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唐朝历史的朋友都知道，文德皇后长孙氏不仅贤良淑德、宽厚仁慈，被后世赞誉为千古贤后，而且跟唐太宗之间伉俪情深，堪称帝王史上一对“模范夫妻”。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长孙皇后跟唐太宗在一起时，身边总是藏着一包毒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作为唐朝第一位生前获封为皇后的女性，长孙皇后被史官们塑造成千古贤后的形象，身上集中了中国传统女性全部的优点：她胸怀宽广，并不嫉妒其他妃嫔的得宠，对其他非亲生皇子也视如己出；她勤俭节约，讨厌奢华浪费，所需的东西够用就可以，并经常训戒诸位皇子要以谦恭节俭为先；她恪守本分，从不主动出面干涉朝政，在唐朝众多皇后中极其罕见。
长孙皇后贤惠淑德、语不及私，对于历朝历代外戚干政以致家族覆亡的史实，一直引以为鉴，认为自己的家族能和皇室联姻已是莫大恩宠，但他们并非全是德才兼备的人才，然而却能占据高位（如兄长长孙无忌），长此以往便容易招致灾殃。所以为家族安危考虑，皇后经常恳请唐太宗切莫让其族人担任中枢要职，只需要让他们以外戚身份参加朝觐便可，但皇帝并未完全听从。
唐太宗虽然号称明君，但作为一个性情皇帝，他难免会在被冒犯的情况下，会产生过激的言行。此时，身为妻子的长孙皇后便会发挥她的柔性力量，一方面温情抚慰丈夫，一方面竭力保护忠臣。例如，以直言敢谏著称的魏征，曾屡屡出言激怒唐太宗，如果没有长孙皇后为之转圜，他这个“乡巴佬”（唐太宗语）很可能会性命不保。
正因为长孙皇后极其贤德，因此时人和后世对她的评价都极高，认为她是有史以来最贤明的皇后。例如，唐朝史官吴兢在《贞观政要》中对长孙皇后不吝赞美之词，称“若后之徳，虽汉之阴、马，亦不能及，可谓无愧周之任、姒、邑姜者矣！正家而天下定，后之谓欤？”吴兢生性耿直，著述以叙事简练、奋笔直书见称，因此他对长孙皇后的评价，可信度还是相当高。
长孙皇后是北周、隋朝名将长孙晟之女，唐朝宰相长孙无忌的胞妹，不仅容貌秀美，而且性情温顺、知书明理，是个秀外慧中的奇女子。隋炀帝大业九年（613年），年幼丧父的长孙氏在舅舅高士廉的力促下，跟唐国公李渊的次子李世民结为夫妻，当时她才只有13岁。婚后，长孙氏跟李世民之间夫唱妇随、鹣鲽情深，关系亲密的不得了，并且还生下3子4女。
唐朝统一天下后，秦王李世民跟太子李建成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劣，最终竟发展到手足相残的地步。在这段充满杀机的岁月里，长孙氏义无反顾地站在丈夫的背后，和胞兄长孙无忌及房玄龄等秦王府僚共同给予李世民毫无保留的支持。“玄武门之变”当天，长孙氏甚至公开露面，亲自鼓励将士们，使得秦王府士气大增。毫不夸张地说，“玄武门之变”能成功，长孙氏同样有莫大的功劳。
贞观八年（634年），帝后生死相依的情景再度出现。在九成宫的某夜，大将柴绍（唐太宗的姐夫）突来告变，唐太宗闻讯后立刻穿上盔甲，准备外出应对骚乱。同房就寝的长孙皇后见丈夫全副武装，不顾自己病体虚弱，立即紧跟唐太宗。左右竭力劝说皇后应以身体为重，然而她只顾念着丈夫，不惜自身病情加重，执意随从丈夫，直至骚乱平息才作罢。
长孙皇后发誓跟唐太宗同生死
唐太宗登基后生过一场重病，长年累月无法康复，长孙皇后悉心照料丈夫，昼夜不离左右。眼见着唐太宗久病不愈，心急如焚的长孙皇后便把一包毒药系在腰间，决定如果丈夫撒手人寰，她也不会独活（“上得疾，累年不愈，后侍奉，昼夜不离侧。常系毒药于衣带，曰：‘若有不讳，义不独生’。见《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四》）。唐太宗夫妇之间的真挚感情，由此可见一斑。
虽然长孙皇后跟唐太宗感情十分真挚，但可惜红颜薄命，年纪轻轻地便撒手人寰。贞观十年（636年）六月，长孙皇后崩逝于太极宫立政殿，年仅36岁。长孙皇后死后葬于昭陵（唐太宗的陵墓），太宗遵从她要求薄葬的遗愿，在陵墓中不陪葬金玉等物，只设置用土木制成的人马、器皿等物（“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四》）。
长孙皇后死后，唐太宗甚是哀伤
长孙皇后入葬昭陵后，太宗依然对她追思不已，为了能稍缓相思之苦，便在宫里面修建了一座高耸的楼台（层观），在政务闲暇之余，便会登临此地眺望亡妻，有时一呆就是一整天，不吃不喝、不言不语，显得异常的悲伤、寂寥。有时候，皇帝为了分解相思之苦，还会拉着重臣陪同悼念，每每在这种场合，大臣们都会陪着皇帝流泪，好像他们真的怀念皇后一般。
古代提倡以孝为先，不提倡丈夫祭奠妻子，即使贵为帝王，也往往身不由己，所以唐太宗如此公开的悼念亡妻，必定会遭受保守派大臣如魏征等人的非议、奚落，但同时也可以看出，唐太宗对长孙皇后的感情真挚。因此，唐太宗尽管听从魏征的建议拆毁了高台，但他对亡妻的思念却一刻也未能停止。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驾崩并入葬昭陵，在泉下等待了13年的长孙皇后，终于再一次与丈夫“聚首”。正所谓“生同衾、死同穴”，唐太宗与长孙皇后生前鹣鲽情深，死后相守在一起，也算是帝后界的“模范夫妻”了。
刘昫、赵莹 （后晋）：《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欧阳修（北宋）：《新唐书》， 中华书局1975年版。
司马光（北宋）：《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