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的摩是全美犯罪率最高的城市之一，平均每三天就有两个人死于非命。这让该城警局重案组成为了政治、新闻、腐败和善恶的漩涡中心。大卫•西蒙是有史以来第一位被允许无限制跟踪报道巴尔的摩警局重案组的新闻记者。他用纪实手法，根据自己1988年以实习警察身份深入警局一整年的调查报道写就《凶年》一书，对于美国的社会犯罪现象以及警察的执法行为做了真实披露。作品一经推出即广受好评，后被改编成美剧《火线》《凶案组：街头生活》等，并被誉为美剧黄金时代的代表作。
此生追忆
我在凶案组报道的那一年里，从来都不觉得自己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我觉得这并不重要。我的打扮和他们一模一样。在犯罪现场，在法庭上，我会按照他们的指示做。我得说，我喜欢和他们待在一起。在此之前的四年里，我一直在报道巴尔的摩的凶杀案，但我所拥有的空间和角度是极为有限的——那只是都市版中的一块“豆腐干”。我只能把人类的悲剧——他们中的大多数是黑皮肤或棕色皮肤的受害者——浓缩成枯燥乏味的一小段话：
昨日，一位二十二岁的西巴尔的摩人在自家门前的四岔路口被人开枪谋杀。这可能是一起涉嫌贩毒的案件。警方表示，他们暂时不明确凶手的动机，也没有找到任何嫌疑人。
住在斯特里克尔街1400号的安托万·汤普森是被接到报警的巡逻警找到的……
突然之间，我进入了一个无法被大多数记者接触甚或被他们遗忘了的世界。这可不是作为当日新闻事件的凶杀案，也不是源自古希腊的道德悲剧。那年夏天，当尸体随着热浪来临越垒越高，我突然觉得，自己是站在一个生产死亡的车间里。这是一条死亡的流水线。在这个衰败的美国老工业区，什么都已经停止生长了，唯独死亡还在生生不息，唯独“心碎”还在大批量地被生产着。我告诉自己，也许，真正超现实的是我们的生活本身吧。
那年12月，他们最后一次找“捕鱼人”谈话。他坚持住了。拉托尼亚·瓦伦斯之仇依然未报。然而，到了那时候，我突然明白过来，虚无和暧昧才是本书正确的结束方式。我给约翰·斯特林——我在纽约的编辑——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觉得这样的结局更好。
“这就是真实，”我说，“这就是世界运转的方式，或者说它停止运转的方式。”
他同意我的看法。事实上，他比我更早预见了这一点。他早就告诉我应该开始写了，可我却迟迟无法动笔。我盯着电脑活生生地坐了几个星期，我不知道这本操蛋的书的操蛋的第一句应该怎么写。于是，我郁闷地跑去马其特酒吧喝酒了。等我到的时候，麦克拉尼已经喝完了八罐啤酒，正拿着第九罐美滋滋地享受着呢。我把自己的困境告诉他，他饶有趣味地看着我问道：“你不是个作家么？你应该很擅长写才对呀。”
当然，我的确算得上是个作家，可我没写过那么大部头的书。
“我知道你应该写什么了。”
快告诉我。
“你不应该写那些案件。那些谋杀案。我的意思是，谋杀案应该只是这个故事的背景。好吧，也许我说的都是废话。”
可我依然在仔细地聆听着。
“你应该写我们。我们这些家伙。你应该写我们是怎样的，我们怎么骂彼此，我们生气时候是怎样的，我们开起玩笑来又是怎样的，还有办公室里发生的那些操蛋事。”
我点点头，仿佛自己从一开始就明白这个道理一样。
“我看到你在我们互相开玩笑扯淡时也在记笔记。我们撒尿时，我们嗷嗷叫时，你在记笔记。我们说了个黄色笑话，你把它记了下来。你把我们说的所有话、做的所有事都记录下来啦。你要是不把我们都写好了，操，我可饶不了你哟。”
他笑了起来。他是在嘲笑我，也在和我一起笑——我从来没有像那刻一样确定过。
这本书卖得还算不差。它没有进入任何畅销排行榜，但好歹斯特林还愿意付我稿费——前提是我为他再写一本书。罗杰·诺兰没收了我的实习警察证，我回到了《巴尔的摩太阳报》。警探们再也不用担心有双眼睛在附近盯着他们看了。和大多数非虚构小说不一样的是，《凶年》并没有引起热烈的讨论。当然，巴尔的摩警局对这本书的反应相当剧烈。由于本书原封不动地引用了凶案组警探们的脏话，他们的上级警监和副局长完全被震惊了。领导们甚至要以言行举止不得体惩罚整个凶案组。
本书写的是巴尔的摩的事，这让书的宣传更加举步维艰。《纽约时报》书评版的编辑拒绝刊登关于此书的书评，其理由是这是一本地域色彩过于浓烈的书。还是有一些警察这条线的记者同僚在其他媒体为我说了些好话。有一天晚上，当我正要把即时气温填写进报纸版面的时候，突然接到了一个来自洛杉矶的电话。打电话来的是威廉·弗莱德金，他是来告诉我他很喜欢这本书的。
“哪个威廉？”
“弗莱德金。我是《法国贩毒网》（The French Connection）和《生死洛城》（To Live and Die in L.A.）的导演。”
“别逗我了。操，我快没时间查气温了。”
紧接着，几个类似于弗莱德金这样的著名人士表达了对本书的好感。很快，硬皮本从书店的展示柜里撤了下来，被放置在了“真实犯罪”那一类别里。我在《太阳报》安稳了下来，再次做起了老本行。我和那些警探们再次相遇，只不过这一次，我们不再身处在警戒线的同一边。有一次，巴尔的摩北部发生了三人谋杀案。我一直在现场外等着特里·麦克拉尼出来把基本情况告诉我。可是，截稿时间过去了，他还是没有出现。我生气了。第二天，我来到凶案组。我开始骂起人来。突然之间，唐纳德·瓦尔特梅耶看不下去了。他砰的一声从椅子上弹了起来，像一支.45手枪一样向我开炮。
“我操，天呐，西蒙。听听你都说了些什么呀。你难道不觉得你现在就像个操蛋的辩护律师吗？你提的问题难道不像他们一样吗？瓦尔特梅耶警探，你还记不记得你在1929年的时候操过一个婊子？操，谁关心这事啊？是，麦克拉尼是在现场，那又怎么了？他才不关心你那操蛋的截稿时间呢。滚你妈蛋吧。你和你的报纸，都可以滚蛋了。操，别在我面前演个辩护律师。”
我向麦克拉尼望了一眼，看到他正用大衣领子遮着脸笑。
“你在这里待了一整年，”瓦尔特梅耶总结说，“可你还是那个没事就哭的小婊子。”
啊。一切一去不复返啦。一切都回到了以前。
我和警探们的缘分已尽。可是，巴里·列文森购买了这本书的版权，把它拍成了电视剧，在NBC上播放。突然，我所创造的这个自在自为的小世界被颠覆了。艾杰尔顿变成了佩波尔顿，是一个骄傲的、知识分子式的警探。麦克拉尼变成了秃头，嘴唇上有一簇搞笑的小胡子，还成天研究林肯刺杀事件。沃尔登是由《激流四勇士》（Deliverance）的其中一个演员演的——操，他叫啥来着？而贾尔维呢？我去！贾尔维竟然是个大胸的红发女人！
对我而言，《凶案组：街头生活》（Homicide：Life on the Street）是个古怪的继子。我觉得它是部好看的电视剧，也欣赏其编剧的技巧——我甚至告诉警探们，将他们的世界虚构化是让该剧良性演化的必要手段。随着该剧的热播，本书也被读者们重新发现了：该剧还未剧终，本书就又卖出去了二十五万册。可是，我依然有不满意的地方。
在阅读了该剧的前三集剧本之后，我给巴里·列文森和汤姆·芳塔纳写了封长长的备忘录，向他们解释警探破案手段及法律要求的复杂性。不，一个警探不能因为他自己觉得枪就在嫌疑人家里就冲进他家里去搜；不，你得先获得搜查令，而搜查令得由巡回法院签署，其前提是警探有合理证据证明枪就在那里……
从此之后，芳塔纳就叫我“写非虚构的家伙”——这句话不带什么好意。
我曾于该剧拍摄阶段造访过几次现场，就像一个游客般站在旁边观看。警探们也经常会来。他们都会带上自己的妻子或女友，她们是慕丹尼·伯德温（Danny Baldwin）和凯尔·塞柯尔（Kyle Secor）之名而来的。其中有几位警探甚至当起了该剧的特约技术顾问。他们会坐在监视器边上，一一回答摄制组提出的专业问题。而有些时候，他们则会过于主动，径自指手画脚起来——这总是让电影公司很难堪。
有一次，哈里·艾杰尔顿看到弗兰克·佩波尔顿——他电视屏幕上的另一个自我——点了一杯加牛奶的威士忌酒，他突然大喊道：“停！”
巴里·列文森回过头看了他一眼，仿佛他是个外星人。副导演们和现场制片们意识到喊停的不是导演，于是赶紧继续拍摄。
“可我怎么可能喝那样的东西呢？”在此之后，艾杰尔顿对我说，“加牛奶的威士忌？大卫，说真的，你觉得当观众看到这个场景时，他们会觉得我是个怎样的人呢？”
最终，加里·达达里奥——他总是如此机智而又谨慎——成了该剧唯一的技术顾问，还在剧中饰演了战术指挥官一角。随着大家对拍摄的新鲜感与日剧减，其他警探就再也不来现场了。我也不再去那儿了，因为——和所有待在现场的原著作者一样——我真觉得自己帮不上什么忙。
我和该剧剧组的关系倒没有那么差。事实上，该剧的制片人之一盖尔·穆特鲁克斯（Gail Mutrux）曾问过我是否想写该剧的第一集剧本。虽然编剧费十分优渥，我竟然还是拒绝了。我告诉盖尔——是她在读到了《凶年》之后把它推荐给了列文森，并建议改编成电视剧——就算为该剧本身考虑，她也应该找个更加合格的编剧。如果他们还想邀请我写剧本的话，我会在该剧的剧情模式已经建立起来之后尝试写一集看看。
芳塔纳和列文森同意了。在此之后，我和大卫·米尔斯——他是我在大学时一起办校报的朋友——写了一集，可是那一集的剧本实在太黑暗残酷了，以至于NBC的监制们拒绝在该剧还在第一季的时候拍摄它。一年之后，该剧拍摄了第二季——这一季被砍成了仅剩四集——其中一集便是我写的剧本。NBC之所以亮了绿灯，是因为罗宾·威廉姆斯愿意在本集中客串一个角色。
我至今仍收藏着那个剧本——上面全是汤姆·芳塔纳的粗线红笔标注。我们写的戏很长，人物之间的对话则更是冗长。在场景交代的段落里，我们还写明了我们所想象的拍摄角度和方法——这是相当业余的做法。汤姆和吉姆·吉村修改了剧本，为罗宾·威廉姆斯加了戏，又删减了其他角色的对话，最后的成片或许只有一半是我和米尔斯的功劳。
我觉得这次尝试很失败——即便在此之后，本集剧本荣获了美国编剧协会的大奖。我觉得自己应该回那个属于自己的地方。于是，我回到《太阳报》做起了老本行。我开始计划写第二本书，那是一个关于西巴尔的摩贩毒街角的故事，我的调查报道也将为期一年。不过，米尔斯却因此走上了另一条路。他辞去了《华盛顿邮报》的工作，前往好莱坞发展，为《纽约重案组》（NYPD Blue）写剧本。那时，他打电话告诉我说，一个非专业编剧写的第一个本子，就算最后拍出来的只有一半，也算得上是种成功。
在他的鼓励下，我为《凶案组》写了第二个剧本——这一次，被修改的地方就更少了。在此之后，我离开了《巴尔的摩太阳报》。当时，我在报纸的工作又遇到了困境。《太阳报》拥有悠久的历史，却也被传统所束缚，它就像一个老妇，优雅而又举步维艰。可是，就在那个时候，《太阳报》招来了几个从费城过来的沽名钓誉者。他们根本不知道新闻写作到底是怎么回事，以为所有新闻都应该是五段式的，第二段应该以“《巴尔的摩太阳报》了解到”为始，紧接着加上两三段将事态简化了的描述，并以更加简化的观点结束。
《太阳报》想去冲击普利策奖，整个编辑记者团队都犯了迷糊——他们已经不知道怎么做新闻了，成天就等着新上任的高层把现成的、天赐的模板授予他们。当我写完《街角》回到那里时，发现整个编辑室都笼罩在压抑的氛围中。紧接着，《太阳报》历经了几次股份易手，好多有天分的老同事都离开了。预算被削减，所有权变更成了非当地集团，这份报纸被毁了。90年代中期，我发现《太阳报》变成了一个追名逐利、蠢人当道的地方。我所爱的《太阳报》再也不存在了。于是我想，和对普利策奖的追求相比，改行做电视剧编剧应该也算不上什么罪过吧。
于是，我成了我那个“继子”的雇员。汤姆·芳塔纳悉心教授我应该怎样写剧本，我很荣幸和他一起共事过。在此之后，《街角》出版了，我和米尔斯已经做好准备把它兜售给HBO。
警探们也读了我的第二本书。他们觉得《街角》还算凑合。有一次，梦露街和菲亚特街街口发生了一起枪杀案，我就在现场。弗兰克·巴尔洛突然跨过警戒线来到我身边，和我聊起了往事，并问我的新书怎么样了——他的亲昵行为给我造成了巨大的麻烦，在之后的好几天里，我一直在向那些毒贩子和瘾君子解释我为什么和警探相熟。可是，在另外一些警探看来，我的第二本书是对他们的背叛：因为这本书的视角不是巴尔的摩警探，而是那些被他们追捕的人。
从90年代早期开始，警察和毒贩之间的斗争变得更加残酷而不留情面。在我写完《凶年》的五年之后，可卡因成了巴尔的摩贩毒市场中的王牌产品，整个城市都被它改变了。在此之前，巴尔的摩只有大概十几个贩毒点，可现在却有多达上百个。与此相关的是，凶杀案的数量也接连攀升，从当时的每年二百四十起左右一直发展到了超过三百起。破案率随之下降，警局高层紧张了起来。最终，紧张变成了恐慌。
自从本地人唐纳德·博梅尔留掌管巴尔的摩警局之后，警局渐渐变得平庸无为起来；在对可卡因的战争里，他们为自己的平庸无为付出了代价。博梅尔留是于1981年上任的，当时他已然是个处于半退休状态的人了，而当时巴尔的摩也还没几个贩毒点，“快速球”更是一个只闻其名、未见真身的传说。十年之后，毒贩和毒品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巴尔的摩警局却还是老样子。为了赢得战争，警局必须有一个强势的领导。于是，巴尔的摩警局迎来了自1966年以来的首位外地局长，政府授权与他不遗余力地清除贩毒点。
他听从了政府的命令，却运用了最坏的方式。托马斯·弗雷泽尔——他是圣何塞人——趾高气扬地来到巴尔的摩警局，并几乎以一己之力，摧毁了整个巴尔的摩凶案组。
首先，弗雷泽尔彻底无视了存在于美国警局里的两种层级结构。第一种层级结构是指挥系统，警衔是其首要参考标准：警司听警督的话，警督服从警长的指挥，警长向警监献媚，警监为副局长擦屁股。这一层级结构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但警局还有另外一种有其必要性的层级结构，其首要参考标准便是员工的专业程度。它存在于警局的技术工种之中，越对某一工作富有经验的警察就越受人尊重。
而这恰恰是衡量一个警探的标准。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弗雷泽尔一到巴尔的摩就宣布道，为了让警局重获活力，他决定采用轮岗制度。一个警察不能在同一岗位待超过三年的时间。
要知道，培养一个凶案组警探——其实，其他部门的调查员及技术人员也一样——让他能够纯熟运用破案技巧，也至少得花三年时间。轮岗制度极大地破坏了凶案组成员的专业性。可是，弗雷泽尔却现身说法，说以他个人的经验来看，每个警察都会在做了三年同一岗位后感到无聊乏味，并渴望新的挑战。
这一制度的执行让很多优秀的警探离开了警局。他们中的有些人去了FBI，有些人则去了周边的县警局工作。在加里·钱尔斯和凯文·戴维斯辞职之前，我曾采访过弗雷泽尔，问他对失去这两位好探员有何感想。
“这两个人完全有能力指挥一个分队啊。”我说。
“为什么我们需要指挥？为什么凶案组不可以人人皆是最优秀的警探呢？”
作为一种修辞手法，他的假想听上去美妙极了。然而，残酷的事实是，即便在巴尔的摩凶案组最为鼎盛的七八十年代——当时，我们的破案率总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凶案组的探员水平也难免是参差不齐的。有的警探是天才，有的警探还算合格，有的警探则完全是碌碌无为者。
那时候，凶案组之所以风头无二，是因为每个分队都有一个像沃尔登、钱尔斯、戴维斯和贾尔维这样的人。他们是核心、是灵魂，他们会保护比他们更弱的同事。三十个警探，六个警司——这种配置确保了不会有人落单，新人可以和老手搭档，问题随时都可以被解决。
弗雷泽尔还做了一项决定。他要扩充警局六楼的编制。凶案组有了更多的分队，更多的新警探。最终，凶案组里来了很多从暴力犯罪部调来的人，人员扩充到了六十个。
警探更多了，可负责任的人却更少了。一个警探接起匿名举报电话，却不知道负责这个案子的分队是哪个；也再没有人悉心培养新警探了。曾几何时，每个分队里都有一两个菜鸟，老探员们会照顾他们，教导他们，让他们先跟着自己破十几起案子，再让他们独自负责一两起易破的案子，之后才敢把那些谜案交给他们。可现在，有的分队里面竟然全部都是菜鸟。不出意外，随着老探员们的离开，破案率直线下降了。
几年之后，巴尔的摩凶案组的破案率降到了百分之五十以下，而这其中最后被定罪的才占可怜的一半。更加可悲的是，和任何企业单位一样，一旦专家离开这里之后，他们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他们毁了我们，”贾尔维告诉我说，“这曾经是个多么伟大的小组啊。他们的摧毁计划完全是蓄意的。”
在我身处的世界里，同样的事情也在上演。《太阳报》中最优秀的记者都辞职了，他们去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其他报业——和警探一样，他们是被体制对他们的傲慢态度赶走的。
斯特里克、乌顿、艾尔瓦雷斯、佐尔斯、利特温、汤普森、李普曼、海曼——他们都是《太阳报》最优秀的记者，可他们先是被边缘化，继而又被买断了合同；他们被放弃，终而由那些年仅二十四岁的助理接任——这些年轻人庸庸无为，更别提挑战管理层了。我不知道如此大动干戈到底为何。最终，《太阳报》管理层辞退的好记者和它重新招募的一样多。当这个费城来的管理层离开这份报纸时，他们留下了十二年内三次获得普利策奖的“丰功伟绩”——可是，在他们来到这里之前的十二年里，《太阳报》的晨报和晚报一样获得过三次普利策奖。
有一次，我和贾尔维一起喝酒。聊着聊着我就意识到了我们所处之境遇的象征意义：在后现代的美国，无论你所服务或为你提供服务的是哪个单位——警局、报业、政党、教堂、安然（Enron）、世通（Worldcom）——最终，你都会遭到背叛。
我越想越觉得自己是个古希腊哲人。这不就是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写的东西吗？不同之处仅在于现如今的诸神并不是奥林波斯们，而是那些集团和公司。无论如何，在这个世界上，个人的价值——无论他是经验老到的警探、富有涵养的记者、冷酷暴力的街头男孩，还是第三代码头工人、偷渡的东欧性工作者——已越来越无关紧要了。
在见证了《太阳报》和凶案组所历经的变化之后，我开始为一部HBO的新电视剧写剧本：那就是《火线》。好歹，它占去了我接下来的时间。
在审读完《凶年》的书稿之后，特里·麦克拉尼曾给我发来一张铜版纸卡片，上面的题记是：
“《凶年》第二部”
这是一本一句话小说：“天呐，他们都被调走了。我现在终于明白他们对我说的话了。”
麦克拉尼是想开玩笑地提醒我，这本书的出版或许会对其中的人物造成影响。
在此之后，弗雷泽尔的轮岗制度开始执行了，有些老警探出于这个或那个原因离开了。麦克拉尼一语成谶。
不过，我依然无法忽视一个事实：1998年，我发现自己在十年前拿着钢笔和笔记本日夜跟随的警探有超过四分之三已经离开了巴尔的摩凶案组；不过在1988年，当我还是“实习警察”的时候，我也查阅过资料，发现1978年在那里工作的警探当时也只剩下了四分之一。所以说，他们的离开和本书的出版并无本质关系。
真正起到作用的是时间本身。
渐渐地，巴尔的摩这座被《凶年》及其后续电视剧所描述的城市，开始习惯于这些文学影视作品带来的一切了。本市市长客串了一个角色，马里兰州州长也一样。电视剧的演员认同自己是巴尔的摩人，而我们这些本地人给他们取了个名号——“巴尔的摩蠢人”。在过去的十五年里，我曾为无数巴尔的摩人签过名：他们中有本市的政治家、民权运动领导人、律师，也有警察和罪犯。
我变成了巴尔的摩的大名人。然而渐渐地，我又不怎么受待见了，因为《街角》和《火线》揭露了本市更为黑暗的那一面。巴尔的摩作为“凶杀之都”的形象和它的旅游景观在我的著作中融合在了一起，其效果是令人错愕的。而另一方面，我又传达了一种古怪的自豪感——毕竟，这座城市历经了那么多苦难，且长期暴力肆虐，可人们竟然还坚强地活着。
我知道这是一种荒诞不经的想法——正如俗话所说，爱它，就要爱它的一切——但我有我的道理。首先，我个人认为，《凶年》是对我们国家长期忽视城市问题的一个有力回应。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的政府对那些问题无能为力，那么至少，我们还可以用智慧和真诚来抗击它们。
某啤酒曾做过一个广告，说马里兰州是“幸福之都”，而巴尔的摩本地人则会习惯性地豪言巴尔的摩是座“你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凶年》和《街角》嘲笑了这些说法。《火线》的基调更加愤世嫉俗，也更具政治挑战性。但是，我并非要极尽讽刺之事。我更没想过要针对某个本市公民，对其进行挖苦。如果你住在巴尔的摩，你就依然能感觉到这片土地的善意，也依然能感受到这座城市对公民社会理想的追求——虽然这一理想历经了贫穷、暴力、死亡、混乱和冷漠的磨难，早已千疮百孔。
最近，市政府花了五十万美元请一家咨询公司创了个新标语：
“巴尔的摩——快来见证它吧！”
我喜欢这条标语。仿佛巴尔的摩是个有待你去发现的秘密。仿佛只有当你亲临它的街道，在那里观赏游览了好一会儿之后，才会明白这座城市何以存活下来，而为何又有那么多人关心它的未来。
不过，我心目中的最佳标语则另有所属。日报网站曾举行过一次短暂的标语选拔活动，读者们可以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要是被咨询公司选中还能拿到不菲的酬劳。其中有一条标语是半开玩笑式的：
“欢迎来到巴尔的摩，操……快闪开！”
警探们肯定会对这条标语会心一笑。他们对诞生这条标语的语境太熟悉了。去他妈的吧，他们应该会买好多好多胶棒，然后把这句标语贴在每辆车的屁股上。
这些警探生活着、工作着，却并不抱什么幻想。有一天深夜，当我在修改本书的第三稿还是第四稿时，我突然意识到，我是在替他们发声，替他们说出最真实的感言。
难道还有比这更有意义的事吗？明星读者的趋之若鹜，其他同行的嫉妒，还有那些颁给本书的奖项，所有这些都不再有所谓了。十五年前，当我面对电脑写作此书时，警探们的想法便是唯一的判断标准。如果他们读完之后觉得我句句诚实，那么，我就不会对自己这一将他们个人隐私透露于纸上的行为而感后悔。
这倒不是说我所写的都是褒赞他们或将他们美化的东西。我想，读者们业已发现，在本书中，他们中有些人是种族主义者，有些人则对种族主义表现木讷；有些人歧视女性；有些人则有恐同症；而他们的笑话时常源自他人的贫穷和苦难。可是，无论他们的政治偏见如何，只要地上躺着一具尸体——无论这具尸体的皮肤是黑的、棕色的，还是（相当罕见的）白的——他们都会一致对待。在我们这个毫无优雅可言的时代，职业操守便是一种优雅，它足以令人原谅此人其他方面的小罪小恶。我相信，我的读者会原谅他们，正如我原谅了他们一样。我希望，当你们读完这本厚达六百多页（原版书页码）的书后，这些警探的率真诚实将不再让他们难堪，而是变成了他们的优点。
在《让我们赞美名人》（Let Us Now Praise Famous Men）一书的前言中，詹姆斯·艾吉（James Agee）曾请求其报道对象原谅他对他们生活的入侵。他说：“我所写的是人类，这些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类，他们和盘旋在他们四周的那些人无关；他们和这些可怕的人共栖，被他们调查，被他们监视，受他们尊敬，被他们爱戴，而这些可怕的人则又是受雇于他们根本无从知晓的陌生人；他们被他人监视着，他们的生活毫无秘密可言，而这一切，都是为了那本所谓的书。可所有这些，又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很多记者都相信，他们应该和调查对象保持距离，用一种分析、客观、具有专业精神的态度去写作。很多记者都致力于报道丑闻和人间的悲剧，他们相信，对人性抱有怀疑且同情的态度是并不足够的。当然，他们的作品准确描述了所报道的事件，也具有其存在的意义——可是，即便他们所报道的是真实事件，他们对真理的揭示也并不比任何其他形式的叙事多哪怕一丁点儿。
多年之前，我曾读到过一篇针对理查德·本·克雷默的访谈。采访他的同僚提出了相当尖锐的问题。这个问题关乎一种——至少在新闻编辑室里——禁忌的爱。他问克雷默，他是否喜欢他在《代价》一书——这本关于总统选举政治的书完全是杰作——跟踪报道的总统候选人。
“喜欢他们？”克雷默回答道，“不，我爱他们。”
是啊。如果他不爱他们，他又怎么可能以他们的视角写出这本长达九百页的著作呢？如果一个记者跟踪调查某些人长达数年之久，他记录了这些人人生中最美妙和最悲惨的时刻，他又怎么可能对他们无动于衷呢？他又怎么可能对他们的个性、尊严和生命价值毫无判断呢？
我必须承认，我爱我笔下的警探们。
当我写这篇文章时，理查德·法勒泰齐——在1988年时，他是朗兹曼分队中的一名警探——荣升警长，成了凶案组的指挥官，虽然他已经做了三十多年警察了，并打算在未来的几个月内退休。
特伦斯·帕特里克·麦克拉尼警督——十五年前，他是凶案组的分队警司——成了轮值指挥官。他曾一度离开凶案组，被放逐到了西区分局和中央区分局。那是因为有一次，在总部的车库里，他和当时的轮值指挥官吵了起来，甚至快要出手打架。不过，他终于还是回来了。
麦克拉尼之所以要大打出手，仅仅是因为轮值指挥官再也不是加里·达达里奥了——在离开凶案组之后，达达里奥先是升职成为了警监，而后又变成了警长，成了东北分局的指挥官。在很多人看来，那个接替达达里奥的警督根本不懂凶案组的业务。此人懂不懂业务我自然无从得知，但他肯定不懂麦克拉尼。在我看来，虽然麦克拉尼嘴巴很碎，有时故作姿态，有时对人冷淡，但他肯定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聪明、最风趣和最诚实的一位。我很荣幸能认识他。
达达里奥不但成了分局指挥官，也坐稳了相关影视剧的技术顾问一职。他的名字出现在了《凶案组》及其后续作品中。他还曾在该剧中饰演过加斯帕警督这一角色。加斯帕是剧中战术小组的指挥官。虽然他的演技还算不错，但这份兼职还是遭到了很多下属的侧目。
三年之前，局长突然把达达里奥招至办公室，通知他，他被辞退了。局长没道明过理由。
这可能与以下事实相关：就在达达里奥被解雇的几天之前，他又去《火线》剧组客串了一把，演了一个检察官。当时的巴尔的摩市政府并不喜欢这部HBO电视剧。虽然客串出演了该剧的警察有不少，但他的的确确是唯一一个对表演乐此不疲的高层指挥官。为此，我写了封信给市长为达达里奥求情。我说他演的角色是个中立人物，而他在里面的台词也丝毫没有侮辱警局的意思。我说，如果仅仅是因为达达里奥警长客串了该剧而把他解雇，我希望市政府能重新考虑这个决定；而如果他们同样不希望其他警探来客串该剧，那么，请他们通知我们剧组。
可是，我没有收到任何回答。
1995年，在做了三十多年警察之后，唐纳德·沃尔登自己提出了退休。凯文·戴维斯——斯坦顿队伍中一位类似于沃尔登的老探员——也于同一天宣布退休。我申请跟踪报道这两位警探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他俩同意了。那一天，他们从市拘留所带走了一个嫌疑人，他们怀疑此人是一起过往谋杀案的凶手，可此人怎么都不肯招供。这篇故事同样是我在《巴尔的摩太阳报》的最后一篇署名报道——对于我个人而言，这也是一次最后的告别。
一年之后，随着凶杀案越来越多，破案率越降越低，警局决定回聘沃尔登，让他协助调查那些往年未破的悬案。时至今日，他还在继续干着老本行。和他搭档的是他曾经的上司罗杰·诺兰警司。他会用蓝笔在“板儿”上写下那些案子受害者的名字——虽然他既没有警徽也没有配枪。
我经常会在奥多内尔街上的爱尔兰酒吧碰到沃尔登。我会和他喝上一两杯。我总是会像戴夫·布朗那样扔一个二十五美分的硬币给他。他总是礼貌地拒绝，不过他也同时指出，现在他应该接受四十五美分的硬币了。
法勒泰齐、麦克拉尼、沃尔登、诺兰——他们四位是仅存的目前还在凶案组工作的达达里奥手下。那帮人中的大多数已经去了大西洋中部的其他地区警局工作了；还有一些已经退了休，在其他调查机构任职，并领着更为优渥的工资。
里克·詹姆斯——沃尔登的搭档——去了美国国防情报局工作。里奇·贾尔维和鲍勃·麦克埃利斯特去了联邦公共辩护人办公室。贾尔维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哈里斯堡分部工作，而麦克埃利斯特则在巴尔的摩分部工作。
加里·钱尔斯先是去了卡罗尔县州检察官办公室，而后又成了巴尔的摩县的凶案组警探。杰·朗兹曼也去了那里。在此之后，朗兹曼的儿子子承父业，也成了当地的警探。随着他们父子的到来，这个县凶案组再也不愁没笑话听了。
最近有一次，杰·朗兹曼通过无线电问他儿子——儿子的警衔比老爸高——是否看见了他们正在跟踪的可疑车辆。
“盯着呢，老爸。”他儿子简洁地说。这次任务中的其他人员都笑了起来。
在失去罗杰·诺兰的庇护之后，特立独行的哈里·艾杰尔顿很快就被孤立了。
1990年，他长期的搭档艾德·伯恩斯完成了针对沃伦·伯德雷贩毒集团的FBI与巴尔的摩当地警局的联合行动，回到了凶案组。伯恩斯向上级申请成立特别行动小组，用以调查巴尔的摩另外的暴力贩毒组织。这份申请并没有得到回应。1992年，失望的伯恩斯领上了退休金，来到巴尔的摩市的一所学校做起了老师。一两年之后，我找到了他，说服他跟我一起前往西巴尔的摩报道并写作《街角》。我们之间的合作目前仍在继续着——现在，艾德是《火线》的编剧及制片人之一。
艾杰尔顿选择离开诺兰的分队——曾经，他的警司总会照顾他；曾经，他的警司会替他抵挡流言蜚语。他从凶案组调到了日益强大起来的暴力犯罪特别行动组。他相信，他有机会在这里接手他和伯恩斯希冀的重案大案。
然而，暴力犯罪特别行动组让艾杰尔顿失望了。它变成了一个小打小闹的地方，只会负责一些毫无意义可言的小行动，比如说去街上逮几个小毒贩子或对某个藏毒点进行搜查。于是，艾杰尔顿的叛逆心起，全然不顾上级领导的命令和同事警探的非议，径自离开了那里。只有哈里·艾杰尔顿才干得出这种事来。
在此之后，艾杰尔顿负责了一个堪称荒诞且具有存在主义色彩的任务。一个副局长指派他前去寻找一把被巡逻警丢失的配枪——后者是在东巴尔的摩执法受了伤之后丢失它的。几星期之后，艾杰尔顿找到了那个拿到配枪的东巴尔的摩人。两人试图进行交易。艾杰尔顿的筹码是好几盘黄色录像带——这些录像带是在某次突袭藏毒点时找到的，当时它们被整整齐齐地放在一个皮箱子里。艾杰尔顿向拿到配枪的人保证，这些录像带都是他的私人珍藏，没有人会过问。可是，就在两人快要达成交易的当口，一个上级领导把艾杰尔顿给举报了。他说艾杰尔顿没有把录像带和皮箱子作为物证交出来，是种渎职行为。艾杰尔顿因此被上诉，还被停了职。然而，就在本案听证之前，有人看到艾杰尔顿来到了西巴尔的摩，虽然被停职可腰里还别着配枪，他竟然还在和一个他所谓的线人谈判。
唐纳德·沃尔登——警局里的智者——总喜欢指着巴尔的摩市警察局行为守则说：“如果他们要搞你，那你一定会被搞。”
警局早已对艾杰尔顿失去耐心。他对指挥系统的漠视，他对除了案件之外任何其他事物的不闻不顾，所有这些都成了他被孤立的因素。警局早就想搞他了。在因此案被上诉之前，他总以为自己能做满二十年，然后拿着退休金全身而退。可现在，他只是一个为多家公司服务的安保人员。
艾杰尔顿在拉托尼亚·瓦伦斯一案中的搭档汤姆·佩勒格利尼依然执着于这起悬案，也依然毫无收获。最后，他再次找到了“捕鱼人”。他企图说服“捕鱼人”在一张纸上写下自己有罪与否的证词。他告诉“捕鱼人”可以把它藏起来。
“我会在你去世后才打开那张纸，”佩勒格利尼对他说，“这样，我至少会安心一些。”
几年之后，“捕鱼人”真的去世了。可是，警察根本没有在他家找到类似的证词。奇迹发生与否，毕竟都是个偶然事件。
从巴尔的摩警局退休之后，佩勒格利尼跟随联合国部队去到了科索沃，向那里的警探传授破案的技巧。现如今，他在马里兰州开了一家私人调查公司。
加里·登尼甘现在是个保险调查员。艾迪·布朗和斯坦顿底下的贝提娜·席尔瓦去了巴尔的摩乌鸦足球队做保安。里克·“邦克”·李奎尔变成了警局退休员工服务部的领导，而他雪茄永不离手的形象通过温德尔·皮尔斯在《火线》中对邦克·莫兰德一角的演绎成了最为人所熟知的警察形象。达达里奥队伍中的其他警探——唐纳德·金凯德、鲍勃·伯曼和大卫·约翰·布朗——都退休了。大卫·布朗在一次对无人排屋的搜查时遭到了袭击，腿部受了重伤，因此被迫退了休。
丹尼·希亚于1991年死于癌症。本书没有过多着墨于他，因为他是斯坦顿的手下。可是，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我跟随他所见证的最为自然的死亡：那是在查尔斯村的一处公寓里，一位钢琴教师在自己的床上走完了这一生，收音机里还轻声播放着音乐。
那是拉威尔的《悼念公主而作的孔雀舞》，知识丰富的希亚告诉我。
“多么安静、完美的死亡啊。”他对尸体点着头说——每当我想起希亚，就会想起那一刻。
去年，唐纳德·瓦尔特梅耶也因癌症去世了。在此之前，他便已从巴尔的摩凶案组退休，并来到了马里兰州东北部的阿伯丁警局做调查员。
麦克拉尼和瓦尔特梅耶曾经所在分队的其他警探赶去阿伯丁参加葬礼。他们在那里遇到了瓦尔特梅耶后来的同事。他们发现，他们心目中的瓦尔特梅耶一模一样。那个既让人爱又让人恨的瓦尔特梅耶呀。两批穿着不同制服的警察都说，他们是如此有幸，才能和这位出色的调查员及知名混蛋共事过。
与此同时，那个曾经的“实习警察”仍然“在逃”。有关他的谣言在和他相识的那些老探员中流传着。有人说，他们曾在电视剧剧组巴尔的摩的拍摄现场见到过他；有人说，他应该就在拥挤的制片办公室或编剧工作室里面。有些时候，他会出现在帕克斯维尔的巴尔的摩凶案组大聚会上。每当那些时候，退休的老探员总是会不知疲惫、挤眉弄眼地问他，NBC什么时候才会把大额支票寄给他们。
不好意思，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可是，这位“实习警察”已经准备好把自己的信用卡贡献出来了。因为他知道，出于很多很多的原因，他的这一辈子都亏欠他们——他们中的每一个。而这种亏欠，并不是一百杯酒就能偿还的。