赣苏区还远，却已经让不少人泄了劲。连日来的行军让战士们饥寒交迫，体力严重透支，因此很多人提出就在杨林扎营，休息一夜恢复体力后再走。
作为这支部队的最高领导，粟裕坚决反对，他下令部队一刻不停，继续急行军。这时正是下雪天，粟裕带着这支部队冒着风雪，踩着碎冰翻过山头，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迈，终于抵达化婺德苏区。正当大家认为可以理所当然地休息时，粟裕的命令又下来了，队伍不得不继续前进。
于是，粟裕率领先头部队一气穿过化婺德苏区腹地，进入到江西德兴一个叫港头的村庄，此地虽然还属于化婺德苏区，却已经靠近闽浙赣大苏区的边界。粟裕这才下令停止前进，放出警戒让大家就地休息，等待后面刘畴西主力的到来。
军团长刘畴西率领主力从遂安出发以来，一直跟在粟裕后面不远，当粟裕带部队离开杨林不久，刘畴西就带着主力赶到了杨林。
刘畴西采取了和粟裕相反的行动，他命令在杨林宿营。
赶路的粟裕和在杨林宿营的刘畴西都不知道，此时浙江保安第2纵队第5团正马不停蹄赶往化婺德苏区东部的王坂、徐家村一线进行堵截。
刘畴西率领主力在杨林休息了一夜，恢复了体力后继续赶路，当他们运动到王坂、徐家村一线，立刻遭到抢先一步抵达的浙江保安第2纵队第5团的阻击。刘畴西不得不分出一部分兵力吸引当面之敌，主力绕道转了一个大圈，于15日进入化婺德苏区。
刘畴西部进入化婺德苏区的时间，比原计划晚了2天。
刘畴西虽然于15日进入了化婺德苏区，但是16日还没有抵达粟裕所在的港头。在港头等了近3天的方志敏和粟裕都非常着急，因为化婺德苏区虽然毗邻闽浙赣苏区，但是两块苏区并没有连成一片，中间被敌军筑有碉堡的封锁线分开，虽然平时封锁线的敌军不多，但大批国民党军正赶过来堵截，封锁线随时可能被关闭。
方志敏和粟裕决定先行出发，同时，他们通知刘畴西快速跟上，要求全军务必于当天晚上进入闽浙赣苏区。
粟裕集结队伍正要开拔时，刘畴西派人传达命令，他的主力此时距离港头只有5里，不到20分钟的路程，但是部队太疲劳，因此命令全军当晚宿营，第二天再走。粟裕非常焦急，他认为全军是在和敌人的追兵赛跑，此地非常危险，必须当晚进入闽浙赣苏区，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方志敏。方志敏让粟裕以他的名义给刘畴西写了一封信，要求刘畴西立刻出发，务必当晚进入闽浙赣。
信虽然被传令兵送走，深知刘畴西性格的粟裕却不放心，他向方志敏要求亲自去做刘畴西的工作。对刘畴西同样了解的方志敏知道粟裕难以说动刘畴西，决定让粟裕领兵先走，自己留下来做刘畴西的工作。
粟裕遵照方志敏的命令带先头部队前进，他们通过化婺德苏区和闽浙赣苏区的边界时，敌人的封锁线还没有形成，只是碉堡里面的敌人不停向外打枪，火力也不强，粟裕以两个班的兵力将敌人火力吸引过去，大部队则乘着夜色通过，结果非常顺利，全军在上半夜就抵达闽浙赣苏区，而进入闽浙赣苏区就意味着安全。粟裕命令部队在广财山地区停驻，等待刘畴西主力。
粟裕满心希望第二天早上就能见到刘畴西，可是他的希望落空了，一直到第4天都没有见到刘畴西，一周以后，粟裕得到闽浙赣省委传来的消息，从截获敌人的无线电中有一条消息。据粟裕回忆：
敌军汇报“清剿”已基本结束，要求撤出休整；蒋介石下令，说方志敏、刘畴西等仍在山上，在搜到以前，凡要求撤出休整的“杀勿赦”。
不久以后粟裕就得到了方志敏和刘畴西被捕的确切消息。而方志敏和刘畴西的被捕，意味着这支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红10军团主力覆灭。
一、红7军团如何变成了红10军团？
红10军团的成立，并不是一个基于长远战略的考虑。
1934年7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接近尾声，由于中革军委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致使红军不断失利，苏区地盘日益缩小，中央根据地的形势越来越恶化，特别是4月份广昌失守之后，导致中央苏区腹地大门洞开，红军已经没有了在根据地内线作战的回旋余地。
中央红军面临着生存危机，所谓“生存”就只有两个选择，即“死”和“活”。
为了红军的“活”，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博古和李德（博古不懂军事，军事上主要由李德负责）开始考虑红军撤离中央根据地，但此时的中央苏区正遭到国民党南、北、东三路共35个师的全面围攻，红军又是久战的疲惫之师，在如此庞大的兵力包围下突围谈何容易？如何突围就成了红军必须考虑的战术问题。
在欧洲打过街垒战的李德按照经验，决定以分兵的方式，用少部分兵力将敌军主力进行调动和牵制，红军主力则出其不意向反方向突围。
分兵行动的目的极其机密，只博古，李德和周恩来3人知道，他们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两支部队，一支是红6军团，这支军团在肖克率领下向湖南运动；另一支则是成立不到1年的红7军团，这支军团奉命向皖南挺进。
红7军团下辖第19师、第20师、第21师，由江西东北的红11军和闽北的2个独立师和1个独立团整编而来，是地方武装升级的野战军，此时人数才4千人，不仅无法和大名鼎鼎的1，3，5军团相比，甚至无法和红6军团相提并论。这个军团的高层领导也都很年轻，军团长寻淮洲只有22岁，军团参谋长兼第20师师长粟裕才27岁。
由于红军主力突围是重要的军事机密，因此红7军团在领受任务时，并不知道他们的实际作用是调动敌人以配合主力转移，而是被告知他们作为北上抗日的先遣队，目的地是皖南，要他们一路宣传抗日，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
粟裕在后来的回忆中有专门的论述：
当时中央派出这支部队的更加直接的目的，是企图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在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我们时，并没有说明这个战略意图……当时对于中央这个重要的战略意图，并不知晓。
接受任务后的红7军团突击补充了2千名新战士，凑成了6千多人，但是装备很差，仅有长短枪1200来支，6门迫击炮，还有少量机枪，大多数战士都扛着梭镖，而且由于全军团都以为自己的任务是宣传抗日，因此带着大量的抗日宣传品，这些抗日宣传品总共有300多担，严重制约了红7军团的行军速度。
由于实际目的和公开下达的任务不一致，年轻的寻淮洲并没有认识到形势的严峻，他以为可以通过沿途发动群众建设根据地来壮大自己，因此对自己装备的奇缺并不以为然。
由于有红9军团的掩护，因此红7军团的出发非常顺利，当抵达古田后，红9军团返回，由红7军团单独行动。按照计划，红7军团应该进入浙江之后向皖南进发，却突然收到中革军委电令，要求红7军团转一个大圈，相机攻占闽侯（今福州地区）。
按照寻淮洲出发前接受任务的计划和路径，他的红7军团进入皖南并不困难，此时突然要他向福州进发，难度系数就猛然增加了。
结果，红7军团这一个大圈下来，在10日之内突然进行了3次大的恶战，伤病员立刻达到7，800人，不但没有达成攻占闽侯的任务，却吸引了国民党军，引来国民党军大举进攻。
这其实正是博古和李德需要的效果，但是对红7军团来说，形势突然变得严峻了。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军团长寻淮洲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他带领军队以游击战方式不断游走，北上连克罗源，庆元等县城，进入闽北的古楼地区，短暂休整后又北上进入浙西，之后又转向皖赣边，进入皖南。
寻淮洲带着红7军团在皖赣边干得有声有色，以游击战结合运动战的方式多次打败敌军，缴获不少武器弹药，自身得到了扩大，补充了不少兵员。这让寻淮洲等人看到了创建新根据地的可能，于是，寻淮洲、粟裕和军团政治部主任刘英向中革军委建议留在皖赣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待根据地稳固后再进入浙江。
这时候的红七军团，已经从瑞金出发有4个月，行程2千多里，转战福建，安徽，江西和浙江4个省，挫败了敌军无数次围追堵截，以6千缺少枪支弹药的疲惫之师能达成这样的结果，不能不说是因为军团长寻淮洲的军事指挥才能。
但是，由于红7军团的真正目的是调动敌军，减少中央红军的压力，因此寻淮洲和粟裕请求在皖赣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建议不仅遭到中革军委的否决，而且遭到了中革军委的严厉批评。中革军委要求红7军团立刻向闽浙赣苏区进军。
闽浙赣苏区是方志敏、黄道、邵式平等创建的根据地，这里活跃的红军是第10军，但此时的闽浙赣苏区非常困难，面积日益缩小，和中央苏区一样，已经不适合红军在根据地进行内线作战。
寻淮洲领着红7军团到达闽浙赣苏区时，中央红军已经开始长征，他们归属以项英为主要负责人的中央军区领导。
在中央军区的规划下，红7军团和红10军进行了合编，两军合编为红10军团，军团长由原红10军长刘畴西担任，原红10军缩编为20师，军团长刘畴西兼任师长。红7军团则被缩编为19师，寻淮洲为师长，另外还有一个地方武装改编而来的21师。
原红7军团的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和政治部主任刘英职务不变，仍为红10军团的政委，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创立闽浙赣苏区的方志敏则为省苏维埃主席兼军区司令员。
从两军的人事安排来看，除了寻淮洲由军团长降至师长，其余各主要领导人的职位均无变化。
红7军团军团长寻淮洲降职，自然有他本人的年龄，资历和荣誉均不如刘畴西的原因（刘畴西出身黄埔军校1期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又在东征中失去左臂），更主要还是因为寻淮洲对中革军委的命令不太顺从，因为寻淮洲在军事上有自己的独立思想。
两军合编后的红10军团有8千余人，虽然根据地依然面临敌人的重兵围剿，但方志敏和红10军团的领导人打破敌人围剿的信心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方志敏和红10军团拟采用中央红军从井冈山起就有的一套对付敌军的经验，派寻淮洲的红19师出外线作战，配合内线作战的红20师歼敌，同时将省委机关转移到闽北。
但是，方志敏和红10军团领导人的计划立刻遭到项英为领导的中央军区反对（红军主力长征后留下的所有军队都归项英领导）。中央军区要求红10军团全部主力离开根据地，向皖浙出击，通过打大仗的方式扩大影响，造成红军直接威胁宁、沪，杭的态势，以减轻中央红军受到的压力。
由于对中央军区的真实意图并不知晓，因此对中央军区这样的命令，包括方志敏在内的红10军团上下都不理解。据后来粟裕回忆，在第五次反围剿接近尾声的情况下，留守的江南红军对付优势敌军的手段，只能是游击战，而中央军区却要求劣势的红军对优势敌人展开大兵团的正规作战，这对红10军团的处境来说，是严重脱离实际的。
为了让方志敏等人坚决执行中央军区的命令，中央军区下令成立以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刘英和聂洪均五人组成的军政委员会，由方志敏担任主席。军政委员会直接受中央军区领导。
正是因为强调服从性，因此在这个五人军政委员会中，能打仗而具有独立思考力的寻淮洲和粟裕均被排除在外。
于是，在明知形势困难的情况下，方志敏和红10军团还是坚决执行中央军区的命令，放弃根据地北上，先锋部队就是寻淮洲的第19师。
第19师从江西德兴出发，经浙江淳安，过分水（今浙江桐庐武盛镇），然后佯攻杭州，进入安徽旌德县，经过宣德北上，威胁芜湖和南京，打了不少漂亮仗，最后进入皖南黄山汤口地区，一系列胜利充分显示了师长寻淮洲的军事才能，他也成了经验丰富的百战之将。
第19师在皖南和先后赶来的第20，21师会合后，就完成了离开根据地后红10军团3个师的再次集结，于是，全军团开始北上创建浙皖赣边新苏区。
红10军团一离开闽浙赣苏区，立刻招来国民党军三路共20万兵力的围追堵截。1934年12月13日，红10军团行进到今黄山市黄山区谭家桥镇地区时，中路追剿军的前卫部队在俞济时率领下跟踪而至，行进在最前面的，是王耀武的补充第1旅。这个旅在王耀武率领下积极追击，已经成了孤军深入之势。
寻淮洲认为摆脱敌军追击的最好办法是把追敌打痛。又因为王耀武的补充第1旅在9月和11月曾两次败在寻淮洲第19师的手中，因此军团参谋长粟裕建议打补充第1旅，政委乐少华反对，他认为敌人太强，只能快走，作为最高军事领导的军团长刘畴西则左右摇摆拿不定主意，最终还是由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拍板，打。
于是，红10军团开始了全歼补充第1旅的行动。
二、谭家桥之战到底发生了什么？
红10军团将全歼补充第1旅的地点选在谭家桥。
谭家桥位于太平、旌德和歙县交界，是一个有千户人家的村庄，东西两面都是高山，南面是一个山隘，名叫乌泥关。乌泥关的东面是另外一座小山——蛇形山，这座小山是一个制高点，在乌泥关以北是一个小山坡，山坡上森林茂密，地势险要，中间是一块平坦的山谷，还有一条南北走向的麻川河。
从地形上看，谭家桥是个适合打伏击的地方。
由于此战是红7军团和红10军合编为红10军团后的第一次联合作战，考虑到由红7军团改编而来的红19师战斗力最强，敌军又是由南向北而来，因此军团的作战部署是将19师放在最南，之后是20师和21师，3个师以乌泥关山隘为起点，由南向北沿公路两侧布置，伏击线一直延申到谭家桥。
这是一场典型的伏击战，难度并不大，待补充第1旅的前卫部队进至谭家桥，后卫部队进入乌泥关后，红军以3个师的绝对优势兵力将敌军分割围歼。
红10军团的准备时间很充分，全军团在12月14日凌晨1时就全部进入了阵地，直到9时天大亮，敌军作为前卫的第2团才出现。
但是，当补充第1旅的前卫2团距离谭家桥还有近3公里的距离时，也就是距离这个旅完全进入伏击圈还有近半个小时的时间，不知是紧张还是不慎，一名红军新战士手中的枪响了，这一声枪响宣布了红10军团精心准备的伏击战破产。
枪声响后，敌军1个营立刻向第19师对面的高地运动，另外2个营则沿着公路两侧展开，一边就地防御，一边等待旅主力的到来。
红10军团不得不提前向敌发起猛攻。
在敌我双方很多将领的回忆录中，由于立场不同，对很多事物的看法都不同，但是有一点是双方都认可的，就是红军奋勇作战的英勇精神是国民党军完全无法比拟的。
红10军团的战斗力虽然无法和红军中的著名军团相比，但是在作战勇猛上和其他军团毫无二致，一个冲锋就将敌正副团长打伤，使得敌军陷入混乱，一举赢得了初战的好形势。但是，由于未能将敌引入伏击圈，因此红军预先设定的对敌分割围歼的计划有了相当的难度。
当红军主力向敌冲锋时，一个错误显现出来了。
刘畴西将红10军团最强的19师没有放在乌泥关制高点以北的缓坡上，而是布置在乌泥关制高点以南悬崖峭壁的峡谷中，使得19师的火力无法展开，冲锋时兵力也无法迅速运动。而19师自身的配置也有问题，因为预先设定是打进攻战，以冲锋完成对敌分割围歼，因此只在制高点上放了1个连作为掩护，这使得制高点的火力十分薄弱。
双方一交火，第19师却由于地形受限而无法快速冲出峡谷，结果就无法及时冲锋到位割裂敌军，反而使得敌军能够迅速集结并集中火力对付战斗力稍弱的第20和21师。红军惯用的集中优势兵力歼敌的战术，现在被敌军反过来对付红军了。
正是一步错步步错，当第19师主力陷在峡谷中无法及时冲出时，敌军1个营顺利地从山脊上运动上来占领了只有1个连守卫的乌泥关制高点，这样就给整个红10军团带领了恶劣后果：19师与20师以及21师完全割裂。
随后，补充第1旅以1个团拖住第21师，另2个团在迫击炮和机枪火力支援下向20师发起猛攻，将20师的阵地冲垮。第19师师长寻淮洲见制高点丢失，亲自带队向制高点冲杀，虽然最终夺回了制高点，但是寻淮洲本人的腹部却受了重伤。
这场厮杀持续了8个小时，红10军团伤亡1千余人，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和政治部主任刘英都负了伤，19师师长寻淮洲更负重伤，而敌军的伤亡仅220人，战损差别如此巨大，最终红10军团不得不主动撤出战斗。
谭家桥战斗的失利，使得红10军团的处境越来越差，形势越来越被动。雪上加霜的是，身负重伤，年仅22岁的寻淮洲在转移途中牺牲。红10军团真正的能战之将就是寻淮洲和粟裕，而这时的粟裕还没有独当一面，因此寻淮洲的牺牲，使得这支队伍失去了优秀的大脑，前途更加迷茫。
之后，红10军团一直在试图摆脱20个团敌军的追击，却始终不得要领，终于出现了本文开篇刘畴西的一错再错，最终使得这支红军主力在怀玉山覆灭。
三、事件评价，透过现象看本质
截至目前，对红10军团覆灭的原因，从战略和战术上都已经有不少总结。我不从宏观战略上来评价红10军团覆灭的原因，因为原因已经很清楚，就是要通过牺牲这支抗日先遣队来赢得主力的转移。在博古，李德的眼中，这支队伍本来就是要牺牲的，只是和他们的愿望相反，这支队伍并没有起到预想的吸引敌人主力的作用。
从战术上讲，就是红7军团乃至红10军团自身的错误了，因为同样作为先遣军团的肖克红6军团不仅没有覆灭，而且完整地到达了陕北，两相比较，不能不说是各自自身的原因。
红10军团的最大错误，正应了朱德的话：
编成一个军团，不编不垮，一编正规战打不成，游击战也打不成。经验还是要把正规军变成游击队。
红7军团善于打运动战，而红10军善于打游击战，两军结合就成了既不会打运动战也不会打游击战了。
红军以弱胜强的法宝之一是优秀的侦察工作，这是井冈山，瑞金以及鄂豫皖等红军的共同经验，但是红7军团和红10军团的侦察工作却公认地比较薄弱，原因也许是军团领导人年轻而缺乏经验。
在谭家桥战斗前，红10军团只知道最近的王耀武补充第1旅孤军深入，却不知道这个旅周围还有5个正规师，1个独立旅和4个保安团，如果早知道敌人有这样强大的兵力，红10军团是决不会在谭家桥打伏击的。
谭家桥战斗也带给粟裕终生的军事经验，使得他开始重视侦察，也开始精确计算在敌人优势兵力前歼敌的问题，这点在后来的孟良崮，以及睢杞战役都有体现。
在谭家桥战斗过程中，红10军团选择的位置和兵力配置也有重大缺陷，使得本来对敌分割围歼的战术反而成了敌人对红10军团进行分割围歼。
谭家桥战斗之后寻淮洲牺牲，红10军团失去了优秀的军事指挥者。刘畴西虽然有资历和荣誉，却并非将才，他一而再而三地犯低级错误，相比没有上过军校，却对战争有天生敏感性的粟裕来说，简直是天地的差别。
在战争年代，评判人的能力就是能不能打仗，寻淮洲比刘畴西能打仗，这是事实已经证明了的，之所以用刘畴西不用寻淮洲，其实就是领导人的格局问题。
红军长征前的领导人是博古和李德，这两人格局小，用人考量“听话”先于“能力”。红军长征后留守的领导人是项英，他承袭了博古和李德的风格，用人也是同样的路子，这样的用人方式在和平年代自然没有问题，但是在战争年代就不合适了。
因此，红10军团的覆灭是很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这些因素的根源，与当时博古和李德领导下的大环境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